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欢

“我不是看重商业路子，我只是必须让自己走顺一点，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啊。”导演管虎1米90的个头，跟谁说话都会习惯性地弯着点腰。一张口，你会很快发现他大大咧咧，有一说一。

他话里的“商业路子”指的是3月29日上映的新片《厨子戏子痞子》。在《斗牛》和《杀生》之后，管虎开始在这部电影里尝试把观众放在第一位，“个人表达”退之又退。该片上映9天票房近2亿，可口碑却严重两极分化。

管虎是最早一批倡导个人化叙事的导演，他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第一部作品就是关注个体精神状态的《头发乱了》。2005年起他接连执导的几部电视剧也被认为最能体现管虎的风格与想法，即反映现实、有批判精神的《生存之民工》《活着真好》和《外乡人》。

后来电影《斗牛》与《杀生》相继问世，管虎即将在电影圈里树立独特个人风格之时，现在却忽然杀向纯商业片，让人有些吃惊。

是拍“民工”还是拍“厨子”？在别人看来，管虎应该把文艺片的情怀进行到底，可他把目前自己的情况看得很清楚：“民工”虽是心头所好，但“厨子”是必经之路。

“要是一直做（‘民工）那样的片子，两三年就死，”说这话时，他表情严肃，“没机会再拍戏。”

“这部影片没有个人表达”

2012年，管虎在导演电视剧《火线三兄弟》时，萌生了“同时拍”电影《虎烈拉》的想法。这种做法他曾在三年前实践过一次：《斗牛》就是在拍摄电视剧《沂蒙》时与电视剧同时拍摄完成的。两个片子共享一套人马同时拍摄，省时间、节约钱。

与《斗牛》不同，《虎烈拉》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一部商业片，算计精准。三个主演刘烨、张涵予和黄渤都同意以零片酬、票房分成的方式共同参与，省下了一大笔演员片酬，项目得以迅速上马。管虎决定借它来圆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英雄情结：英雄必须无所不能，还必须有一间密室，让英雄在里面过关斩将，最后逃出升天。

“虎烈拉”是霍乱的音译。管虎将故事背景定在抗日战争中瘟疫肆虐的北京城，厨子、戏子、痞子三个角色的任务是将两个日本军人劫至一间日本料理店，用喜感十足的方法夺取瘟疫的解药。

实际上，《斗牛》《杀生》都是反英雄、更关注生命个体的影片，可现在《厨戏痞》却要彰显英雄——尽管是几个充满笑料、颇不正统的“神经英雄”。管虎承认，既然认定了商业片和大众审美的方向，索性抛开哲思，做一个充满游戏感、有点孩子气、有种漫画范儿的片子。

剧中加入了一些默片镜头，表演状态也更舞台化，就连人物造型都是按日本漫画方式画出来的。“这部影片没有个人表达，因为一定要把自己放到最后，我努力退了。”管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出于商业考虑，出品方提出把片名由《虎烈拉》改为《厨子戏子痞子》，管虎没犹豫，“那有什么的？改呗。”他想明白了，做什么就吆喝什么，《厨戏痞》就是奔着票房去的。

1月，管虎找来一部分观众，提前试看《厨戏痞》的未完成版。他一直站在玻璃后面，记录观众们的笑点、泪点及“尿点”。 然后根据观众反馈做了些修改。

影片上映后，一些人评价，故事前面的喜剧部分跟后面过于正经的写实部分全然断裂。剧中三位主演被塑造成为文武皆通的全才，最后竟在大爆炸中拿着解药全身而退，于理不通。

管虎自己也明白这个。他解释，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有这个疏解需要”。要真按管虎本人的喜好，他会让所有人都死，解药最终由最糊涂的侦缉队队长带着逃出去。队长也不知道那是解药，只管呼呼地往外跑。“但我不能这么做，肯定是不能这样的，”管虎说，“做这种戏，就不能考虑个人喜好了。”

为了《厨戏痞》，管虎开始主动尝试寻找观众口味，这些目标观众包括最普通的二三线城市观影者，以及一线城市底层观众。他清楚，小部分人看完电影，会思考，而大部分普通观众就是“看一乐呵”。如果已经明确自己站在后者的角度，那么就得忽略前者的影响。

管虎承认，拍那种“导演不太难受、观众也舒服”的电影，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需要花大工夫，比如用大约三年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从剧本开始好好折腾。

“但是你是知道的，人在江湖嘛，很多时候别人是会催着你往前走的，”他说道。

被耽误的时光

其实，即使没有“江湖”催着他走，管虎自己也希望能多拍片。“我觉得自己耽误了很长时间。”他说。

跟娄烨、张元、王小帅、贾樟柯一样，管虎经历了中国社会体制的变革性年代——新观念尚在建立，旧体制却还没有完全垮塌；受的是学院派苏联大师体制教育，却发现潮流正在转向美国好莱坞体制。能否赚钱，在中国电影界成为了唯一标准。

1994年，他自己找了点钱，拍摄了处女作电影《头发乱了》。影片带有青春期的反叛色彩，他找来了摇滚乐队“超载”参与演出，把摇滚乐作为贯穿全片的一个影像符号。“他特别有锐气，” 主唱高旗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头发乱了》的主题是一个野性、自由的灵魂和一个循规蹈矩的灵魂之间的选择，今天看来仍然很好。”

24岁的管虎拍得志得意满。拍完后送审，电影局的人对他说：“这是电影吗？这叫电影吗？”管虎蒙了，《头发乱了》的制片人更直接在电影局外面的草地上哭了出来。最终，这部“整体色调太灰”的片子还是直接被打进冷宫。那段时间他很茫然，不知道后面该干点什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做这一行。如今回忆起来，他觉得自己当时“还是小孩，承受力太差”。

后来他陆陆续续地参加娄烨他们组织十个导演拍摄短故事的拍摄项目，1996年又参加了北影厂组织的一个青年导演计划，拍了《浪漫街头》，拍完了都扔一边，没人发行、也没啥动静，“所以就伤心了。电影拍它干吗？”他说。

“计划经济变更到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有沮丧、放弃，甚至游离于别的地方，拍广告，谈恋爱，做生意，”管虎说，“很多时候会对自己原来喜欢的东西有一种懈怠。这种懈怠让时间过得特别快。”

第六代导演在这期间做出了不同选择。王小帅偶尔拍个体制内影片；娄烨在地下和地上电影之间起伏；贾樟柯拍出了《小武》；管虎则一头扎进了电视剧圈，因为得养活自己。可那几年，电视剧市场也不好。没活干的时候，穷急了，就骑个自行车到处蹭饭。

后来，北影厂成立了一个电视电影部门，第一个戏就让管虎去拍。管虎不明白什么叫电视电影，请人解释半天才搞清：这不就是两集电视剧吗？反正能挣两万块钱，拍就拍。

这个投资20多万、九天就拍完的片子叫作《上车走吧》，讲述几个外乡人靠一辆小巴士在都市挣扎的故事，主演那时候还不太会演戏，现在成名了，他叫黄渤。自那部戏之后，他一直与管虎合作，包括这次的《厨子戏子痞子》。

“这个阶段一过，我就拍几个安静的片子”

真正让管虎有饭吃的是电视剧，比如陈道明主演的《黑洞》。但即使拍上了电视剧，管虎还是改不了电影导演的毛病。一开始，他全按照拍电影的方式拍电视剧，长时间、多角度、多镜头，就连演员的表演，他也会给出七八种解决方式。别人觉得他“太疯狂、没有符合电视剧的生产流程”。每个人都烦他，上至制片人下至场工。他甚至还曾在拍摄过程中被人开除过。

电视圈里把剧目分为“常规戏”和“品质戏”。管虎在2000年导演的电视剧《黑洞》大获成功，更引领了一众反黑剧风潮。可在他的概念里，这只是一部“常规戏”，赚钱糊口。他觉得自己最好的一部电视剧作品是《黑洞》之后的《冬至》，仍由陈道明主演。原本制片方想拍一个银行行长儿子贪污的商业性情节剧，却被管虎写成了一个心理分析故事，一个小人物欲望如何膨胀的过程。

如此“作者化”电视剧，实际上狠狠违背了普遍的电视剧规律，《冬至》并不受老百姓待见。

2005年，管虎开始了电视剧《生存之民工》的拍摄。他找来40多个真正的农民工参与演出，全部用肩扛摄像机做纪实性拍摄，在中国电视圈这做法太超常规。三年后，他又做了讲述乳腺癌病人经历的《活着，真好》，以及关注上海外来人口的《外乡人》。这些电视剧极富现实意义，但收视率和反响都不算太好。

在拍摄商业剧的空隙中，管虎也在瞅准一些机会拍自己喜欢的东西。2001年，浙江诸暨市地方政府让管虎给他们拍一个宣传片。管虎正好对探究女性的韧劲很有兴趣，他一想，拍什么宣传片啊？干脆偷偷摸摸地弄出了电影《西施眼》。对方很生气，这算什么宣传片？

影片去国外逛了一圈电影节，最后也没公开上映。虽然郑洞天对该片评价颇高，但管虎想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民工那样的故事在电视上可以尝试，因为自己还在电视领域占领了一角，但在电影里不是这样。我们啊，跌下去，很难再爬上来。这水特别深。”

他决定好好拍电影。四年前，管虎终于凭《斗牛》重返大银幕。它让主演黄渤拿到金马奖影帝，却被市场扇了个大嘴巴，总票房1400多万元。管虎又伤心了，但他还是坚持拍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寓言式作品《杀生》，最后的票房2000万元出头。他在媒体上嘴硬，“我就是要拍，你爱看不看”，但对管虎来说，那个阶段并不好过——两部电影的票房总和竟然还不如《厨子戏子痞子》第一天的成绩。

“所以你怎么批评我？这个状态，你总得让我试一下（商业片）啊。”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就因为之前数度尝试文艺片的失败经历，让管虎想通了，他憋着劲儿要在大银幕上赚到钱，这真金白银意味着一个导演真正的话语权。他认定自己目前还处在一个需要多出作品、多练手的阶段，远没到花上好几年、磨出一个“站着赚钱”电影的时候。而《厨戏痞》是他在这过程中的一个练习或实验。

至于他想拍的东西，比如“民工”之类他会埋在心里。“这个阶段一过我就会‘安静下来，拍几个安静的片子，”管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你不能跟记者说，你也不能跟观众说，你只能拿作品说话。挨骂没关系，我必须得忍受这个。我要干吗，我又不是不知道。”说这话时，他颇有点忍辱负重的意思。

管虎目前想拍一个现代社会关于女性的故事，还在准备一部“残酷的、有大场面、大投资的”战争片。他预料到等这个电影出来大家又会说它是《拯救大兵瑞恩》，“爱说说吧，”他想，“关键是得敢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