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人把做官作为首选职业，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不论时代的指针是指在十一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

做官虽也是一种职业，与别的职业却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握有权力。官员拥有权力本不成问题，问题是手中的权力若不受制约，再加上头顶无星空，心中无律令，则会在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为所欲为，权力派生的好处由此层出不穷，用阿Q的话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古人教育子弟读书求上进，管用的办法是强调读书可以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足以使人头悬梁，锥刺股。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一回，教书先生王仁正是如此开导自己的学生，即东家方必开的老三的：“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巴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问：“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王先生说：“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追问：“到底有什么好处？”王先生说：“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哪里来呢？”那老三虽只是个孩子，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里也有几分活动了。

这段文字真妙，妙就妙在一个小孩竟会对“做了官就有钱赚”产生兴趣和共鸣，可以说揭示了清末一般读书人的价值观念。这也不是小说家言，千百年来做官就有这许多好处，如此教化，等于是做官从娃娃抓起。在《官场现形记》问世前二三十年，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却是劝人为学问而学问，即使生活困苦，也一样“可以学习文明事物”，若“青年学生学问尚未成熟，便遽然求做小吏，以致一生沉沦于微职”，那“就像把做成一半的衣服押在当铺里赎不出来一样”。由此亦可见，观念之先进落后，并不必然取决于时代之先后。

如今，做官的虽不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凛凛，使百姓畏之如虎，“坐堂打人”之事也不多见，出门“开锣喝道”早成历史陈迹，但从前的好处却未必衰减。看上去不再有的好处，有的不过用新瓶装了旧酒，有的则推陈出新。即以“有钱赚”而论，被揪出来的贪官，敛财动辄数以千万计，已使旧式的官僚难望其项背。前些年，一个县委书记公然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官念”如此深入人心，做官的好处又使人如此眼红，也就怪不得不少家长仍以“做大官”来鞭策孩子。

不过，旧时代做官的，也颇有些好处没有赶上。比如，如今一些官员的一项好处是“黄色收入”，这应是从前没有的，即便有，也不如现今普及。“黄色收入”乃民间说法，规范的表述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国外政界人物，也屡有绯闻，却鲜见因此而有损公众利益者。热衷此道的官员，用公家资源为情人埋单，可谓“人同此心”，有的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的不能干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过，动用公家资源投桃报李，或转其为公职人员，或加以提拔，或扩大其住房面积，与真正的两情相悦而出轨，到底还有不短距离。个别官员或以为个人魅力堪比西门大官人，每天都在饕餮新鲜刺激的爱情。然则官人官人，首先是个“官”，其次才是个“人”。古今中外的风月场中，“人”的魅力何曾压倒过“官”的魅力、“钱”的魅力？

《官场现形记》印行十余年后的1916年，已进入了民国的新时代，陈独秀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惟中国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危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所谓“国民之常识”，所谓“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读来竟全无隔世之感。

【原载2013年第3期《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