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黄彦 张义学

约束县委书记权力泛滥的方法很多，但是，这个职位仍然被称为“最危险的职位”，贪腐滥权者频频落马，“前腐后继”。在睢宁政改之前，各地各行业也频频出台过“禁酒令”等改变干部作风的各种禁令，成效并没有巩固下来。甚至，一些县去睢宁取经，照搬、照抄睢宁政改的各项规章制度，晒出“权力清单”，仍然无法改变当地的政风。因此，我们应该给读者剖析：睢宁是如何突破改革瓶颈的？睢宁改革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睢宁的改革成果令人瞩目，改革创新促进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高度适应，昔日的“问题县”呈现出“迎风起飞、见势增长”的良好态势。即使在宏观经济非常困难的形势下，睢宁县的经济依然能够创造奇迹，保持较快的增长。

人们惊叹的同时也开始疑惑，长时间在怪圈里徘徊不前的睢宁怎么能在短短几年内突围成功呢，睢宁大发展的同时又是如何突破改革中的一些难题？

改革的核心是“限权”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权利的合理利用，才能防止腐败。而从源头上下工夫，也就是规范权力的行使过程，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睢宁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限权”，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县级政权是我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实践中，县委书记被称为“最危险的职业”。县级权力运行的乱象屡见不鲜，权力过于集中、政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被认为是腐败高发的根本原因。

睢宁在改革过程中就抓住了“限权”这个核心，对县委全委会、常委会的权力，县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要职的权力划分明确清单。为什么这样做？王天琦解释说，很多时候，县委容易把县政府的权力直接拿过来，需要划分权力清单，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决议的方案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票决通过的，政府启动实施，不通过的返回政府，重新拿出新的方案，县委常委会不直接提出具体的方案和建议。政府常委会议行使决议权，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两者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防止了不当用权。

改革过程中的阻力不可避免，然而，改得好不好，推进难不难，关键问题就在一把手。县委书记除了能够对当地的重大项目和人、事、财进行支配外，还可能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命运，而别人很难对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王天琦认为：“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

因此，县域改革中，要建立“一把手”分权制度。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对各类权力实施科学分解，最大限度地防止县委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力。保证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又能互相把关、互相制约，使权力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以“科学工作法”破题

很多地方进行体制改革时也列出了漂亮的“权力清单”，但执行起来依然我行我素，充斥着暗箱操作和各种潜规则。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么睢宁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仔细观察发现，睢宁政改渗透着领导班子“善于发现问题、敢于公开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勇于追究责任、实施案例教育、反复归纳演绎”的科学工作法。正因为如此，睢宁的政治改革才能脱颖而出。

综观睢宁改革中的无例外问责和公开透明机制，无不体现着科学工作法的影子。例如，睢宁每年开展一次民意调查，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而问题能够有效解决，源于能够勇于追究责任。最严厉的是一次“软环境治理”专题常委扩大会上，对收回的7040张评议票现场计票，当场宣布免去县交通局、法院执行局、公安局睢城派出所等主要负责人职务，真正实现了民意影响干部去留。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制度体系，但是并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可，更无法执行下去，原因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按章落实。

责任与权力总是相关的，追究责任、强化问责后，对干部进行案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睢宁对处分时间满一年的干部进行跟踪考察，改正错误、工作积极的干部，经确认符合重新使用条件的，按照组织测评、群众决议、两委投票等程序票决通过后重新使用。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执行力，树立党的公信力。

以立体监督为保障

公权腐败之所以成为一个久病不治的顽疾，与监督机制的长期疲软有很大关系。具体到县级政治体制改革中来，无论是对“限权”动真格，还是落实“按单用权”，都必须靠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驾护航。

睢宁县建立了“勤廉双述”、“一述双评”、“一述双评三监督”三大制度，形成公开、透明、立体、开放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让执掌权柄者对“权力清单”真正有所敬畏，不敢越雷池半步。

对村干部实行“双述”（述职、述廉），让群众参与到村务管理中去。科级干部受“一述双评”（一把手公开述，班子成员书面述，并接受群众评和组织评）。同时，县委会出台“一述双评三监督”相关制度，深化严管干部工作。

有人质疑，“一个权力清单，一张流程图，就能给权力套上‘缰绳’”？睢宁的“杀手锏”是引入社会监督，用强大的民意洪流裹胁权力回归本位，使掌权者心甘情愿地穿上“紧身衣”。在睢宁，干部不拒绝监督，除了党纪法规规定不能公开之外，全部公开。网络问政以及会议通过网络、电视进行全程直播等措施，使干部时刻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干部作风不断改善，县、镇、村三级干部的权力运行得到有效规范。

“自逼-倒逼”机制:治庸官

睢宁县委县政府敢于突破现时官场的一些潜规则和显规则而大胆进行改革创新，源于自逼机制。即“自己逼着自己干”。从“一把手”到各级领导，实行“一切立足于干成”，“工作上去，干部上去，待遇上去”。让干部看到干与不干就是不一样，干好干坏也不一样。激励整个干部队伍要真正尽职尽责，认真履行职能，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实践证明，有效地建立起自逼机制的地方，短短一两年内，干部作风都会有明显好转，地方经济几乎毫无例外地飞速发展。而且由于有效地阻止了腐败滋生蔓延，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的局面也被迅速扭转，初步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稳定。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更难”。深化改革必然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有困难更有风险。如何面对这种挑战，通过建立起自逼机制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难办，才使我们畏缩不前；而是因为我们畏缩不前，才使改革开放的事情难办。”

“网络问政”进行社会管理

对于网络，不少领导干部或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甚至视其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然而，睢宁县委、县政府认为，网络是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新窗口，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党的声音权威宣传阵地，和传统媒体一样，成为政府联系社会的“话筒”。2008年，睢宁百姓登上“西祠胡同”，通过网络诉求民意。睢宁各部门组织专门人员实现网络的常态发声，不怕拍砖，直面网民，主动应对。“上网察民情”、“下网解民忧”，对民意充分尊重，让民意自由表达。

睢宁能够成功利用网络载体进行社会管理，一是常态发言，固化了“网络问政”；二是打通了沟通渠道，信息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三是网络威严执法，明确了虚拟社会的责权边界；四是官民网络互动良好；五是网络公开、网络监督和干部问责密切关联。网络时代，传统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必须重视新形势下的新方法，可以说，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