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钦熙

义务阶段，小心翼翼

1972年，我八岁了，开始在村小学上学。我年幼时体弱多病，瘦小懦弱。从我家住的村子——砖井前岗村到大队部村小学所在地至少有三华里，窄小、如遇下雨就非常泥泞不堪的小路，一个像我那样瘦弱的可怜虫要走那样远的确是个很大的负担，而且一路上还要过独木桥，几个大水塘。我没有哥哥姐姐可以陪伴护送上学，而别人家却大都有。在乡村，小孩子之间经常有大的欺负小的，兄弟姊妹多的欺负兄弟姊妹少的。甚至还发生过弱小的在放学路上被强悍的推到河里的事情。母亲从来都交代我要听话，绝不要去招事惹祸，因为我的父亲是上无哥姐，下无弟妹，人丁单薄的人家在乡村时时事事均要小心谨慎。

读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突然有一天贴出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认字不全，记得主要内容都是：学生说老师不好，还有谩骂老师的，好像是学校老师还鼓励学生积极对老师写大字报。教室里外连柱子上都贴满了。那是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要把一切好的传统都毁掉的时代。教室门口是一个土台子和一个小操场。读小学那几年，操场上经常有全大队群众大会，似乎每次大会都是批斗人。

读完小学一年级，老师说我成绩好直接跳读三年级了，可是到了小学四年级，一方面可能是有些骄傲所以学习没认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算术课上有了四则运算，突然觉得难起来，成绩就不好了。四年级的教室是在大队轧棉花的车间房，我现在都记不清棉花收获季节我们在什么地方上课的，只记得下课时顽皮的孩子们可以在轧花机后躲迷藏，可以摆弄一下处于农闲休息状态的机械的轮子什么的。到了轧花时节，我们还可以到阁楼上堆成山的等待被轧的棉花堆里躲迷藏，虽然热，但觉得很有意思。

转眼到了五年级，1976年了，是小学的毕业年级了，但似乎没有一点要毕业的感觉。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学习就是自己凭感觉，那时人已经稍大些，但身体仍然差，常生病，比如感冒、虐疾是经常的。每次生病必严重的呕吐，母亲常常被我可怕的呕吐声吓得要死，每次呕吐都要把胃酸胆汁全部吐出来才会好转。满口的苦味，眩晕的头脑，让人有想死的感觉。家里喂了一头牛，一头猪，我开始上学前早晨先去放牛，下午放学回家后去野外找给猪吃的菜。1976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是后来才知道其具体轻重的。

那一年，河北唐山丰南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毛泽东逝世的追悼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小学的全体师生还有村里的和当时公社来的干部齐聚小学操场，每个都事先折了白花戴着，大人还戴黑纱，公社那位姓齐的干部在会上讲起旧社会的苦难、新社会的幸福和毛主席的伟大恩情时，嚎啕大哭，全场也跟着一片哭声。1976年那一年，我感觉是这辈子听哀乐最多的时候之一。另一次是1994年父亲离世，我作为唯一的儿子为他处理后事，从城里到乡下，哀乐一直伴着我，以致于他的丧事过了好久后，我仍常常会突然感觉到那个旋律从某个地方突袭我。

小学毕业后就读初中了，但还是在大队小学读，“戴帽初中”。本来读初中要去至少十五里外的公社读的，但是上面允许小学再办初中，称为“戴帽初中”。初中一年级下学期不久，“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学生和大队村民一起参加了庆祝会，还在乡间的田野上进行了游行，稀稀拉拉的队伍逶迤好长。人们边走边呼“打倒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等等什么口号。

第二年即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我们的老师有好几个都参加了考试，也考上了好几个。那时能考上中专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考上中专、大学能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读书国家有生活补贴，毕业后还分配工作。也有几个老师考了但没考上，于是只好继续在村里学校“戴帽初中”里做我们的老师。那时我的父亲在小学部教低年级，所以大部分老师对我都不错，但是也有校长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惯我，可是我觉得自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是属于比较努力听话的学生。我们自然村有8个读同一个年级的孩子，说起来都是同姓但不同辈份，他们有差不多一半是留级到我们年级的。平时放学回家路上，他们喜欢贪玩，在路上偷别人田里的瓜菜或者打架，常常很晚才回，我不愿意加入他们，于是就遭到了孤立。乡下的孩子常有一些无关痛痒的类似口头禅的骂人的话，本来平常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在这方面管得特别紧，不允许说任何不文明的话，但有一次，我们回家的路上，伙伴们在谈论老师时，我无意间夹了一句那样的话，其中一个人就在第二天告诉了老师，校长很快就知道这件事。后来是就为这一句话，学校召开全体学生老师会类似于批判我，我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以后的好多年，每当回家从小学校边的沟坡走过，都不敢朝学校的方向看，觉得总有人在注意我，评论我。父亲那时虽在小学教书，但他是个并不善言词和搞关系的人。按照常理，一个教师的儿子不应该为一句不文明的话受这样大的阵势的批评。至于大人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过节或八卦，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这件事也永远无法去求证了，因为父亲已离世十几年了。

对于孩子们的粗言秽语，老师应该怎么处理，我自己后来也做了老师，但从未那样处理过。

高中岁月，山重水复

1978年初中毕业，要升高中了，我糊里糊涂的和别的同学一样参加了统一的升学考试，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考试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考试结果出来，我们那个“戴帽初中”全班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区里的高中，其它少数几个考上了公社的高中，比区低一个等级。能到区中学读书，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离家好远，每天单程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中间还要过两条没有桥的灌溉渠。渠水少的时候，可以踏用土块搭成落脚点过去，水一大落脚点被淹了，就只好脱鞋趟水，过了后再洗脚穿上鞋再走。每次过沟都费时不少。水特别大的时候，一个人把裤管绾到大腿根部，湍急的河水把人冲得摇晃，裤子还是常常被打湿。尤其是到了冬天，天亮得迟，就要特别早起。那时，母亲天天都是比我先起来，把前一天的剩饭热好了再叫我起床。我勉强睁眼，胡乱穿衣，被窝真热乎，但还是要起来。匆忙吃过，背上黄色帆布书包，悄然打开厨房门，隐身于清晨前的黑暗中。在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前行，好在天天走熟的路，不至于踏到田界下面的水里去。遇到露水大或雾大的日子，头发上很快就变白了，衣服外面差不多拧得出水来。要走差不多半小时或四十分钟后，天才慢慢亮起来。黑夜走路过别的村庄常遇到狗，这时就只有弯腰佯装拾东西打它，或者干脆不动，站立几秒，这时狗就不会跟着你赶。现在到了城里每每遇见有的人家的看家狗很凶狠，我试着做弯腰动作时，狗竟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城里的狗和乡村的狗经历不一样啊！每每走过黑暗孤野的路段，心里总不免忐忑，于是只有大踏步，有时故意大声咳嗽或者哼一下歌。有时遇到也是早起的人，在远处走的时候，一团黑影移动，或者突然某个小动物从路边惊跑过去，总会想到是否是大人故事中说到的鬼，这时头皮总要发麻。

每次早晨到学校，都是全身汗湿。就是这样紧赶慢赶也还是常常迟到。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姓皮，开始觉得这个姓很怪。她说话很尖刻的，每当迟到，要站在外面，然后或迟或早总要讽刺挖苦一通。也就是在这样的疲劳奔波中，进了高中，我的成绩总不好，一则是强手多了，都是经过考试才去的。二则是太辛苦。老师经常批评，学习的心境就不好了。唯一可以稍微说说就是语文成绩还过得去，因为从小就喜欢看书。乡村里书极少，但只要能逮住的书都看。比如那时看的书有《铁旋风》、《斗熊》，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威震敌胆》、《剑》。有一次在一户人家见到一本没有封面的《把一切献给党》，看得人心灵震荡。那本书是讲抗日战争时期的军工专家吴运铎怎样无数次的用生命去冒险为红军、八路军制造军火的故事。他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及各种地雷、手榴弹。他无数次的在试验中受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他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把一切献给党》。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心惊肉跳、热泪盈眶。这本书对我后来的影响比较大，后来我提出入党时，总是想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后来我在读大学时专门买了一本新版的《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留念。还有一本是《新儿女英雄传》，笔调轻松诙谐，把战争写得像风俗画一样。

高一结束时，成绩比较糟糕。到高二就分了文理科班。我喜欢语文，就报了文科。在“戴帽初中”有一个高中毕业插队的女知青老师和一个高中毕业回乡的知青男老师曾给我们启蒙过英语。到了高中，一个在传说中很有水平的女老师教英语。我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怎么就选择了文科里的英语专科。1980年高考时，考英语专业的不用考数学，这也正好，我的数学比较差，选英语避免了短处。

我现在仍然能清楚的回忆出丁老师教英语的情景，她在讲一般现在时的肯定式否定式时，总是举这个例子“我的姨父不打篮球，她不打，她不打，”辅之以连连的摆手。她的声音很清、很高，讲的标准的武汉话。她是生长在武汉的城市女子，他的丈夫是我们附近公社的农村青年，在武汉读的是中文。传说中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丁老师用英文写信，她的丈夫就用文言文写情书。后来我大学毕业在荆州中学教书时，丁老师一家早调动到了荆州，她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学生。我尽心尽力教了她的儿子两年。可是师母的儿子由于家庭情况太优越了，加上小伙子人长得又帅，很早就开始谈恋爱，结果没考上大学。今年，我暑假回荆州时，那一届有上十个学生一起请我吃饭，得知他的妻子就是高中读书时的恋爱对象，现在他的儿子都读小学四年级了。学生们在一起互相开玩笑，我倒是自己感叹，是该老了。

进了高二，班分好了，班主任老师说应该加班加点准备来年的高考。我交了两块五角钱的住宿费，住进了大通铺的学生宿舍。

高二文科班主任姓赵，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的语文老师，他爱好文学写作，据说教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在县和地区的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短诗、散文和小说，那时在我们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后来他一直努力不辍，我们毕业后他开始在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并因此后来调入县城的文化馆从事专业辅导文学青年和创作的工作。他是个善良与世无争的人，今年已经63岁，因在文革中经受过打击，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损害，现在身体状况不佳，退休在家带孩子。去年我回荆州，去探望过他。他自费把自己一辈子的文稿印了一个集子，还专门邮寄了一本给我，捧读其诗其文，令人唏嘘。

赵老师本人爱文学，于是就大量向学生推荐文学期刊。而当时正好是文革结束后，文学出现了极端繁荣时期。文学期刊真如雨后春笋，我们虽然地处偏僻的小镇，但有赵老师的引导，知道了好多刊物的名字，同学们也订了好多刊物。比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芳草》、《散文》等。我自己当时就订了《安徽文学》和《散文》。很多年后，我对《散文》杂志情有独钟。我曾经把1980年及以后几年的散文杂志自己精心的合订起来，取掉订书针，为合订本加上封面。并一笔一划模仿刊名“散文”的字体写到所加的封面上。可惜后来在不断搬移住处和家的过程中，那些珍惜的东西已不知所踪。

孩童时代喜欢读书，但无书可读，到了少年时代，赵老师的引导对我喜欢读书、喜欢文学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强化作用。前天，我去图书馆查看2008年报刊征订目录，小江老师拿出一本由广州市邮政局编印的500多页的目录给我，我一下子觉得无所适从——太多了，怎么看得下去啊，怎么找得到要找的东西？但是我想，如果静下心来，慢慢翻阅，我还是能很准确地从与工业、农业、医学、商务、金融等专业排在一起的刊名中找出属于纯粹的文学刊物的名字。比如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些比较生僻的文学刊物的名字——《陇苗》、《杜鹃》、《星火》。有些文学刊物在经济商业大潮中早已荡然无存，有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勉强存留下来，很可能都是通俗文学或者准色情类的刊物了。我要感谢赵老师，是他的引导使我保持了对文学的一点爱好，而这个爱好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丰富一些。

文科班一年间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日本电影《望乡》从大城市一直放映到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小镇。已经听到有人说那部片子里反映日本女人在战时做“慰安妇”（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的事情。据说电影里有一些可能“流氓”刺激的镜头。学生中涌动着蠢蠢欲动的情绪。有一天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班上几位同学终于忍不住溜了出来，翻进了镇上露天电影院的围墙，赶上了电影散场前的几个镜头。而我当时眼睛已经开始近视，站在后面根本没看清画面上的东西。赵老师当然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赵老师让前晚偷去看电影的同学一律站到讲台边，就开始批评起来。其中一句话音犹在耳：“你们望到乡没有？”但老师说这话时表情非常严厉，没有任何调侃的意思。我们大气不敢出，事后大家常常用这句话来善意打趣——“你望到乡没有？”

高二这一年，学的英语专业，高考不用考数学，所以逢数学课就去一个单独的房子学习英语，我们一共三个人。老师已换成了薛老师，他“文革”前从华中师范学院俄语专业毕业。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搞僵，俄语人才没有什么用了，他和很多开始学俄语的人一样，后来改道自学英语。印象中薛老师很严厉，当时是做教导主任，平时很少和学生说话。英语课上得不紧不慢，有时是我们自学，但自学不知从哪里自学起。于是玩的时候居多。

一晃高二学年结束了，到了1980年7月，是参加高考的时候。考场设在县城，离小镇60多公里。在只有简易公路的当时，公共汽车要走三个多小时。长这样大，还没有去过县城，虽然复习准备并不充分，但是一想到要去县城，就有了一种激动的盼望。薛老师把我们几个考英语的学生带到县招待所住了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在高考的这三天，我又犯了虐疾，时热时冷，在昏沉中考完了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这几科。不久成绩出来，分数极其丢人，才250分，英语考了51分，离中专还差好远。

家里为我读书已经不堪重负了。父亲母亲常常为了钱要么唉声叹气，要么争吵打架。大妹小我两岁，但没进过一天学堂，母亲常常说读了有什么用，而父亲虽被母亲说没用弄不来钱，但对我读书还是一直在态度上支持。现在成绩出来了，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读了也没用。我的出路成了问题。我们家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哪怕在村一级都没有任何亲戚做干部什么的，在社会关系上属于“赤贫”。于是，父母商量，决定让我去学做木匠手艺。“天下饿不死手艺人”是祖传的古训。于是，联系好了一家转了几个折、远在外县的亲戚，说去跟那位长辈学做木工。这位长辈的手艺当年是从我早逝的祖父处学的，在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按照乡下的规矩，学徒需三年满师才能出来自己做。三年里徒弟要给师傅“寄脚费”（学费），平时吃饭的米要自己带去，要帮助师傅家里做任何事。

家里东挪西借为我准备寄脚费和买锯子斧头等工具的钱，我只有被动地等待安排。转眼就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学手艺的事还没有落实，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又提起要我再读书的事了。父亲又去了一趟镇上的中学找薛老师问可不可以复读。薛老师建议去另一所更好一些的中学去读，但父亲一个人也不认识。薛老师让父亲去找一个姓索的老师，有没有把握他也说不准。九月下旬了，父亲提了一斤半芝麻香油搭车去三十多里外的学校。真是谢天谢地，老师同意了。

父亲带着简单的行李把我送到学校时，已经是开学一个多月的十月份了。一个班里有70多个学生，教室里桌子挤椅子，人进去了出来难，出来了进去也难。班主任是一个已界退休年龄的老教师，他教地理，他的儿子也是复读，而且是第三次复读了。我像突然开窍了似的，变了一个人。除了历史课外，每一门课都有明显进步，都觉得老师讲得好极了，尤其是英语，虽然老师基本都是“讲解”语言而不是“讲”语言，但我像突然打开了暗道中的门、光流泻进来一样，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语法要点竟然融会贯通。期中考试时还在班上摆尾，到期末考试时，就进到了班上十名以前。老师开始注意这个长得丑陋个子仍然瘦小的人。

本来就是一个默默无闻，不被人注意的人，加上内心的自卑感，更有复读生的小心谨慎，我觉得自己如像在狭缝里生存。12月的某个晚自习是班主任老师的地理课，我的座位在窗子边，窗玻璃最下面的一格已经成对角线破裂只剩下二分之一块了，被几颗很小的钉子挂着。木框的抽销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夜晚的寒风吹进来，人常常打寒噤，同时窗木框老是被吹开，每次我都是悄悄地推拢。可是就在我再次悄悄地谨慎地推拢时，那块玻璃摔了下来，玻璃的一角砸进了左手食指和中指间的分叉处，然后旁依着墙落到地上。半块玻璃由于下落时我的手指的缓冲和下落的方向大致垂直于墙而没有再破裂，但玻璃落地时与墙壁的碰撞还是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因为教室里晚自习秩序很好，安静极了，坐在讲台上的老班主任稍稍抬了一下眼，朝着我的方向说了两句话“你会死呃会死，你嘈命啊（地方：指人死前痛苦的挣扎）”又埋下头去改作业或备课。而老师哪里知道此时我的手被玻璃落地时砸了一个三角形的口，正止不住的流血。我能说什么呢？复读生本来就是被老师另眼相看的低人一等。这个伤口距今已经27年了，但疤痕仍然非常的清楚。写到这里，我没有半点怨恨我的老师，相反是他和其他的老师对我的教导使我有了一点进步。老师退休后年老多病，我常去看他。他去世时，我去了殡仪馆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在认真学习中，时间过得真快，1981年春节后上学不久，就到了预考的时候，各个学校为了追求升学高比率，预考要涮掉很大一批人。以我们班为例70多人的班级，预考后剩下不到40人。预考成绩出来，我的分数排到了文科的第一名。但老师说预考不是高考，不能说明问题，上一年的预考第一名就因为自以为是、吊儿郎当而高考落选的。我谨记老师的警钟，一如既往努力学习，晚自习结束后还偷偷溜进教室点蜡烛。为了不让灯光外泄，就用一个半打开的文件夹竖起来夹住灯光，上面再盖一本书，只有面向身体的一面有一些光出来。早晨天还未亮就起来，披着旧棉袄到校门外的一盏路灯下看书，等到天亮的时候，棉袄外面、头发上全是露水。

苦读一年，对知识的掌握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高考仍然是到县一中，住的也是上一年住的县城的招待所，还是考英语专业。分数出来总分考了380分，比上年增加了130分，英语考了81分，等到了分数线划出来，自己的分数远远超过了。1981年湖北省英语专业录取分数线——英语75分，总分350或者英语80分，总分340分。那么我的分数即超过分数线40分。填志愿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什么也不懂，老师也没有给多少指导。实事求是地说，很多农村的孩子都不想读农业类和师范类院校，可事实却是农村的很多孩子都读了这两类院校。志愿表一共六个志愿，本科三个，不分重点与非重点，专科三个。本科三个志愿是国际政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专科三个志愿是：上海海关专科学校、襄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荆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结果左等右等，到了快十月份，通知来了，是最后一个志愿学校。当时的确是心里很烦，差点撕了通知，想再复读一次，但母亲说，菩萨保佑祖宗有书读就不错了。其实说复读只是嘴硬说的气话，家里已完全无力再让我学一年了。比起有的同学，我还算幸运，还录取了一个大专。有的同学分数虽高但最后却象菜场快下市的剩菜一样被扒进了县里的师范中专。

师范时光，柳暗光明

写到这里，才开始接触到“怎么做了老师的”这个问题了。在计划体制之下，上什么行业的学校就决定了毕业从事的职业。有很多人并非当初想做老师的，但到后来也从被动接受转为了主动适应。其实公平的说，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并不差到哪里去，与学生打交道，与纯洁、青春打交道使人永远年青快乐，与心灵打交道，使人感受到思想的无限广阔和丰富。特别是当教师的付出和爱能使学生得到改变，得到回报时，那种喜悦真的无法拿什么金钱和地位来换。那又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想做老师呢？其根本原因还是教师工作的辛苦，曾一度是政治、经济待遇极低也导致社会地位也低下。在计划体制的各行各业里，学校是排在差不多最后的位次。当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业的压力，能找到教师岗位都变得不容易了。当然也由于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这个行业也变得比较热门。

三年的师专生活，除了完成英语专业的学习外，共看了300多本文学、历史类书，坚持了三年的晨跑，实习安排在湖北省老牌的省重点中学荆州中学。本县同专业同届有八名同学同时毕业，他们基本上都比我有社会关系。毕业分配时，我早已做好了准备回到自己曾经就读的镇中学教书，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实习时的学校。也许当初实习时有些表现尚可吧。

从八岁开始入学堂起，到1984年大学毕业，刚好二十岁。12年里都是父亲母亲含辛茹苦抚养还有妹妹的一些牺牲。但从此我开始真正的自食其力，开始有一份不高的工资，开始了一份平常的但常常又显示出意义来的工作。

感谢父母生我养我拉扯我长大。

感谢12年求学期间教育过我的每一位老师。

感谢时代的变化，历史的机遇，使一个社会关系“赤贫”的农家子有机会大学毕业。

感谢冥冥之中，有意无意的命运之神安排我做了一名教师，让我有充分的理由和书本为伴，去做了一点影响心灵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