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宁

据新华社4月15日报道，在陕西省柞水贫困山区县，一个招商引资而来的“植物观赏苑”项目，却建成了国家禁止的高尔夫球场。

自2004年始，国务院陆续叫停新高尔夫球场建设，然而李代桃僵的高尔夫球场一直“生生不息”。权威数字显示，从2004年至2011年，全国高尔夫球场从一百七十家增至六百家。

违规高尔夫球场“生生不息”的“罪行”，最表层的，是占用大片耕地林地、消耗大量水资源、仅供少数人享受，在普通百姓眼里，一些人视为身份象征的高尔夫运动，可谓加剧贫富群体分裂的“祸水”之一。

浙江温州高尔夫协会会员中曾被公开查处有二十多位处级到厅级的干部经常光顾高尔夫俱乐部打球，其打球消费超出其正常收入。如果说没有一条利益链条将某些官员和高尔夫球场绑在一起，则实在难以解释官员何以成了高尔夫俱乐部的座上客。

追问“生生不息”的高尔夫球场，还可以看到，对政令阳奉阴违、顶风违规、“既成事实、你奈我何”的歪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势头不小。

高尔夫运动的出现最先是为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其后又与房地产开发有着密切联系。一些地方对高尔夫球场青睐有加，认为对吸引外来投资、提升品位形象、繁荣地方经济等益处多多，因此对违规建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叫停球场建设和土地管理的一系列法规政策打了折扣。

在开发商看来，在没有山、海、湖景观的内陆城市，建高尔夫球场是将普通住宅变身豪宅的“法宝”。通常的操作程序是，先打着“乡村体育公园”、“生态园”、“休闲俱乐部”、“城市公园”等旗号拿下地块，开发时擅自更改土地用途，建设高尔夫球场及高档商品房、别墅牟利。

如此“先上车、后买票”，打政策擦边球的做法，缘于违规成本低的巨大利益诱惑。建起的高尔夫球场，如果侥幸没被追查，则有人大赚一笔；一旦被追查起来，要将土地恢复原状及再开发，成本高昂，利益裹挟之下，有关部门往往进退维谷，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违规企业只要缴纳几百万元的罚款，球场即可“正常营业”。如此收益巨大而违规成本低的闹剧在各地重复上演，“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赌徒心态激励着更多地方“前赴后继”。而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则是，有人可以拿国家政策当儿戏，对禁令可以“选择性”遵从。这无疑会使国家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大大地减分。

不能不说，违规高尔夫球场之所以得以“生生不息”，关键还是某些地方或部门的默许甚至纵容，给顶风而建的高尔夫球场撑了腰。即使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两次通令整治高尔夫球场之后，依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开工典礼上，当地主要领导到场祝贺的景象。近年来国土资源部通报的地方违法用地案件中，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占相当比例，而“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敢打高尔夫球场主意的开发商也都是“很有背景”的人物，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解剖高尔夫球场这只“麻雀”，其病理反映出的，是当前某些领域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通病。尤其是某些地方以擅长与国家政策政令“躲猫猫”为荣，娴熟地玩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戏的倾向，更不可不察。

【原载2013年4月18日《工人日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