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0月23日）那篇文章里，我对于那两个问题试提出初步的解决。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

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

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们才注意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

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

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都是很快乐的事。这样来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

可是，也不是所有命题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有的话都只有具体意义，抽象意义不多，如《论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人把“朋”作“凤”字解，如果这样，它的抽象意义就不多了。

“天下”和“爱人”

也许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可是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确是本来有的。近来我们做了些把古代经典著作翻译成现代漢语的工作。在翻译著作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如果只注意到一些命题的具体意义，翻译出来就不正确。

如《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天下”应该怎样翻呢？有人说应该翻作“中国”，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时候，多把“天下”翻成“帝国”，这是不对的。因为先秦所谓“中国”是指中原，而天下则还包括“蛮貊”。如果把“天下”翻成“中国”，也应该把“天下为公”翻为“今日之中国为公”或“帝国为公”。可是，“今日之中国为公”或“帝国为公”，都与原来的意思不完全相合。

因为就当时人的对于地理的知识说，他们的所谓“天下”其范围不过是今日的中国，但是他们作这个命题时，他们的意思并不限于今日的中国。上面的翻译，都只注意到这个命题的具体意义。这个命题是有这个意义，可是它不止于此，它还有抽象意义。

从抽象意义看，古人以为凡“天”以下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天下”。《中庸》所说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就是“天下”这个名词的涵义。将来如果发现星球上有人，并和地球上的人有交往，它上面的地方，虽不是“地之所载”，但“天下”的抽象意义仍然也可以包括它。这样意义的“天下为公”我们就要继承下来。

又如：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有人认为，这句话里的“人”和“民”是不同的。“人”是统治阶级中的人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因此，“人”可以译作“官僚”，可以译作“干部”，也可以译作“小贵族”。这样便成为“节用而爱官僚”，“节用而爱干部”，“节用而爱小贵族”。

这样的翻译是有问题的。据我的看法，不论“人”的更古的意义如何，孔子所谓“人”和我们现在所谓“人”的意义差不多。孔子也说“大人”“小人”“野人”。“大人”即贵族或有德的人，“小人”即平民或坏人，“野人”即乡下的农民；我们不能翻“小人”为“小贵族”，“野人”为“野贵族”。

孔子所说的“爱人”也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

从具体意义看，孔子所说的“爱人”是有范围的。儒家主张亲亲，认为人们因为血缘关系而有亲疏的不同，爱人是有差等的。就当时的贵族说，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当然也是贵族。孔子跟他们谈“爱人”，当然，“爱贵族”的成分居多。这是就孔子的这句话的具体意义说。

就其抽象意义说，孔子所谓“人”既然和现在所谓的“人”的意义差不多，他所谓的“爱人”，也不是没有现在所谓的“爱人”的意思。从抽象意义看，“节用而爱人”，到现在还是正确的，是有用的，可以继承下来。我们现在不是也主张勤俭办社，关心群众吗？

孔子所说“为仁之方”即实行“仁”的方法为“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我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

对陆王学派的抽象继承

现在谈一个在中国哲学史中比较重要的问题。

陆王学派，按其思想上的来源说，是从孟子出来的，中间又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这一学派的自然观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社会伦理学说方面应如何评价，还是一个问题。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生来的本性全是相同的。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善恶是非的标准都是从人的本性中发生的，外在的权威不是善恶是非的标准。佛教禅宗认为“人皆有佛性”即都有像佛教所说的如来佛一样的本性，人皆可以成佛，有所谓“顿悟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性。这和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有相同的意义。这样，人们便可以不靠佛教经典的权威来发挥自己的本性。

陆王学派就是孟子和佛教禅宗这两个传统的发展。陆九渊说：“六经皆可以为我作注脚。”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是善恶是非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良知可以和孔子的教义相对抗。以上的命题有两种意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

按其具体章义说，这些命题没有进步的作用。

例如，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又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人伦就是君臣父子等。照孟子的意思，能在人伦上尽其道的就是圣人。这就是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等等。这样说，做主人的有主人之道，做奴隶的有奴隶之道，一个奴隶要想成为圣人，就是好好地作奴隶。这些命题，好像是主张人人平等，可是实际上是叫人安于不平等。可见“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命题的具体意义发生了反动的作用。就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的内容即是封建道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原来封建道德在当时已成为教条，作用不大了。于是，王阳明就给封建道德一个新的根据。

照他的说法，封建道德不是外加于人的，而是人的良知本身发展出来的。这正如马克思批评马丁.路德时所说的：“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因为他把心灵套上锁链。”

这些命题好像是主张个人的解放，其实是叫个人更受封建道德的束缚。这样的批评固然很有根据，但是这还是事情的一方面，因为这些命题除了具体意义之外，还有其抽象意义。其抽象意义就表现在上面所说的两个“好像”上。其所以能“好像”，就是因為它们有其抽象意义。

就其抽象意义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平等”，就是认为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这就可以成为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理论根据。王阳明的良知论，虽然是给封建道德一种新的根据，但是也给传统权威一种有力的打击。所以上面所说的那些命题，就其具体意义说，是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

这不仅是我们在主观上是这样想，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王阳明学派后来可以发展成为像李贽那样的左派。李贽对传统的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判，反对传统的权威。后来最有民主精种的黄宗羲，也是继承王阳明的。李贽、黄宗羲的思想，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说，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封建社会开始趋向崩溃的反映。但就思想的继承说，它们是王阳明的一些命题的抽象意义的发展。

谭嗣同的“仁学”指出必须先读孟子、王阳明、禅宗的书。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对后来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事实上孟子、王阳明、禅宗的思想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武器。

由此看来，陆王学派还是不可以简单地加以全部否定的。宋明以后，程朱、陆王是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两大派别。

过去几年，在我们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把这两派都简单地加以全部否定。于是哲学史没有很多的可讲了。只好“发掘潜力”，寻找从前哲学史工作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材料。

当然，这是应该作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中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不过这样的材料比较少，有些材料并没有新的内容，在当时，或在以后，也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于是哲学史的内容就显得贫乏。

修养方法和待人处世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在中国哲学史的丰富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修养方法和待人处世的方法。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但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命题若从其具体意义上说，就要注意在“之”字所代表的是什么。若从其抽象的意义上讲，不管“之”字代表什么，作为我们的为学方法，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可以继承的。朱熹把这几句话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一部分，称为“为学之序”。就其抽象的意义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为学之序”。

在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还有一条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是“修身之要”这一条的抽象意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说话行动要老老实实，不闹情绪，接受批评。”这还是很好的“修身之要”。

另外还有读书的方法。朱熹曾说过读书要“循序而渐进，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问，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就其抽象意义上说，这也是很好的。

马恩对黑格尔的抽象继承

我们现在还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分别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这个讲法，是否很特殊呢？其实并不特殊，许多哲学家向来都是这样作的。

以研究黑格尔为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有合理的内核，这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大家知道，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他讲的“发展”，既是那个“绝对观念”的“发展”，由不觉经过外在化而自觉，由为自到为他。这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认为他的辩证法是“合理内核”，就是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其“绝对观念”。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说，黑格尔的方法与其体系有矛盾，这也是就其“方法”的抽象意义说的，如就其具体意义说，并无矛盾。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头脚倒置的，要把它扶正过来。这也就是要注意黑格尔的许多命题的抽象意义，不然是不能扶正的。

因此我们说，把过去哲学史中的一些命题从两方面讲，分别其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许多哲学史家本来就是如此作的，不过我们现在要自觉地这样作，只有这样作，才可以看出哲学史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

当然，假使过重于在抽象意义方面看，可继承的东西又太多了，甚至连“君君臣臣”也有人看作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需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

哲学思想中的普适成分

上面的论证归结到另一个问题。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它是不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呢？要是这样，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是不是就不是上层建筑呢？

庄子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在庄子《胠箧篇》中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此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跖是一个大盗，在农民看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论。专就庄子这一段话讲，他的意思就是把“仁义道德”看成像刀枪等武器一样，谁都可以用，“仁义道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反抗阶级服务。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一种组织力量，谁想组织起来，谁就用它，不用不行，谁用它，它就为谁服务。

庄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这个问题我大胆地提出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附记】这篇稿子是根据卢育三、朱传棨两位同志所记的我的一个讲演修改成的，谨谢卢育三、朱传棨两位同志的帮助。——冯友兰

（文章大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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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并不长，两位作者反复讨论、修改，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真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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