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

沈尔立在《笔会》写过篇《萧乾搬家》。那个家，早先越搬越糟：从剑桥大学终身教授公寓，到“大酱园”（北京作协大院），再到劳改农场，终于“一家老小被赶在一间门洞里”。

如此有辱斯文，今天，非过来人不会信了。那年头张伟然随导师在武汉拜访我国图论学科开创者李修睦，说到巷子既窄又脏且曲里拐弯，“简直就是贫民窟嘛”。连带说到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住地一样糟，沈祖棻竟至遭车撞死，“在那种巷子里，确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引自《读书》）。就我自己，也有够多亲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施蛰存家组稿，沿着愚园路街面房幽暗狭长的楼梯，踏入他书房，真呆了：一代名儒，竟在个破旧亭子间写作？我曾往地区房管局反映，终归无效。过后几年郭豫适陪同胡乔木去看望，我关注那记述文字，依然写到“虽扭亮了小电灯，照明度仍差”的狭窄楼梯。难能可贵者，在于老派学人超越环境的定力，无论顺境逆境。至今记得，提及居住窘状，施蛰存三言两语轻轻带过；一转到文章内容，他顿时两眼发光，滔滔道来。萧乾也是，前期蜗居仍坚守文化使命，后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有机会换大住宅了也被他谢绝。沈氏忆述，八十四岁的萧乾满足于住房初步改善，焦急的只是文化贡献：“我就希望在这书房里能多出些活儿。”

好多网站转载做标题时，突出萧乾当年“谢绝大住宅”表态，意味深长。同样一个有关学者的话题，公众注目点会变化哩。从前，让一群高端文化人生活拮据，“居陋巷，食陋羹”，太不成话。但是，时移势易，情况已然改观。反过来，现在好些新潮文化人整日追寻的无非挣钱暴发购大房，于学问无心，惟发家有意，那也不太像话吧。文化人，干啥子的？别忘了质的规定性。

“回到本位去”，现下处处有这等呼唤。一个正常社会，需要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方有不同而和。就怕沦落成陈平原讥讽的“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甚至你看，网友都在憧憬“很久以前呀，那时理发店就是理发的，浴室是给百姓洗澡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不守规则，越出底线，生活中的“位移”遂层出不穷，不就乱了套？

可怕的是文化人也来自我“位移”。记得看过两会报道，说的是一名企业界政协委员取笑同小组的科学家争论科研经费：“我们商人在一起时其实很少谈钱，反而科学家在一起的时候总谈钱，搞得商不商、学不学的。大学里每个月的报表是哪个系拿了多少研究基金，就像公司的报表，比的不是成果而是钱。”可笑者，就在社会角色的错乱。在商言商，商人重利，任富甲天下，又何讳焉？轮到学者言钱，则大犯忌——真正的学术是“出世”的，理当“正其义不谋其利”，富贵于我若浮云，万户侯何足道哉。

最钦服老派学人的风骨，竟是如此信守本位，穷且益坚！甘琦做过欧美出版业的实地考察：相较于今日为追求超高利润不惜出坏书，老派出版人关注的是文化创新，“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理所当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乐在其中。”安德列·西弗林忧虑的是：“当利润率压力达到10%-15%时，出版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变了。”

惟此，才是回归出版人本位，才合乎老出版家刘杲屡屡强调的“出版不是卖皮鞋”，“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吧。

舍此，前辈能不生气？搞影视的就顾拉长、吊胃口、发财，离徐桑楚呼吁的“正派的电影”不亦远乎；写书评的，看谁给钱就好评，难怪王蒙感叹缺少“能直起腰来的专家”；生物学论文也作假，就真应了邹承鲁说的“谋财害命”。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稼轩名句，不过时的。

【原载2013年3月21日《文汇报·笔会》】

题图 / 为了做科研 / 宋 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