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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待历史

2013-05-14吴思

杂文选刊 2013年5期
关键词:信息中心纪念碑德国人

吴思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两千七百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碑体高低错落,低的不及膝盖,高的足有四米。

2011年11月,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主题便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再访此地,有机会请教专家。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二百九十万至三百一十万人。少的丹麦,一百十一六人,精确到个位。

二号厅,展示了十五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二百二十个集中营。

五号厅是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碑。

六号厅摆放着电脑,参观者可以查到三百九十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

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科佩尔·弗隆纽斯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说:“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这个设计强调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你认为“德国人是谁”?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原载2012年第5期《江淮文摘》】

插图 / 承认历史 / 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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