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承灏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方面不惜血本。

树木用丝绸缠起来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钱。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了，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劳动力是全国男丁总数

杨广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为此，他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血本。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

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有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并无新事可言，新体制的萌芽往往是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密的瓦岗军在征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

【原载2012年第21期《人民论坛》本刊有删节】

插图 / 上不去 / 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