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安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作家茅盾的原名）在病危中，致信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3月27日，沈雁冰在北京逝世。我以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沈雁冰治丧办公室”的工作。

“法理上不属于国家领导人”

沈雁冰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通知：中组部要看沈雁冰的档案。我随即到统战部档案室，借出了沈的档案。内容很少，主要是些履历表、自传、鉴定之类的材料。当天下午，我将档案送到了中组部，连收条、借据也没有要。

没想到，在我送去档案的第二天，3月31日早上，就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沈雁冰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算起。

当时统战部的意见是，根据沈的意愿，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因而一些老同志听了，有些惊异，有所议论。中联部老领导、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李一氓听了广播后，向有关人员打电话，表示沈可以重新入党，可以追认为中共党员，但不宜恢复上世纪20年代的党籍。李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对沈雁冰、郭沫若都有较深了解。他的意见，可能代表了当时一些党内资深老人的思想。

事后得知，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决定恢复沈雁冰党籍的。

“沈雁冰治丧办公室”设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有人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对茅盾的治丧规格要与郭沫若等同。会后有人提出，郭沫若和茅盾地位相等，但职务不同，治丧规格不能等同。郭沫若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国家领导人，沈雁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领导人（依据当时的规定），不宜下半旗致哀。后来，这个意见被采纳，没有下半旗。

大约是4月9日，我接到胡耀邦办公室的电话，问茅盾的悼词是哪里起草的，统战部参加没有。我回答统战部参加了，稿子主要是作家协会、文化部写的。对方又问，“殚思竭虑”的“殚”如何发音？如何解释？语出自何典？我作了简要解释，但出自何典说不清。对方说：耀邦同志说，文章要通俗，少用群众看不懂的词。

这个电话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我一直记忆犹新。耀邦那种不耻下问、求知若渴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4月11日，沈雁冰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悼词对沈作了极高的评价：“沈雁冰同志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万没有想到，就在8年之后的同一个季节，我又进了设在人民大会堂的“胡耀邦同志治丧办公室”。追悼大会那天，我早早来到停放耀邦遗体的地方。遗体安放好后，我第一个站到了遗体边，真是零距离的接触。我多么想倾诉对他的无限尊重、敬仰之情，同时我还想对他的“性情冲动、事必躬亲”进一言。其中，就包括我对沈雁冰党籍处理问题的一些看法。遗憾的是，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有人也要求恢复党籍

沈雁冰的恢复党籍，引起了另一位老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秦德君女士的强烈反应。

秦德君不是等闲之辈，是中国革命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强人”。1923年，她由邓中夏介绍，进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从事统战、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死刑，因解放军进军神速而得救。

秦德君天生丽质，而又思想解放，富于感情。她的生活经历极具戏剧性，从1920年到1950年先后与五个男人结婚、同居。她曾在日本与茅盾坠入爱河，分手后服药自杀未遂。

听到茅盾逝世和恢复党籍的消息后，秦德君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与茅盾一样，恢复她1923年的中共党籍。

邓小平对她的信作了批示，大意是：她1925年时是中共党员，以后的情况不了解。

当年在西安冯玉祥部队时，秦德君是妇女协进会会长、女子宣传队队长，又是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的情人。邓小平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属刘伯坚领导，他和秦德君又都是四川人，所以对她有深刻印象。他曾评价秦德君：“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后来，在邓小平的关心下，秦德君于1997年搬进了新建的北京木樨地22号楼（部长楼）。此为后话。

不过，邓小平的批示，只证明秦德君1925年是中共党员。要恢复党籍，就得审查“以后的情况”。所以，这个亲笔批示，也不能解决秦德君恢复党籍的问题。

但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谁敢怠慢？我们马上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包括她以往写的自传，还有对沈雁冰的“检举揭发”——多是旧爱新怨的诉说。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这些材料，决定不恢复其党籍，她可以申请重新入党。

1981年9月2日，统战部一位副部长邀请秦德君谈话，我陪同接待。

年过80的秦德君，身板硬朗，但因文革时留下的创伤，行走有些不便。她走进会议室，与我们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了，然后往沙发上一坐，绷着的脸上透露出一股煞气，好像是来吵架的。我内心有些惊惧，感到她不是个“善茬儿”。

秦德君刚落座便开口说：“叫我来谈什么呀？”副部长非常谦恭地说：“请您来，谈谈您致信中央领导要求恢复早期党籍的问题。”

秦说，这个问题拖了几十年。

秦德君讲的故事

国共合作破裂后，我到上海找党的关系，住在陈望道（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家里，求他帮我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留学。陈望道说，吴庶五（陈望道的前妻，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日本研究绘画，你先到日本进学校，争取“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经费，每月70元。日本也有中共组织，可以在那里接上关系。并说，沈雁冰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你们可以同路。我同意了。

第二天，沈雁冰来到陈家找我。他穿着深灰色的长袍，手里拿把纸扇，瘦瘦的个头，两片八字胡子，像个算命先生。我给他钱，请他代买船票。他接过钱，放在鼻尖上嗅嗅，笑眯眯地说：“好香，好香！”他给我的名片才真香，他身上常洒香水。

1928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去日本。他化名“方保宗”，我化名“徐舫”，搭日本的小商船，只有我一个女客。他常约我到舱外，凭栏眺望，谈他的著作、身世和不幸的婚姻，说他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的娃娃亲，妻子比他大，小脚，脾气大，他很痛苦。

他比我大10岁，但叫我阿姐，把我的一盒名片一张一张丢进大海，丢一张，喊一声：“秦德君跳海了！”表现得那么快活、调皮，我叫他小淘气。

他在东京穷困潦倒，没有职业，没有钱，小说又受到批判，觉得没有出路。我和吴庶五极力劝慰他。在我们的鼓励下，他才重新拿起笔。他的翻身，靠了一部小说《虹》。《虹》的主角梅女士的原型是我的朋友胡兰畦，故事是我讲给他听的。他很感谢我，说“《从牯岭到东京》里的北欧命运女神就是阿姐你”。

我去日本，是想从那里找关系去苏联。可是后来，沈雁冰不断地闹病，牙痛、心口痛、肚子痛，我百般照顾他，就这样耽误下来。苏联没有去成，而把党籍丢了！这个账就是要算在他身上！

秦德君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越说越激动，副部长插不上话，指指茶杯：“您别急，喝口水，慢慢说。”

她端起杯子，大口喝了几口水，稍一定神，又继续说。

现在外面有人写文章，说我看上茅盾是名人，疯狂地追求他。那不是事实。但频繁接触后我爱上了他，离不开他，这是事实。

回到上海后，茅盾原来的妻子孔德祉常来哭闹，他母亲坚决要他跟孔和好，他又是个有名的孝子。上海小报上也出现一些骂我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我试探性地提出分手。他开始不同意，后又说，暂时分手也罢。他要求同我订四年之约，他以四年来写作，将稿费支付离婚费，我俩再图百年之好。经他再三再四的恳求，我同意了。随后，茅盾送我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被扼杀了。

我出院回到杨贤江（共产党员，和茅盾一起在上海做过编辑）家的三楼，人去楼空，欲哭无泪。转身下楼去找杨贤江，他沉默很久，慨然叹气说：“‘北欧女神上当啦！四·一二政变之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三部曲，遭到上海进步人士的批判，待不下去，才去日本的。他已经脱离了组织。”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我一直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同他在一起，也算有了组织联系。政治生命断送了，爱情也被狗吃了，我回到房间一口吃下200片安眠药。这是1930年8月的事。当我醒来时，已在红十字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说到这里秦德君停了停，咬了咬牙。房间里似有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气氛。

“我是不接受追认的”

秦德君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眼看到中午了，她再说也是重复的话了。这时副部长接过了话茬。

“秦德君同志，您早年参加革命活动，跟着党革命几十年。你刚才谈的可不可以分为几个问题。一是关于您个人对沈雁冰同志的意见。这个问题，您写回忆录也好，发表评论也好，您有您自己的权利。今天谈话的重点是你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我们对您的信作了研究，认为您离开党的时间较长，要恢复20年代到现在的党的关系，缺乏根据，不好处理。”

秦问：“为什么沈雁冰能恢复，我跟他走的就不能恢复？”副部长说：“这要看个人的历史。沈的党籍问题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不是统战部或哪个党委决定的。”

秦说：“你干脆说，就是不行，对不对？让我心中有个数。”副部长说：“党籍问题，现在不好解决。您对党有感情，热爱党，可以向所在的党支部提出申请，重新入党。”

秦说：“人都老了，快80岁了，还申请入党？我为党拼了几十年的命，我对得起党。”副部长说：“入党不限年龄。党章规定，党员要与党的一定组织发生”

秦说：“这个我懂。你就说恢复党籍行还是不行，我要一个结论性的答复。一些人活着不承认党籍，死了再承认。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呀！我是不接受追认的！我实在想不通，不服气，把材料写出来，揭开他这个世界名人的真面目！不知道这些事就算了，我现在还活着，我有义务向历史讲清。”

说到这里，秦德君站起来：“好吧，就说到这里！”然后扬长而去。

这场谈话过去了30多年，却仿如昨日。

自此之后，直到1999年1月辞世，秦德君再也没有踏进过统战部的大门一步。统战部举办的茶话会、座谈会，她一概不参加。

她就是这样一个有性格的人。她参与创建“民革”，解放后却因内部意见分歧，一气之下退出民革。没有安排她进第一届政协，让她当教育部参事，她说“英雄末路当参事”，也要退职。从第二届开始，她一连当了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听说她独自去了美国，在那里遇到困难，由政协帮助，接了回来。

1959年的结论

我快退休时，一天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邮包，打开一看，是秦德君的回忆录《火凤凰》，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扉页上写着：“治安同志惠存。秦燕士赠。”秦燕士即秦德君和刘伯坚所生的、她最心爱的女儿秋燕。

书中讲她与沈雁冰爱情经历的那一章，叫“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语言比那次谈话缓和冷静得多，再没有什么“叛徒”“骗子”之类不实而过激的字眼，而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在书的后记中，作者刘淮记述了一段跟秦德君的对话。

“你同茅盾共同生活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

“很幸福。他脾气好，对我体贴温柔，我对他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提供他写作资料，帮他抄稿。我们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老人的眼里闪烁着点点星光。

平心而论，沈雁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秦德君，是不公道的，太为名利所累。其实，他如果讲了他与秦德君的悲欢离合，应该不会动摇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当时审议时不同意恢复秦德君的党籍，主要根据是1959年时中央统战部编印的党外《人物小传》，说她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在四川军阀刘湘的司令部任参议官，又与刘湘的参谋长王心卫结婚（与茅盾分手之后），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

恢复不恢复她的党籍另当别论。但1959年的结论，是片面的。以后的史料说明，秦德君与王心卫结婚，是别有所图的。

1934年红军长征，贺龙的第二方面军经过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刘湘奉蒋介石之命，派他的心腹王心卫以“剿赤总司令”名义围剿。酉秀地区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王心卫如据险堵截，红军将遇到严重牺牲。

王心卫倾慕秦德君，知道她曾是共产党员，就提出只要秦参议官嫁给我，我不但不打红军，还可以跟他们走。秦德君于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秦德君的自传中写道，她1939年在重庆曾看到潘文华（刘湘的继任者）自成都发出的通缉令：“查民国二十三年朱、毛、萧、贺率红匪长征，经过酉、秀、黔、彭时，剿赤司令官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国。今王总司令已故，着将迁居重庆的女匪秦德君逮捕归案、究办。”

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相信秦的自传。

到上世纪90年代，当地党史工作者查明，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团在酉阳一带活动时，不但没有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对方甚至将部队撤出酉阳县城，使红军得以通过。这事在这位党史工作者心中始终是一个谜团。直到他看到《射洪党史资料》，才知道是秦德君和她哥哥秦仲文做工作的结果。

（作者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前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