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李前宽感到，江泽民在他的手上轻轻拍了几下。他还瞥见，坐在后面的洪学智在擦眼泪。他想，片子“可能有戏”

对影片《开国大典》的采访，记者从一年前就开始预约。今年3月，该片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现任主席李前宽，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这部为建国40周年而拍摄的献礼片，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扛鼎之作。由于时逢1989年，影片的出炉一波三折。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集体看片审定，风波才告平息。

不过，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陈昊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并不认为这算什么风波，要说是，也只是“茶壶里的风波”。

记者在对外友协的会客厅中见到的陈昊苏，这位71岁的将门之子，比起陈毅当年的元帅之风，显得斯文和气。

“当时动乱刚刚平息，中央领导人都忙得很。他们知道这部影片很要紧，所以提出看一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给予了这部影片有力的支持。尽管此前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影片最后还是顺利通过，并如期公映。”

压力和亢奋

1988年春，在一次圈内人的饭局上，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滕文骥提出，想拍一部电影《开国大典》，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片。

长春电影制片厂主管剧本创作的副厂长张笑天也在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影厂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当即表示愿意合作。

编剧班子由张笑天、长影厂资深编剧张天民、工人日报社记者郭晨（担任资料统筹）和福州军区文工团演员刘星组成。此前，刘星曾与总政话剧团合作，参与排演了话剧《决战淮海》，反响很好。

四人在长春的清华宾馆开了一天的会，由张笑天口述，刘星执笔，写出了第一稿。之后，张天民改出第三稿，张笑天定终稿。

但滕文骥的创作思路是以民国遗老的视角来看新中国建立，双方理念有分歧，最后影片由长影厂单独投资。

1988年7月22日，电影剧本《开国大典》获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和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通过。

之后，正在拍摄电视剧《血洒故都》的长影导演李前宽与妻子肖桂云接到了《开国大典》的剧本。两人因合作导演反映淮海战役的电影《佩剑将军》等影片，在业界已有知名度。

看了剧本后，李前宽和肖桂云心中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创作冲动，这正是他们梦想中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撒得开的好本子，沿着老一辈足迹，跟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打到总统府，一直拍到天安门，过瘾！”

但是冷静下来后，他们发现，拍摄困难重重。

《开国大典》总投资为500万，长影投资200万，电影局资助300万，在当时算是斥巨资了，但相比电影的规模，经费仍然紧张。更大的困难在于，影片已定为国庆40周年献礼片，全部时间只有一年了。而这部影片规模宏大，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就有138个，重要场景有60多个。通常来说，这样一部电影需要筹备一年，拍一年，然后做后期半年。

“就说开国大典那场戏，怎么拍？天安门广场清场？”李前宽微微前倾，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抛出了这个问题。已古稀之年、曾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他，腰板笔直，讲起话来情感丰沛，能瞬间坠入20多年前的情境之中，影片的镜头和台词能信手拈来。

李前宽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创作的亢奋心态并存。而更大的难题在于，在艺术表现上，如何找到更好的电影语言，在同类题材中有所创新和突破。

他们找到的路子是：将开国大典的历史纪录片资料与拍摄的镜头剪接在一起，即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形成新的电影语汇。

李前宽和肖桂云兵分两路，李前宽选外景和选演员，肖桂云继续完成《血洒故都》，之后很快投入《开国大典》剧组，负责服装、化妆、造型等工作。剧组转战全国12个省市，动用了15万人次的群众演员。

“去掉脸谱化”

1988年11月11日，《开国大典》剧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机。

第一场戏，是实景拍摄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与毛岸英谈话的重头戏。

毛泽东对儿子回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时曾跟他谈起过，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似乎都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爸爸，你找到了解决办法没有？”毛岸英问父亲。

毛泽东点了一根烟，坚定地说：“找到了，这就是‘民主二字，人人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曾在多部影片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常常以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的标志性动作，来表现毛泽东的伟人风度。但李前宽要求他，把这些刻板动作抹去，去掉以往的脸谱化。

为此，影片为毛泽东设计了一系列生活化的细微动作，比如，梳头减压、在鞋底擦火柴、一面看书一面嚼茶根等。“毛泽东有亲切、幽默的一面，比如未经过中央同意自己去逛大街，回来后大家批评他，他很尴尬，自己找台阶下。这些都是过去的影片中没有的。”李前宽说。

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一直关注着《开国大典》的创作。1989年3月，在拍摄中期，他和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部分成员一起，审看了已拍的部分样片。他对剧组尊重艺术规律、“去掉脸谱化”的创作态度给予了鼓励，还对毛泽东的银幕塑造，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影片中，中共中央进北平后，中央书记处有一场关于北平建设的讨论。周恩来转述了几位建筑学家的观点，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新中国不同于封建王朝，格局一定要改变，并提倡在城内大兴工业。陈吴苏对这一场戏予以肯定。

“现在看起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未必妥当。但在当时，却体现出一种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气魄。”陈昊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毛主席的塑造，既不能和现在的认识产生大的矛盾，又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把后来的认识强加给他。”

第一次审片

1989年6月11日，《开国大典》拍摄完成。7月份，“双片”制作完成。所谓双片，是由两条胶片组成的工作片，一条为电影镜头，一条为台词、音乐、音响混录而成，通过声画双机同步放映。

7月底，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混录室，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开国大典》双片。领导小组组长是文化部副部长丁乔，成员包括广电部相关负责人和一批党史、军史专家。

看完双片后，全体领导小组成员到北影厂会议室进行讨论。按惯例，导演应该回避，但有人建议，导演一起参与交流。就这样，李前宽和肖桂云被请到了会议室。

电影局原局长、八一电影制片厂老厂长陈播将军首先站起来，向李前宽和肖桂云敬了个军礼：“我以一个老战士的名义，向二位导演致敬，感谢你们为共和国40周年大庆拿出这么好一部献礼片。”

其他审片人员也纷纷表示，片子拍得很好，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艺术再现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画卷。毛泽东和蒋介石没有脸谱化，很真实，演得也好。

8月2日，《光明日报》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陈昊苏主持会议，肯定《开国大典》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是一部划时代的重大革命历史影片。

原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将在8月6日整版刊登对影片的宣传文章，但8月5日，李前宽突然接到通知，说暂不发稿，影片需要重新审查。

“编导者对蒋介石有感情”

8月6日，还是在北影厂的混录室，《开国大典》再一次接受审查。这一次参加审查的人级别更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人民日报》社长高迪，以及中共中央党史办、文献办的领导等。

首先引起争议的，是江青的两场戏。

一场是，在西柏坡窑洞，江青一边给李讷梳小辫，一边说：“我听说淮海战役粟裕不同意中央军委指示的作战打法。”毛看她一眼，没理。江继续道：“这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李讷扑到毛泽东怀里问：“爸爸，什么叫‘不胖不瘦啊？”毛泽东：“孩子少插言，知道为什么你叫李讷，姐姐叫李敏吗？要敏于行讷于言，少说话多做事，懂吗？”

这是李前宽喜欢的一场戏。他认为，既揭示了江青隐藏的干政野心，又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态度。

另外一场戏，是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江青给毛试穿新毛衣，转头看见毛的书桌上放着一封给贺子珍的信，脸色骤变，摔门而去。

对此，审片的领导中有人提出，江青没有资格上银幕。最终，李前宽无奈地删掉了这两场戏，对此，他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过。

对于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颐年堂谈话的那场戏，因为当时正逢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期，参加审片者也提出了意见，认为应把毛泽东的台词中的“民主”和“监督政府”去掉。最后，影片改为了画外音：“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还有领导提出，看到战士给毛主席梳头，觉得不舒服，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小李子对待老佛爷。

中央重大革命题材领导小组组长丁乔曾在第一次审片中对影片表示了支持，此刻他就坐在李前宽旁边。李前宽感觉到，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李悄悄按住了他的手。“他不便说话，我可以说，我是导演嘛。”

李前宽向领导们解释，这几场戏不是杜撰的，有史实可查。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写过，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他每天都要端个大木桶，用温水给毛泡脚。毛靠在椅背上时，他就用梳子替他梳头，因为梳头可以舒筋活血。

当时一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他：“小李，你解释什么，你们把毛主席从神坛请下人间，把蒋介石从鬼蜮请回人间，这本身就没有阶级性嘛！”

“把蒋介石从鬼蜮请回人间”，是影片最受诟病和指摘的部分。影片设计了这样一场戏：国民党江防危机之时，江阴炮台的守卫将领却在打牌赌钱，在牌桌上口出妄言：“老头子把大半个中国都输了，我这还算输？”

蒋介石正好在此时来视察江防。按过去的常规，这时候蒋会大骂“娘稀皮”，并对犯错将领施以严厉的军法处置。但这部影片却反其道而行之：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坐下来打牌，替战战兢兢的将官李襄南赢回了所输的钱，然后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汀天险能否守住，全靠各位仁兄了，拜托了！”说罢含泪离去。

这是李前宽最得意的处理。他认为，这样的蒋介石有手腕，有谋略，比把他写得张牙舞爪，更传神，更能揭示其内心世界。

陈昊苏也认为，这场戏没有问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的影片往往把我方写得很高明，稳操胜算，对敌方则采用漫画式手法加以贬低，最后的效果并不好。蒋介石视察江阴炮台那场戏，在很困难的时候，他还知道怎么去鼓舞士气，收买人心。要是把蒋介石写得灰心丧气，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那我们百万雄师过大江也没什么了不起了。”

但审片会最后还是提出：影片立场有问题，以家族争斗代替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编导者对蒋介石有感情，让观众恨不起蒋介石。

散会时，桌上备着的水果和茶，原封不动晾在那里。

那几个日夜，李前宽度日如年。当时他和肖桂云住在北影大院的仿清楼招待所里，院里的大杨树很多，天气越闷热，知了叫得越欢，更令人烦躁。“但我和肖桂云还能挺得住，因为我们有自信，坚信我们拍的东西没错。”李前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南海审片

不久，转机出现。

9月3日凌晨，李前宽接到电话，通知他当天下午三点，江泽民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要在中南海勤政殿看片子。

陈吴苏电话中指示李前宽，连夜把双片检查好，并且要准备一个不超过一刻钟的汇报。他特意叮嘱了一句：“你要有一个汇报，懂吗？”

李前宽说“明白”，放下电话，立刻将电话内容转告了妻子肖桂云。

肖桂云马上通知剪辑师，连夜检查双片，又说：“一刻钟讲不了多少内容，讲讲拍片的初衷吧，但我提醒你。你向中央领导汇报，别像拍戏时指挥演员一样牛哄哄的，收敛点。明天可不是演员扮演的领袖，而是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前宽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爱人关键时刻特冷静。”

第二天，他俩带着剪辑师，坐着剧组的破巴士，装上三桶胶片、三桶磁带，从北影厂出发，直奔中南海。李前宽回忆，他就穿了件普通短袖衫，连个相机也没带，就走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勤政殿的放映室里，前排依序坐着刚到北京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李瑞环和姚依林。江泽民和乔石中间留着一个空位。李前宽猜想，那大概是留给邓小平的。

第二排坐着五位上将：秦基伟、刘华清、洪学智、杨白冰和赵南起。

看片会由李瑞环主持，他首先让导演到前面来给大家介绍情况。

李前宽走上前，讲述了他作为导演的创作追求和心情，并表示影片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得到各位领导的指正。最后，他代表剧组向领导鞠躬致谢。

汀泽民指着身边的空位说：李导演，你坐这儿。李前宽连忙推辞，并要继续往后走。李瑞环说：李导演，工作需要你坐这儿嘛。李前宽这才忐忑入座。肖桂云坐在第二排。

影片开始后，江泽民边看边向李前宽问了一些关于电影的问题，他一一作答。

影片的结尾，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礼花中叠化出战士前仆后继倒下的身影。这时，李前宽感到，江泽民在他的手上轻轻拍了几下。他还瞥见，坐在后面的洪学智在擦眼泪。他想，片子“可能有戏”。

放映完后，江泽民站了起来，活跃了下气氛，给大家讲解了什么是双片，以及影片中的拍摄镜头与历史纪录片的镜头是如何交叉剪接在一起的。江泽民还夸奖说，导演很有本事，影片拍得真假难辨。然后，他请几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先发言。

高声大嗓的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首先发言：“这部片子拍得很真实，很好，当时就是那个样子。我提一点意见。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一个战士在前面，后面有六个民工支持，建议增加一些表现民工支前的镜头。”其他几位上将都表示同意。

姚依林提出，开国前夕，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了国歌、国旗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作出了贡献，最好加上表现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民主人士的镜头。

最后，江泽民作了总结。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只晓得横向比较，不善于纵向比较，他们只考虑西方世界比我们生活好，港台比我们富裕，但我们的国家怎么走过来的不知道。所以，他们太应该看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会告诉他们，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走到今天不容易。新中国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江泽民还总结了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江山来之不易”。他转头征求李前宽的意见，李前宽连说：“是，是，就是这个主题。”

至此，李前宽一颗悬着的心算放下了。

江山都能打下来，还怕修改影片吗

两天之后，李前宽再次来到勤政殿，给另外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了《开国大典》。出席看片会的有李鹏、杨尚昆、姬鹏飞、吴学谦、宋任穷、王震等。

看了之后，有位领导提出，战争场面太残酷血腥，死人太多，大片大片的，建议删减一些。

对此，陈吴苏作了一些解释：“这些镜头最好还是要一些。小平同志讲过，共和国是千万烈士牺牲换来的成果，这些镜头正好能说明。况且，真正的战争比电影要惨烈得多。”

陈吴苏还表示，如果修改过多，可能会导致国庆出不了片子。领导说：“你们让我们审看又不想听我们的意见，我就不提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李前宽忙说：“没事！请领导尽管发表意见，本导演一定认真修改，老一辈革命家把江山都打下来了，我们修改影片没问题。”

看片会后，李前宽综合四次审片的意见，对影片进行了最后的修改。

9月21日，《开国大典》成为首届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影片。10月1日，《开国大典》作为国庆40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公映。

影片以500万的投资，实现了1.7亿的票房。该片还在香港连续放映143天，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