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索拉纳

几百年来，世界经济的焦点第一次出现了东移。美国开始将“支点”设在亚洲，特别是中美关系，似乎一直在修昔底德陷阱周围起舞——作为历史范式，崛起的大国难免与现有的大国发生碰撞。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前沿彼此均相当谨慎，欧洲应该如何在其中游刃有余？

欧盟需要有自己的东向支点——建立在欧洲的优势上的明确果断的亚洲战略。尽管欧盟人口只有中印之和的五分之一，其在亚洲的军事部署也可忽略不计，但其12.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世界之最。

亚洲国家政府对此也有所注意，亚洲国家严重依赖经济增长解决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就业和繁荣的需求。目前亚洲已超过北美成为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占其总贸易规模的三分之一。欧盟光是与中国的贸易每天就超过10亿欧元，仅次于美国。

此外，欧盟手上还握着颇有意味的资产：它不是太平洋势力，没有身为亚洲超级大国的负担。这绝非劣势，而恰恰是欧盟在亚洲的潜在优势，因为这提供了美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无法具备的外交灵活性。

为了落实其战略支点，美国几乎在每个转折点都受到其地位的困扰——历史超级大国、军事霸权、亚洲盟友的安全守护者。即使美国的东移战略冠上了“再平衡”的名义，也难免会引起一些亚洲国家的狐疑，特别是中国。相反，欧洲可以利用其灵活性成为“聪明支点”。

欧盟必须在三个方面与亚洲展开互利互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欧盟正在与不少生机勃勃的亚洲经济体进行贸易自由化协定谈判（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日本和泰国），此次谈判的雄心和规模都超过了此前的双边谈判。大规模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成型，与此同时，欧盟也在继续释放明确的承诺信号，通过成熟的双边协定实现自由贸易。

当然，贸易流相当脆弱。国与国的经济关系带来了互赖关系，减少了冲突的风险。但如果冲突爆发，代价也会大得多。去年，日本和中国因钓鱼岛问题重燃领土争端，结果日本对华汽车出口在三个月内暴跌80%。

在这里隐藏着亚洲的特殊矛盾：高度经济融合并没有带来能支持持续繁荣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融合。相反，亚洲仍深深地被未解决纠纷、周期性民族主义和边界纠纷困扰着，所有这些都因为一些强国的不对称崛起所引起的担忧而愈演愈烈。

地区融合是亚洲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欧盟介入亚洲的第二个角度。欧洲曾经因为战争四分五裂，但如今，很难想象欧盟国家间会爆发武装冲突。欧盟的制度框架有利于让亚洲从频发的灾难性战争走向和平与繁荣。

但营造这样的制度框架是艰巨的任务，欧洲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并且仍在进行这样的探讨。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和危机暴露了欧盟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而每一次艰难的新生让欧洲变得越来越强大。在不采取家长作风、认识到自身也在不断改进中的基础上，欧盟应该更多地参与亚洲的现有结构的建设，提供自己的经验，比如在2015年，将东盟建设成以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为支撑的一个联盟体。

在未来一系列重要议题上，欧盟和中国或许会发现它们是天然的伙伴。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其承担与经济分量相称的全球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可能会发现欧洲是个出色的伙伴，不管是与美国一起构成G3还是与欧盟的双边合作。

就拿中东来说吧。中国和欧洲可以在美国国内能源革命削弱了其在该地区的关注度后所造成的真空中找到共同利益。到2035年，中东90%的石油出口将流向亚洲。随着中国日益依赖中东的能源，深化与石油生产国的互动的需要日益紧迫。作为中东经验丰富的近邻，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

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大手笔刺激计划驱动下，日本正成为另一个重拾信心的亚洲巨人。日本通过与美国和其他亚洲和美洲国家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谈判，迈出了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化脚步，也提振了其地区参与，在这样的环境下，欧洲必须增强其与世界第三大国家经济体的联系。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雄心勃勃的双边贸易谈判，预计可以双向提振出口三分之一。

尽管与亚洲崛起大国之间的国与国的联系颇具吸引力，而中国通常也更偏好双边协定，但欧盟成员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国家化将形成掣肘。欧洲需要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在东进过程中稳稳地把自身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