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

到了绵阳，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 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我说的时候同事史努比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