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

寒风呼啸，浦东南汇东滩禁猎区的石皮勒野外监测站一片萧瑟。大片湿地被抽干水分、干涸龟裂。

上海科技馆在芦苇丛中安放的高清摄像头已损坏多时，无人问津。原本通过视频传输，市民可以在科技馆的屏幕窗口看到东滩候鸟的实时动态画面，这一项目曾引发众多市民的观鸟热情。

而现在，即便修好了摄像头，市民们恐怕也无鸟可看了。

“有一群观鸟爱好者，每年过年都要开车带着摄影机从市区赶来，大年三十一早就等在这儿，因为过年人少，图个清静。但我想今年他们不会再来了。”南汇野保站工作人员倪文国和张雪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从2012年底湿地围垦以来，这个原本最佳的市民观鸟点，已难得看见候鸟出没。

湿地变菜地

没水、没电，甚至没有垃圾桶和厕所，在这样的环境中领着最低工资，日复一日驾车一圈圈地巡视，这就是倪文国和张雪龙的日常工作。荒凉的滩涂上，候鸟曾是他们最好的陪伴。

南汇东滩处在“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迁徙候鸟的重要栖息地，一度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鸟类天堂”。2009年度上海市水鸟的同步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水鸟种类还是数量（92种37895只次），南汇东滩野生动物禁猎区均已超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

经动物保护专家多年观察，目前南汇东滩湿地共有鸟类249种，单次最高纪录数量超过2万只，包括丹顶鹤、白鹤、东方白鹳3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黑脸琵鹭、鸳鸯等17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湿地黄嘴白鹭、三趾鹬的数量超过其世界种群数量的1%，已达到国际重要湿地标准。

冬日本是候鸟大量停留的季节。但尴尬的现实是，围垦后的大片湿地已变成菜地。一些农民从2012年10月底11月初就开始耕地，已陆续种下了约2000亩的油菜和蚕豆，其他地块也在陆续开垦。水鸟无从停歇，无处觅食。

“以前来看鸟，池塘里满是鸭子和骨顶鸡，有人形容就像是‘下饺子，密密麻麻数不过来。现在鸟少得多了。”上海野鸟会总干事姚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除了菜地，占据湿地的还有一个个被网围住的“鱼塘”，里头住满虾兵蟹将。为了方便捕捞，一些蟹农会直接将池中的水抽干，高价的“东滩生态蟹”就此出炉。

2012年底，一些参观者在湿地现场发现近10只被毒死的鸟。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员工康洪莉猜测，死鸟可能与鱼塘消毒有关。在干涸的“鱼塘”边，几位渔工曾告诉她，春天前暂时不会再放水了，要晒塘消消毒，还要撒药把一些东西杀死，“反正是塘底的东西都会死掉的。”

湿地中心有一条狭长的木栈道，蜿蜒伸向滩涂的深处。从栈道往里走，可以看到严重龟裂的滩涂和湿地，最大的裂缝能伸进一个拳头，缝里随处可见死去的鱼虾。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南汇东滩设立了观测区以供自然教育。建了一半的自然学校因围垦工程被迫停工。观测区以外的小道两旁，各列着一排“南汇东滩野生鸟类知识宣传栏”。

画面生动，却少了主角。

“沧海桑田”的梦想

发展生态农业，是湿地在一些人眼中的诱人经济价值。湿地围垦的背后，是浦东南汇打造上海“天然大粮仓”的宏伟计划。

“浦东新区5万亩滩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端于2008年上半年。当时的南汇区区长张建晨向上海市政府立下“军令状”，决定对5万亩滨海滩涂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旨在通过土壤的淋盐洗碱和土地的复垦整理，经过精心设计和科学规划，打造成“具有都市特色和现代气息的综合性农业生产示范区”。

为了将滨海滩涂变成粮田，必须有一个公司化运作的市场主体，“上海沧海桑田生态农业发展公司”就此诞生。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东靠东海，西毗滨海旅游度假区，承接了浦东新区东滩5万亩滩涂的复垦和开发，是一家“集水稻生产、畜禽养殖、加工销售、科技研发及农业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型农业企业”。

公司董事长张正权，浦东新区祝桥人，曾在江苏盐城等地进行过滩涂农业的开发。他购买了射阳东沙港4. 6万亩滩涂50年的使用权，2006年在盐板地上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创造了“当年海水退去，当年种植水稻成功的神话”。

2008年，原南汇区区政府领导到江苏考察异地种养时，发现了能人张正权，当即力邀他回到家乡创业，将东滩5万亩滩涂打造成上海储备粮生产基地和浦东新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基地。

目前，上海沧海桑田生态农业发展公司已与慈溪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同時东台、崇明的开发也已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在2012年底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市林业局副总工程师谢一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一些可能发生变化的湿地区域，已经是规划当中的农业用地，因此，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将湿地保护与有机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搞生态利用和生态保护示范。

这一构想“看上去很美”，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湿地农业面临着生态脆弱化趋势明显，农业面源污染加重，湿地农业资源利用不合理，各种农业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

南汇东滩湿地已发生过新辟农田因堤决口被淹的灾情。在崇明东滩承包大水面养殖的某鱼塘老板还遇到过因某年的过境鸬鹚众多损失惨重的情况。

围海造地13个澳门

生态农业仅仅是湿地“经济”的一部分，对于地少地贵的上海、广东等地区，围海造地属于容易获利的工程项目。

上海本是一个有围海造地传统的城市，数千年来，上海约60%的土地是通过围填海形成。1949年以后，上海已经陆续围垦滩涂936平方公里，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了14%。上海化学工业区、临港新城、浦东机场、罗泾港区、长兴造船基地等都是通过围填海形成。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成立至今的35年里，在全国参与围海造地约500平方公里（ 75万亩），其中在上海围海造地450平方公里（ 67. 5万亩），相当于13个澳门。

围海造地要支付海域使用金，国家海洋总局把各地的海域分为6等，征收金额从180万元/公顷到30万元/公顷不等，在上海宝山、浦东这些一等海域进行建筑用填海大概要支付180万元/公顷的使用金。填海之后，还要找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证。尽管如此，考虑到高额的房价和拆迁成本，围海造地仍是经济的选择。

在南汇湿地延伸入海的大堤外，可以看到“南汇东滩促淤工程”的标牌。该项目完工后，将可直接获得围垦地146平方公里（ 21. 9万亩），按规划将用于农业项目。此前的1999～2006年，南汇东滩地区分别进行了一期到五期的促淤圈围工程，促淤以及造地73平方公里（约合10. 95万亩），工程总投资约36亿元。

这些年围海造地的成本一路走高，已从最早的几百元一亩飙升到现在的几十万元一亩。南汇东滩1- 5期促淤圈围工程的造价约合3. 3万元/亩。临港重装备产业区圈围工程造价则达到18万元/亩。

和崇明岛、长江北支的争议声相比，对浦东滩涂开发的争议声要小得多。

热衷围海造地的不仅是上海。随着近年来中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各地围填海工程日益增多。

不过，围填海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名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据2007年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围填海所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达到每年1888亿元，相当于目前国家海洋生产总值的6%。

“国外的湿地公园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的”

规划中的南汇东滩湿地公园，是爱鸟人士的另一隐忧。他们担心，这一人造湿地公园将停留在“炒概念”的层次，甚至将进一步破坏现有湿地。

“那个规划中的公园更像是个城市公园，不在现有湿地的范围内。一面对现有湿地进行围垦破坏，一面却要建人工的湿地公园？”康洪莉对本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天厚对国内外的湿地公园做过专门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外的湿地公园一般采取多目标管理，第一目标都是自然保育、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在此基础上也会增加其他目标，如市民休闲、环境教育，而地价提升、经济利用的考量都是放在最后，“如果和第一目标等冲突，甚至要去掉经济目标。”

“国外的湿地公园强调优先目标、次要目标、更次要目标的排列问题，会看后者与前者是否有矛盾。我们的差距是，可能会混淆第一目标和第二目标。规划时将自然保育、教育放在第一，但到了实施时，不由自主就会将地价提前到第一。”王天厚说，“政府的考核指标往往是经济效益，但一些东西原本就不该考虑怎么收钱。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原则上不经营，只要好好管理，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国外的湿地公园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的。”

王天厚认为，考核指标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国内各地的湿地公园变了味。“如果你要做自然保育，又把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就不要做。”他说。

另一方面，如果开发得当，可能给湿地带来更高效益。这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值得借鉴：政府部门将湿地租给自然保育环保组织，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比出租给个人要高出很多。

现在的问题是，南汇东滩属于“禁猎区”，非自然保护区，土地可用于城市建设，且这一地块本身的性质就是城市建设用地，在2003年临港新城总体规划时就决定进行土地建设。此外，东滩湿地土地管理权限复杂，分属三家单位，包括临港新城、港城和社保中心。若要修改规划，开展湿地保护，将涉及多家单位的协调与资金补偿。这也是湿地公园另行选址的原因所在。

在有关湿地的多重经济考量下，往来候鸟的生存空间成为狭窄的一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