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日前，广州东圃一名小贩暴力抗法砍伤城管执法人员。媒体称，事件对广州很多城管执法队员造成了精神影响。一位老城管工作者称，自己干了二三十年城管执法工作，感觉现在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了。

一个人口密集、阶层繁复的城市，一个管理到位、执法严苛的城市，好像越难走出以下这个怪圈——不是小贩刺伤城管，就是城管掐伤小贩。世间，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使小贩拿起刀来暴力抗法的，总会有些情理上的“由头”。官方曾通报称，在上述事件中，“两位队员完全是做到了‘三个没有，一是没有扣押物品，二是没有肢体冲撞，三是没有使用过激言语”。但随后又有媒体报道称，“事发现场周边大厦监控视频显示，在砍人事件发生前，小贩与城管曾有肢体冲突”。说这些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为行凶者开脱，而是我们在抛弃标签化思维之后，仍不得不将之放入“城市管理症候群”的大背景下考量。

有些根深蒂固的症结，不是“比惨”就能解决的；有些公平正义的道理，不是谁比谁惨就能占据制高点的。城管不能被妖魔化，小贩也不是永恒有理。眼下双方的博弈，显然已经脱离了理性逻辑，而成为肉搏同情与悲悯的“虐心大戏”：譬如据说被刺伤的城管队员苏家权，“每月的工资到手只有两千元，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譬如前几日微博上一组惊心动魄的照片让网友“泪流不已”——广州城管猛掐女商贩的脖子、将其扭送到警车旁，不顾一旁女商贩的孩子手足无措哭喊着妈妈。于是我们不知所措，因为从抽象的道德上说：家境不好的城管也是弱者，为生存打拼的小贩也是弱者。

城管与小贩的纠结，说到底是城市与人生的对垒。光鲜的城市，见不得泥土味十足的人生，于是城管为了“城市利益”，自然要与贩夫走卒较劲；而底层群众的劳动自救、加上市场需求，鼓舞了小贩们的谋生之路，生存底线之上，才有了动刀子的激愤。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完美解释下面这个悖论：一方面，城管执法者很注意改善形象、纠偏失范的执法行为。譬如广州城管曾提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最可爱的人”以及“柔性执法”等人性理念，甚至大力“挖掘城管先进事迹，拍电影树立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纠葛，一直未曾止歇。就在城管被小贩砍了七刀的同一天，广州白云区的数名城管执法人员也在执法中被小贩殴打。2009年11月，时任广州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一个数据：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二百人，是被打商贩的一百倍。

打在身上，痛在心里。城管的寒心，在于执法对象的“不理解”。但如果小商小贩对城管们“理解万岁”，谁又能理解他们饥寒中的生计焦虑？可是，驱赶小贩如果是正确的，劳动谋生的权益何在？刺伤城管如果是正确的，法治社会的底线何在？一切，不过就是因为城市管理制度不肯“松口”而已。

再文明的驱赶，本质仍是粗暴的强权。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城市、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市民，城管与小贩是最好的“试纸”。

小贩有小贩的梦想，城管有城管的人生，谁都不该因为狭仄的制度而“挂彩”。给商贩们一个低成本的零售空间，再划清哪些是走街串巷的禁区，规则合理了、秩序明确了，拉拉扯扯的“人性执法”，才会有些底气，而商贩们的售卖行为，才有了是非的边界——至于他们之间的纠葛，也才不需要“比惨”，而回归心平气和的道理。

【原载2013年3月21日《燕赵都市报·公民发言》标题有改动】

题图 / 抓周记 / 白应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