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蒙 程汉

林同济曾这样评价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开山之作。以今日的眼光与标准看去，这本书的内容，许多地方难免草率，全部结构也嫌散漫，可说聪明有余，深入不足。开山之作从来都是如此的。”“大家都怪着，为什么胡先生大纲的第二卷（大纲只出了上卷）到今日还不出来。我揣测他并不是材料缺乏，根本问题，恐怕是他已经不能再继续第一卷的作风而写出第二卷，要写的话，他必要从头写起！”“然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终不失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真价值、真作用——它划出一个新时代。”林同济的观察是细致的，胡适确实很早就推翻了他原来的认识：“六年前胡先生自家就坦率告诉我说，他对他从前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见解，已经全部推翻了。他那时候正在缮写《说儒》一文。”（《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照林同济的说法，胡适的《说儒》其实是他思想史研究的变法。

从渊源上说，胡适明确以章太炎的研究为前导，而章太炎的方法乃是名学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原儒》说：“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胡适在肯定章太炎成就的同时又感到不满足，《说儒》就是胡适所作的补充。而论文的观点总以这一条为最关键：“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胡适没有放过儒的两个基本古义，即《说文》和周易需卦所讲的柔与迟滞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