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1962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大事情发生，但具体到普通民众来说，值得说道说道的是，这一年大约是1949年以来人口出生率最低的一年。为何？“三年自然灾害”闹的，“计划生育”根本不用提到国策的地步上来认识，人口自然就下降了

幸运的是，我倒是在这个年份“饿虎下山”的。小时候常听俺娘说，她生我时双腿浮肿，两眼昏花，说来说去是一个字：“饿”。年少时不更事，不理解。直到1980年看到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收获》1980年第1期），才约略地了解俺娘说的那个“饿”字的含义。

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三年间，河南的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上交粮食数百万斤，“反瞒产”反走十万斤，百姓吃树皮，还要反右倾，以致全村断粮，命悬一线。救人要紧！情急之下，村支书、残废军人李铜钟决定开仓放粮，相信毛主席会原谅农民“借”一口粮食活命。不料，却被以抢劫犯的罪名戴上手铐，倒在法庭上。

当年，长辈说，这是河南信阳的故事，是第一次讲“大跃进”“自然灾害”的真相；并忧虑地说：这样的小说也能发出来，作者没准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那年月，思想解放，文学站在“反思”的潮头，小说后来还是获得了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看来，长辈的忧虑是多余的。不过，李铜钟的故事倒一直留在脑海。现在，读到了阎钢的自述《文网·世情·人心》才知道，当年这篇小说的作者还真差点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小说出版的幕后还真有一场争论。

阎钢，老资格的文艺评论家，1978年至1980年代在《文艺报》工作，是文坛拨乱反正浪潮中的思想解放者。他读到李铜钟的故事，拍案叫绝，撰8000字长文予以推荐。及至1981年《文艺报》主持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列为获奖名单第一名。但是，作者所在的河南省有关单位坚决反对小说获奖，理由是小说“暴露黑暗面”，并以“加盖公章的方式转送上级有关单位”。指控者怕理由不被重视，还给作者扣上了“文革”“三种人”的帽子。但是，评奖委员会坚决支持小说获奖。

现在看来，张一弓第一次撕开了“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真相的幕布。当然，这里还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经不确切了。党史专家和气象学家都研究过这三年前后的自然状况，结论是，这三年的气候与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异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害，用当年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对那三年历史真相的探求，都像张一弓一样，从一个个碎片说起，慢慢展开的。譬如，在文艺界，莫言的小说，讲到“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们以煤饼充“饿”；王小波以黑色幽默讲到“知青”和城里人的“饿”相；余华讲到人们在狂热中“活着”的辛酸。而在学界，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同地域的人的回忆文章，像在集体绘制一幅中国地图一样，慢慢积攒，用一个个地域碎片勾勒出那三年历史的完整记忆；而到杨继绳用这些碎片形成一部全景式的历史时，到官方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视这段历史时，李铜钟故事的时代背景才不再那样讳莫如深。

也因此，读者要分外感谢李铜钟故事，感谢阎钢的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