黄祺 谢璨灿

“戒烟最容易，我已经戒了好多次了。”如果把“减负”替换进刚才的这句笑话，歪逻辑依然成立：“减负最容易，我们已经减了好多年了。”

每年9月开学季，所有人都知道，又要谈“减负”了。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减负”消息有两条。9月8日，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即便已经不在教育部门工作，王旭明的言论还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显然，他的话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后一条新闻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国家教育部就新的小学生减负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一条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对。

两条新闻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减负”、对教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快乐，但面对社会竞争，我们又不得不要求孩子们接受更多的训练，以便有能力去应付这个现实的社会。

教育是与社会环境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因此，任何脱离社会需要来批评教育的意见，都不可取。如果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今日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方式真的那么差吗？这些年“减负”减到点子上了吗？中国教育弊病只是教育的问题吗？毫无负担的教育真的是好的教育吗？

作业困境

距离国庆长假结束还有两天，初一学生晓禹（化名）开始有些心事重重——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只做完三分之一，还有6张试卷等着他完成。如果按照一张试卷2小时的速度，他需要12个小时，这意味着，接下来的2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要趴在桌子上了。

晓禹小学阶段成绩优秀，目前在中国内地三线城市的一所初中上学，这所学校在当地算得不错，晓禹在新班级里也保持着学业上的优势。但这名“好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长假的前几天实在是有些“放纵”：跟着大人走亲访友，约上小学时的小伙伴玩滑板，一天的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哪里还想得起作业的事。

曉禹母亲也“纵容”了儿子几天，现在不得不在儿子头上悬起“警钟”：“明天7点起床，哪儿都不要去了。”其实，晓禹母亲也有些矛盾，13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交友、喜欢运动的年纪，而现在的孩子却要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课堂、花在作业上。

晓禹的经历，是长假中很多中小学生的缩影，据说，有的孩子随父母旅游，只能在大巴上赶作业。作业，被视为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学业负担承重的象征，因此，在中国教育界提出的各种“减负”措施中，减少作业量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是，不做作业就能让怨声载道的学生和家长满意吗？

教育部8月22日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不留作业。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

规定的制定者一定以为，这样的规定会得到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因为过往在讨论学业负担过重时，学生和家长抱怨最多的，就是作业太多，学生休息和活动的时间太少。

但反馈意见却充满戏剧性。在收到的近6000条意见中，九成对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规范考试、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一小时等规定表示支持。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留不留作业问题，大多建议还是倾向于小学高年级应该适当留些作业。

面对汹涌的民意，教育部第二次征求意见的“减负”规定中，关于作业的规定变成：“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作业多了大家抱怨学生太苦，作业少了大家又不同意——作业困境映射出中国教育的困境。教育部门主导的“减负”年年有新招，但学生的学业负担却越减越重；“零起点”、“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提倡多年，但学生却没见快乐起来。

很多家长因此对中国教育失望甚至绝望，送子女去海外读书早已成为风尚，还有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以逃避他们不能认同的学校教育方式。

什么是“减负”

2013新学年，上海市闸北区一所公办小学的朱老师又迎来一批新学生。媒体上，上海将全面推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新闻铺天盖地，新闻中说，上海在小学一、二年级全面推行“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即“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教师不能随意拔高教学和评价要求，不能随意加快教学进度。

听记者讲起这条措施，当小学教师已经十多年的朱老师反应平淡：“‘零起点我们一直在做啊，今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减负”年年讲，身处教育一线的老师有些“审美疲劳”，跟教师一样“疲劳”的还有家长和学生，大家心里都明白，“减负”减它的，该补的课还得补，该做的习题一道都不能少。

难怪公众对“减负”习以为常，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著名教育专家尹后庆的统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历代领导人都曾关注过“减负”问题，由国家下发的“减负政令”不下50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就曾发文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

“减负”60年，让人尴尬的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公众因此对“减负”失去信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在向《新民周刊》谈起这个尴尬时，一点也没有避讳，对于“减负”困境，他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

倪闽景认为，“减负”这个词本身就不够准确。“读书本身肯定就是有负担的。我们反对的是对学习来说没有意义的负担。”采访一开始，倪闽景就阐述了他对学业负担含义的认识。“减负”多年后，学业负担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一度，人们把毫无压力的学习当作“减负”的目标。

学习都有压力，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很多成功人士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都喜欢谈起儿时求学的辛苦或者严师的苛刻，但大多数人把这些“学业负担”，视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正面动力。最近一篇名为《谁说死记硬背会扼杀创造力？》的文章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美国作者从他儿时的音乐老师谈起，讨论严师对于教育的意义。作者的结论是，批评、惩戒、压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独到的作用，而创造性与刻苦的训练并不矛盾。

由此，学业负担就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毫无负担的学习本身就值得怀疑。倪闽景讲起一个例子，在他做老师的时候，他曾指导学生做科技课题，攻关阶段，一帮学生跟着他奋战48小时，饿了吃面包，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但学生们乐在其中，一点都没有喊累。

这样说来，快乐学习并不等于零负担的学习，倪闽景认为，“减负”是要提高教育的效率，尽量减少那些对学习无意义的学业负担。

不快乐从哪来？

但现实却是，大量学生的确还在为无意义的学业负担付出巨大的精力，“减负”为何越减越重？

一个最常见到的说法是，高考是学业负担的罪魁祸首，看看那些“神一样的学校”，你就会相信这一点。从经济上看，衡水市是河北省比较落后的城市，但却让高中生们趋之若鹜，衡水中学，就是一所“神一样的学校”。今年高考，考入北大清华的衡水中学毕业生有104名，进入港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有77名。如此傲人的成績背后，是高中生们每天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无缝式”的学习节奏，这样的强度，很难说有多少快乐。

曾经，改革高考被认为是“减负”的灵丹妙药，但是，经过了高校扩招、部分高校自主招生、高考科目改革等种种改革后，学生学业负担重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相反，全国各地像衡水中学一样的“高考机器”风生水起，这些学校重压出成绩的应考方式，成为了其他中学效仿的目标。

今年，高考改革又传出新的消息。有媒体报道，江苏省正在酝酿的新高考方案中，有意尝试探索英语科目的“一年两考”，不再计入总分，而是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高校在录取时将对英语等级提出要求。

江苏历来是高考大省，由于考生众多，要进入高质量大学，需要付出比其他地区学生更多的努力，学业负担也要重得多。但是，江苏的计划很快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不但不能为学生“减负”，反而会增加负担。

上海也透露了一些新举措。媒体报道，上海高中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今后将会用于大学自主招生选拔、作为目前高校自主招生的资格初试甚至代替笔试成绩，新政将在未来几年内开始实施。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高中生为了应对学业水平考，整个高中三年都在应试，学业负担更繁重了。

和上海的新措施类似，很多高考相关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为了缓解“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措施频出，学业负担却没有减轻多少。

在倪闽景看来，高考还有改革的空间。“一方面要提高命题的科学性，我们的考试题目一会儿难一会儿简单，弄得孩子们没有方向，命题应该基于课程标准，提高命题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利用考试的指挥棒作用，让学生们抛弃死记硬背、反复操练的模式。另一方面，高考报名要逐步走向社会化报名，避免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比拼，逐步在社会上形成教育教学是学校的事，但考试是孩子自己的事。”

倪闽景还认为，从长远来看，必须要提高学生对考试科目的高选择度，这需要高校招生政策的调整。到了高中，有些孩子的优势项目会慢慢凸显出来，而考试就这么几门，实际上是扼杀学生志趣和专长的。

近几年部分高校推出花样众多的自主考试，宣称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但倪闽景却对此并不乐观。“现在的千分考、华约北约等考试，虽然对高校招生有一定价值，但从减负角度是起反作用的，因为考试的内容依然是高度一致的，高校依然是站在掐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没有考虑招生对基础教育的强烈导向作用。如果高校以专业平行志愿为主，学生可以在语文、数学必考的基础上，自由选考与专业相匹配的科目，那么，学生在高中阶段的个性发展将十分突出，而高校也能找到真正需要的人。这个模式叫做爱尔兰模式。”

但高考改革不等于降低考试难度。“简单地降低高考、中考难度，或减少考试科目，不可能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试想高考就考一门语文，语文就考一项内容写字，写字就考写一个字“大”字，相信全国的孩子都会疯狂地陷入对应的更无聊的应试训练当中去，负担一点儿都不会轻。这个判断告诉我们，学生学习负担本质上不是考试的难易问题。所谓的负担重，不如说学习没有意义，我们要思考与改进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学得更有意义，也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高考、中考除了选拔，还有其他意义吗？

教育需要启蒙运动

倪闽景对“减负”越减越重的现象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如果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看，第二排也会跟着站起来，最后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同样看完一场电影，但大家都累死了。”显然，高考并不是导致第一排观众站起来的唯一原因。

如果教育系统的“减负”措施都能够实现，中国的学生们就真的能够快乐起来吗？现实中的事例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学校规定说不让学生把书包带回家，家长就去学校偷书，或者买一套教材放在家里。” 倪闽景说到的不是笑话，而是真事。尹后庆把这种现象叫做“按下葫芦起了瓢”：教育系统为学生减负，家长那边却带着孩子补课、买习题书，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加码。

可怜父母心，倪闽景说，家长的做法是现实的选择，但社会对于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家长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规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别。同样的作业，有的学生觉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觉太多，压力太大。”倪闽景的说法恐怕很难被一些家长接受，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哪怕是“一般般”也不可以。

家长们的心态与这个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转型期，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往往非常高。迪士尼经典动画《蓝色狂想曲》中有一个情节，一位妈妈拖着小姑娘上舞蹈课、钢琴课、美术课、网球课，大街上穿梭着带孩子“赶场子”的家长们。倪闽景认为，从社会发展程度看，现在的中国跟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像，而如今中国的教育现象，也曾出现在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

家长的心态表现出代际的变化。“我的父母，完全不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小时候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中国的60后70后有着和倪闽景类似的感受，这些人成为家长后，由于对社会竞争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往往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而当80后90后逐渐成为家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给子女的压力，会小很多。

社会的焦虑需要时间化解，作为教育官员，倪闽景首先考虑怎样通过改善教育行为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倪闽景说，教师是专业人士，教师应该知道小学生需要9小时的睡眠，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学生的休息时间，不仅要考虑自己布置的作业量，其他科的老师还有作业。

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行为，就必须改变对学校和教师的評价方法，从2010年开始，上海教育系统推出“绿色指标”，这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复杂评价系统，试图改变教师只关注成绩的行为。倪闽景介绍，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连续12次对课业负担的监测中，直到2011年学生学业负担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到目前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透过这个指标，倪闽景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师生关系越好，学生成绩越好；学生学习动力越强，成绩越好。倪闽景认为，这些结论反馈到学校后，教师们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布置太多作业的老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师生关系自然不会好，如果老师发现师生关系融洽会提高成绩，那么他又何必去布置那些过量而无意义的作业呢？

回到对学业负担的定义，倪闽景认为，学业负担一定伴随着学习的过程，减轻不必要的学业负担，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学业负担应该是有梯度的，年龄越小应该越轻，幼儿园小学阶段应该非常轻松，随着心智的成熟，承受压力的能力越来越强，学业压力也应该逐渐增加，按道理，大学阶段应该是最重的，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

遵循这样的规律，上海市很早就开始从小学入手，为低龄学生减负。2008年开始，上海开展“幼小衔接”，小学新生入学的前2个月用来适应新的环境和学习方法，不上新课。另外，前年开始小学每周有半天“快乐活动日”，小学生不上文化课，开展各种活动。今年，教育部门又对一年级“零起点”做了详细的规定。

规定不少，但执行还取决于学校和教师，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教师素质制约了“减负”政策的推行。“我们有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急需提高，他只知道多布置作业。如果3道题能让学生搞懂问题，为什么要做30道？但这些老师就是不知道挑哪3道题给学生做。”

现实的背景是，教师还不是一个太具吸引力的职业。“教师待遇是否高，标志是教师这个职业能否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但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教师。”倪闽景提到广受称道的芬兰教育，在这个国家，高素质的人才选择成为中小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