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在历史上，斯巴达的教育长期被当作一种“经验”来引述，即便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启蒙时期。当个人的自由、理性意识已经开始在改变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的时候，斯巴达的教育也还是仍然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可以借鉴的国民教育模式。

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他说过：“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得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

一直要到20世纪，在世界遭遇过极权专制和它的邪恶思想控制之后，人们对斯巴达教育的国家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教育的相似才有了新的认识，也才把这种教育清楚地确定为一种可怕的“教训”。

19世纪的美国革命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伟大成就，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本杰明·拉什是一位非常关心教育的政治人物，正是他向华盛顿总统提出了建立美国联邦大学的建议，他也是斯巴达式教育的一位推崇者，并以斯巴达模式来设想美国教育的未来。他说，“斯巴达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仿效”，具体而言，就是“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公共的财产。让他学会爱自己的家庭，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和忘记自己的家庭。”学生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像斯巴达人一样节制饮食，学会自己动手，教师们在教育学生时必须十分严厉，“用这种方式，我们教育年轻人服从法律，因而成为共和国合格的好公民……最有用的公民是那些在21岁之前从不感觉到自己意志的人。社会的秩序和幸福靠的是……公民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服从和顺从。”斯巴达人的纪律与自我牺牲精神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般的、令人向往的传说，这使塞缪尔·亚当斯设想把美国革命后的波士顿改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斯巴达”。

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开国先贤们看到，在美国，古代的斯巴达和共和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他们虽然欣赏古代的公民美德，但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比斯巴达更文明，更现代，也更尊重人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斯巴达人没有的，或者根本就鄙视的关于人的价值观。诺克斯是一位教会人士，他的教育思想帮助推动了19世纪美国的全国公立教育制度，他指出，像斯巴达这样的共和国，“它们的教育规划是军事学校替军营作预备工作，让学生学会自卫或者去屠杀其他的人类。这样的教育不适合于学习文学、生活的言行，也不适合于提升人的心灵。”

人们对历史教训的领会总是受到他们自己社会、政治和生活经验的限制，像诺克斯这样的美国先贤虽然看到了斯巴达教育模式不适合美国的新共和，但仍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从20和21世纪的当下性去重视斯巴达教育的国家威权主义实质，或者像当代人这样担心国家威权主义教育可能在极权政体下发生恶性变化。

当代历史学家劳森特别重视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与现代党国教育之间的内在统治逻辑联系。她在《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一书中指出，希特勒青睐斯巴达并非偶然。希特勒赞美希腊文化，尤其是斯巴达的“种族保守主义、适者生存和权力迷恋”，他挑选出斯巴达人杀害劣等儿童的决定，将此视为数千斯巴达人能够统治30多万黑劳士的原因。希特勒认为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很自然的事情。正是由于斯巴达采取了系统性的种族保全措施，它成为希特勒心目中的第一个人民国家。劳森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在战时所写的《饭桌谈话》，不难知道他为什么不断强调斯巴达人的以少胜多，越来越强调斯巴达人赤裸裸的武力。6千名斯巴达人作为征服者来到莱可尼亚（斯巴达的别称），他们对34万黑劳士、小亚人和西西里人进行了神奇而有效的统治，证明了自己的伟大。”

由于有了像德国纳粹这样的统治，今天历史学家劳森能够比200年前的诺克斯更加看清斯巴达留给后世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的过去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为教训或经验，包含着我们在现刻当下对历史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评价者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