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李奇微 Matthew Ridgway“联合国军”驻朝鲜总司令

1950年6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1941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1950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得到维护，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但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在亚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甚至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

但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致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