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王英伟的午餐是一份简餐，几片鸡肉，一小碗米饭，一杯乌龙茶。他吃得匆忙，之后还要从北京赶去承德，参加当地一个民间团体的活动。

他曾是不安分的青年、中年，如今是正在进入不安分的老年。

早在1975年，他就进入香港政府，一路官至香港工业署副署长。1992年却在事业得意之时，下海经商。

20多年来，他在香港商界亦风生水起。先后在多家香港上市的知名物业发展及建造集团担任决策管理职位，包括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恒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和瑞安建业有限公司及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如今他是具有75年历史的老牌建筑公司新昌营造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有着逾30余年工作经验的他，仍年轻而富有活力。

下海

1992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5年。

王英伟决定“下海”。

当时，他已经是港府华人官员中高级成员之一，处于“事业的高峰”，当他递交辞呈时，他的老外上司很惊讶：“你为什么要走？”

“我们很器重你，即使到了1997年之后，我们也会帮你安排一个不错的位置。”上司坦率地说完后，将王英伟的辞呈锁进了保险柜，“给你一个星期考虑，否则我就撕掉它。”

当时的王英伟，履历很简单，从香港大学毕业，考进了港英政府，成为一名政务官员，这是港英政府重点培养的新一代接班人。他一路做了17年，到1992年时，他已是香港工业署副署长，“相当于大陆这边的国家经贸委主任这一级别”。

“该懂得我都懂了。如果60岁退休，那时我还有二十几年，我愿不愿意重复做我以前做过的事？”王英伟反问自己。

做工业署副署长时，王英伟因为交流所需，经常和其他官员到大陆来看。他发现：“势头太猛了，中国神州那么大，我当官员只能守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我不甘心，我要去闯。”

他其实不需要一周的时间，答案早已在心中。

身为高级官员时，他的生活无忧，享有各种待遇，比如有专职司机，“我去出访的时候是香港员工陪着我，到美国一下飞机就有人接，我要演讲的时候稿子都备好了，很舒服。”此外，他还住着港府分给他的300平方米住房，条件很好。

辞掉副署长职务后，政府在两个月内收了王英伟的房子。彼时香港房价已经很贵，他的钱只够一套地段较好的15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款，10%，他需要月供另外的90%，一夜之间，他成了房奴。

孩子还小，老婆有点愁，但知道他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没有反对。一家人从300平方米搬到150平方米，所有家具都扔掉了，因为摆不进去。当时王英伟对老婆说，“总有一天，你会住得比这里大。”

多年后，王英伟对《中国新闻周刊》承认：“男人嘛，当时讲这句话也没底的，但要敢于承诺。”

199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中国内地大批政府官员“下海”，是为92派。在王英伟看来，自己差不多就是香港的92派。“因为邓小平南巡，确定了改革路线，但从那一年南巡讲话起，大家就看到了一个势头，就义无反顾。”王英伟掷地有声。

下海就去上海

王英伟无疑是抓住了机会的人。

1992年3月10日，上海市市长黄菊向中外记者宣布，为了进一步支持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中央年初又给上海扩大5类项目的审批权，增加了5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权。

王英伟“下海”后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回忆往事时，他不禁打趣：“我这个顺口溜挺好的，下海就去上海。”

他加入了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地产生意为主的企业，他担任副行政总裁。上班一个月，他就被老板派到了上海，任务就是“找机会”。

他问老板：“为什么派我去？”

老板笑着说：“整间公司，就你懂普通话。”

“那到上海与谁接洽？”王英伟又问。

答复：“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找找吧。”

王英伟拎个皮箱就到了上海，当时还没有浦东机场，他从虹桥机场一出来，有点蒙：人生地不熟，要往哪里去呢？

港商曾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对财富的想象。第一个月，这个年轻的港商到处跑，居然和6家公司签好了合作意向，他觉得好得意，这也太顺了，但结果没有一家坚持到最后履约。

“明明跟单位说好了，后来区里的领导说不想做这个项目，然后又轮到某某书记反对，各种阻力。”王英伟有点挠头，后来他才搞清楚，内地的体制有个“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光和单位负责人谈好了，是不算数的。明白了制度，他以后就打四次交道，逐一拜访。

17年的港府官员，给他两样东西，终身受用。

一个是“视野”。“我看事情看得很远，跟下棋一样，能看出三步以外。”当年香港政府送他到牛津大学游学了一年。假期时，港府要求他拿出一个旅游计划，去各国游历，然后回来写报告：看到什么。十年后，王英伟又被港府派去哈佛大学读硕士，要他两年要把硕士学位拿下来，“就是要我接触世界，跟最顶尖的人接触、学习。”

另一个是“胆量”。“我进港府，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决策阶层，有判断以后你敢去承担，因为我不是神，肯定有不对的，肯定有失败的，但是你敢不敢承担，承认错了，修整、微调。”

王英伟做政务官员还学到了如何不断接受新任务的本领。那时政务官员每三到四年换一次岗，“我今天换了这个位置，如果有记者招待会我就要站出去，我就是这个项目或者这个范围的专家，就要通宵地看资料，硬背，一出什么问题就能解决，这种训练让人能很快地转换角色。”

人生回力标

1992年至今，王英伟的内地经历，恰似一个样本，折射了港商这一特殊群体的变迁和多样的体会。

当年刚到上海，土地出让的程序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有规，“什么价格是您跟区长谈的，并没有标准，不像现在有招牌挂。”王英伟回忆说，随意性很大。

王英伟托人见到了上海曾经的老市长汪道涵，当时他已经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王英伟就跟汪道涵说起这个“随意性”。

在王英伟的记忆里，汪道涵当时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在改，我知道你们外商来这里，如果要盖一个房子，我们数过大概要七十几个章，盖章的部门很多，你们又不懂，你来了没有头绪，叫你跑这些头都晕，所以以后我们就要改革，改成一个一站式的服务，集中一个办事处，你们就不用跑了。”

章是变一个了，但是柄很长，有时还迟迟盖不下来，所以汪道涵说，改革过程当中要不断实验，不断改善一些官僚系统。这些话让王英伟印象深刻。他说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在内地投资的信心。

进入上海9个月后，王英伟就拿了两块很好的地块，一块在淮海路，一块在延安路，都是市中心黄金地段。

1993年，王英伟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以及筹委会委员，参与香港回归的过渡安排。他因此有了更多身为内地政府官员的朋友。

但到了1994年，香港房地产进入低潮。他离开了嘉华集团，开始反思：“地产低潮这几年，我该做什么？”

因为有政务官的背景，他很会看政策，也与北京有接触，得知当时中央要发展基建，他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承包路桥收费”。

当时杭州的钱塘江三桥刚刚建好，王英伟出资8亿多元人民币，承包路桥收费，之后几年，公司在内地收购了很多路桥，到1998年时，已在筹备上市。

就在去新加坡联交所提申请表时，时任总理朱镕基宣布：为了拉动内需，中国发行了2000多亿国债，原本和王英伟谈好项目的一些地方政府，此刻反悔了，他们说：不用你出资了，政府现在有国债了。

若干项目夭折，王英伟的上市计划泡汤了。他将手里的路桥，又一条条、一座座卖回给政府，之后彻底结束了路桥生意。

几年的基建基金管理人的角色，在王英伟看来，不是很成功，但也没亏本。同时，从1998年起，他开始了自己后来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港区代表的生涯。

他回忆说，自己曾经7年内做过香港5个区的区长，1997年，香港要选人大代表，由小团体选，彼时刚刚回归，王英伟从来没竞选过人大代表，要自己发动争取选票，就打电话，包括一些不认识的人。一天，一个人打电话来他公司说：王先生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是观塘鲤鱼门村的村代表，我有权投票。

王英伟以为对方有求于他，就问：“有什么能效劳的？”那人却说：“我爸爸以前是村代表，现在我承继了，我爸爸做村代表的时候你是观塘的区长，我那个时候是小孩，他一直跟我说王英伟是好官，今天你来竞选人大代表，我这一票你不用求，你去做别的事情，我这一票是给你的。”

王英伟很欣慰，他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不会说因果，但人生有时像一次投掷回力标，好好地投出去，一定能顺利接回来。

从NO.2到NO.1

2000年，他受聘加盟瑞安集团，担任副主席兼常务总裁。这家成立于1971年的香港企业，旗下有房地产、建筑及建筑材料业务等。

这个时期，王英伟一手操办的最大手笔，就是日后被全国人民记住的上海新天地项目。新天地项目之后，王英伟一口气在重庆拿了300万平方米、在武汉拿了200万平方米、在大连拿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开发权。

新天地一炮打响后，王英伟很快就帮助瑞安集团在2006年在香港成功上市。

瑞安集团上市后，企业运作趋于稳定，王英伟开始想，“一辈子都是做NO.2，做NO.2很舒服，但是也很担忧，现在是时候我自己干一番事业了。”2007年，王英伟离开了瑞安集团。

但一切还得看机遇。

2007年，已经是香港商界名仕的王英伟，被聘请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校董会以及咨询会主席。同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他颁发了银紫荆星章。

自己的生意也有了起色。当时，经营观澜湖的骏豪集团收购了香港老牌建筑公司新昌营造集团，并邀请王英伟加盟，担任主席。新昌开始架构改革，最重要的改动是，成立了地产部，自行发展推售楼盘。

“为了成立地产部，我建立了新的团队。”王英伟说，此后五年，“新昌的营业额从每年二十多亿增长到九十几个亿”。

当时香港政府宣布要做十大基建，包括建新机场、高铁等，王英伟看到了商机。他说，“如今我们在做高铁，高铁过深圳那一段的隧道就是我们在建，地铁沙中线也是我们在建。”

都是大项目。王英伟发挥了看准政策和趋势的本领，又看到香港政府宣布“香港教育、大学教育三年改四年”的新政策。“我就叫公司成立个特别部门，专门去拿大学的合同。”王英伟说，那时香港有8所大学，大概有6所是他们负责建校舍。

看好内地“城镇化”

直至2012年，王英伟看到，香港的十大基建项目都快建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琢磨：下面要做什么？这时候，他看到了内地的“城镇化”政策，于是投资去了辽宁铁岭。

“我的订单5年前是三十几个亿港币，现在是270亿到280个亿，所以两年多不接单，我也够了。”王英伟说。

“我经常说，领导一个公司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批文，我是云游四海。”王英伟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他刚刚从巴厘岛回来。他去参加APEC会议了。“全世界的领导，一个一个上台演讲，两天下来，整个世界的局面怎么样都能了解，所以再辛苦我也要去。”

王英伟刚刚在北京完成了一个价值人民币20亿元商场的收购。他说，他现在的经营思路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收购商业，保证稳定现金收入。另一条线是，在二三线城市找大地块，配合政府的城镇发展。

城镇化这个关键词，在王英伟看来，就是商机和财富。他将第一个落点，就放在了铁岭，一个赵本山小品里的“大城市”。

王英伟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第一次知道了“铁岭”这座城市。

世博会期间，铁岭新城以环保低碳的独有特色，从全国600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作为未来世界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发展危机的典范，成为唯一一个入选地球馆的中国城市。城市地球馆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五大主题馆之一。

这让王英伟眼前一亮，他立即飞到铁岭市，实地考察铁岭新城。

铁岭是辽宁省14个省辖地级市之一，如今被确定为沈阳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按照辽宁省政府的决策，铁岭市作为沈阳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城镇化的重点是建设新城新市镇，构建辽宁中部城市群，打造沈阳国家级中心城市。

作为传统农业地区，铁岭老城银州区的建成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04年，铁岭确立工业强市战略，鉴于老城区承载力有限，次年底遂提出建设铁岭新城的目标，提出城市化、工业化双轮驱动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路径。很快，在铁岭县凡河镇，规划面积为22平方公里的新城动工，几乎再造一个铁岭城。

“别的城市旧城改造，是原地修补，而铁岭不一般，有理念，再造一个新城，不再是局部修补，而是一个全新的整体规划。”王英伟说，这很吸引他。当时他看到铁岭新城的布局，觉得“非常合理”，并且交通设施已经到位，高铁已经通车，距离沈阳市中心的高铁车程不过18分钟，每天对开17列，频率高，票价也才二十多元，性价比很高。

2011年，这座规模庞大的铁岭新城，又和开原市、昌图县、调兵山市、西丰县4个县（市）县城等一起，被辽宁省政府列为全省推进城镇化试点单位。

这下子，王英伟觉得，该正式出手了。他还记得第一次到铁岭新城见到的景色，“山清水秀，山不高，只是一个背景，它创造的是水景，环城河贯穿整个新城，路全部新的，绿化丰富，规划很有条理，市民广场已经做好，它还有很多天然的环境，所以我在想，这么宜居的一个城市，大家还不熟悉，绝对的潜力股啊。”

“我做地产发展，比较喜欢整体规划，喜欢操大盘。”王英伟说，20年前的上海新天地是如此，如今铁岭投资20个亿的星悦南岸综合体项目也是如此。该项目一期占地180公顷，总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他拿香港来比较。曾经有个叫太古城的楼盘，原来是做船的地方，很偏远，当年香港最大的地产集团太古集团去开发，很多人还不明白，为什么去那么远建，但现在，那里是香港最抢手的中产阶级聚集之地。

在铁岭，王英伟能感受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比如，王英伟设计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做成室内水上乐园，最初消防遇到了问题，超出当地原来的安全标准，“但是我这是世界先进的标准，省里就出面，组织专家来论证，如果市里面不支持我，我是很难做的。”王英伟说。

王英伟很关注新闻，他看到最近几年到处是“逃离北上广”的新闻，觉得这正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和机遇。经历过大城市的青年回到二三线城市，能带来大城市的经验，有助于这些地方城镇化的发展。

Why not

除了商人的角色，王英伟的身份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个跨界的人。

他是商人，因为他是两家上市公司主席；他是政治人物，因为他当选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教育家，担任了香港浸会大学11年的校董会主席；他还是青年团体领袖，曾任香港青年协会会长；他是福利界人士，在香港福利咨询委员会担任过六年主席；他还算是艺术界人士，因为他还担任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当然，他也仍然是公务员，现任香港政府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决定每年公务员的加薪标准，“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这个偏偏就是我的财富。”

但无论在香港官场还是生意场，王英伟都被视为强人，虽然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多愁善感。他说，去看电影《唐山大地震》，他太太在一旁还没有哭，他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有时，他也能从电影里找到人生体会。比如电影《返老还童》，讲述一个人出生时已70多岁，越活越年轻，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王英伟就想到，自己的新昌公司已有75年历史，如何保持年轻状态呢？他觉得，内地城镇化大趋势，就是他的一剂良药，他相信自己在铁岭的投资。

而在看另外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时，他看到了坚守内心的重要，即便是在逆境中，即便有时需要冒险。

他说，无论是当初他开发上海新天地还是如今的铁岭项目，总有人问他：“Why？”

他的回答通常也是他的口头禅：“Why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