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童伟 吴燕

(1.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2.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