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鸿

高尔基的自传《童年》等三部曲，用现在的话说是活色生香，在当时读来就是真切生动，今天我看高尔基仍会感动，还时常会想起他那句“冒犯”列宁的话：“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相形之下，我的童年是幸运的。我1962年出生在青岛，“文革”涵盖了我整个的童年经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境况和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差不多。

与高尔基多难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还有其光彩的一面。虽然也有不幸的事发生。当时的美术老师人很和蔼，可惜车祸身亡。我的邻居和同学赵树伦在三年级时也车祸送命，这一师一生让班主任孙老师放声大哭了无数回。

我的父母都算是性情中人。父亲当时在市南干部职业业余学校教语文，是教大人的，学生的来源广泛，不乏比他还大的大人和干部，邮电、铁路……各行各业；学生请他操刀写文章，他总是慨然应允。父亲为铁路客运广播写的青岛宣传语，在那年月每到一地，列车总要广播这个城市的光荣历史和伟大成就。母亲是个宁折不弯之人。1949年圣功女子高中毕业，全青岛只有三十名，拒绝不少入城高干的追求和组织的安排，甘嫁白面穷书生我爸。她常吹自己的跨栏和排球，当然文革中的橡胶九厂工人领袖——“东方红”派的头头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母特别能侃，还爱做月老给别人牵线搭桥，介绍对象，故事也多。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对我爱护。父母家族关系复杂，六姨十五舅，其中还有海外关系，和特务大爷等都还有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