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爱波

“我很焦虑。”他点起一根烟，将身子后仰靠在椅子上，声音低沉，满身疲惫。

这是一名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在此前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用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官腔与我周旋，这种腔调毫无破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毫无价值。

“采访结束了，咱们也就成了朋友。”于是，他谈起自己的生活和所认知的中国，谈起整个社会对他们这个群体的认知，有些义愤填膺，用精准的语言切中社会问题的要害。他愤世嫉俗，像一个清醒而又无奈的智者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割裂的人，精通官场语言，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确享受到了职位带给的福利和便利”，但又有着种种不满，“很焦虑，因为世界很焦虑，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我喜欢他的坦诚，钦佩他的锐利，但当接触越来越多这样的清醒者后，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清醒者，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无辜，在种种问题面前每个人都义愤填膺，都将批评的声音转向体制、阶层以及断裂的传统……这其中当然包括我，一直认为清醒、无辜、义愤填膺。其实，这是无辜者们的困局，当自己进入他人的逻辑知识体系，进入他人的心灵深处时，会惊异地发现这些被称作利益阶层的人也在为自己认为的正义、理想、责任而奋斗着。似乎，世界已经模糊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物质战胜精神、群体压倒个人、快感凌驾于深思、整体破裂为碎片的时代，就像堂吉诃德所面临的困境，再也不需要我们去完成一场真正的冒险，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敌人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