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是在文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中国大陆首开先河的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是92北京国际拍卖会，它是在重重困难中开始的，而组织领导这次拍卖会的恰恰就是文博系统。

在21年前的1992年，按照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第五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私人藏有的文物，除了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文物商店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收购的业务。可是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组织者经过多方联系，艰苦努力，硬是把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推上了拍卖会。拍品如西周“内”铜爵、西汉青釉绳纹双系壶、唐彩绘陶骑马俑、宋三彩花卉枕、辽黄釉马镫壶、明白玉独角兽、清乾隆官窑仿木釉碗、明卞文瑜《山水图》轴、清梅清《仿黄鹤山樵笔意》图辅、民国肖俊贤《山水图》轴，现代张大千《宋人诗意图》辅、吴昌硕《牡丹菊石图》轴、齐白石《松鹰图》轴皆是重量级精品。

这些文物货源是文博系统提供的，主要是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所购藏的文物。拍卖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也来自北京市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等文博单位，如彭思齐、王金鲁、秦公、徐邦达、耿宝昌、杨伯达、程长新、章津才、张茹兰、范世民、王彦朝、王利民等。其他系统的冯家驳、贺立彬、娄国强等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香港的霍英东先生也鼎力相助，他们都功不可没。

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得到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敬民、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副局长彭思齐亲自领导下，成立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从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征调文物，编印出版中国第一本文物拍卖图录，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张德勤为拍卖会图录撰写了《中国文物事业的现状》的专题文章刊在首页。当时中国大陆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经验，甚至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师，彭思齐副局长还从香港请来国际拍卖市场专家张宗宪先生现场指导，请来香港拍卖师胡文棨（qi）先生为拍卖会主槌。

该场拍卖会于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剧场举行，成交金额虽然仅300多万元，但在政策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也是深远的。正如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所说：“拍卖会在国际上屡见不鲜，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是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探索者的道路与足迹，应该从时间的量中去体现。历史会作出公允的评判。因此，无论成功与否，对于探索者本身都是需要肯定和值得纪念的。”当时《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信息旬刊》登载文章反映：“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种认为文物拍卖是加快改革开放，增加财源的新举措，应该继续搞下去；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极大的不安。”但是，无论如何，正是有了这次破天荒的92北京国际拍卖会，才对旧的《文物保护法》有了冲击与突破，才有了对于《文物法》的修改、补充和嬗变，才有了10年后2002年新的《文物保护法》的诞生。

国家文物局通过拍卖试点积累了成熟经验

92北京国际拍卖会以后，国家文物局顺势而为，由时任副局长的马自树带领流散文物处处长李季以及穆文斌等同志进行市场调查，把文物艺术品拍卖工作提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议事日程。并于1994年7月下发了《关于文物拍卖试点问题的通知》和《文物境内拍卖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经过对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四川翰雅、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中商圣佳（即今中贸圣佳）6家公司的试点，总结经验。1996年，国家文物局又下发了《关于一九九六年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的实施意见》，文物艺术品拍卖工作开始审慎地在全国推广。国家文物局通过试点总结经验这一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为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保证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5年国家商业部牵头起草中国的《拍卖法》，国家文物局主动配合，对有关文物艺术品拍卖部分增加了文物管理的合理内核，所以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有了相关规定，如第二宣第八条规定：“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定、许可”；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1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拍卖法》的颁布与实施，不仅促使中国的拍卖业与国际拍卖业接轨，同时因为加强了文物行政部门与商务部门对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同抓共管，也确保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

同时，国家文物局为了提高文物艺术品拍卖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文物鉴定水平，结合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晋级工作。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文物拍卖专业人员文物鉴定培训班，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了保障。

国家文物局20余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状况，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调整、修订、补充文物艺术品市场管理政策，与时俱进，促进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健康发展。

2002年国家文物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布以后，更使得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飞速壮大。新《文物保护法》第五耄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文物；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不得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不得设立文物商店”；第五十五条规定：“除经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至此，文物艺术品拍卖历经10年坎坷，终于名正言顺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文博专家是拍卖企业的坚强后盾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之初，从事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人员大多是外行，他们怀着开辟新的经营领域的憧憬，抱着开拓进取的激情，走上文物艺术品拍卖领域。虽然他们缺乏文物知识，不了解文物政策，不懂文物鉴定，但是他们有一颗搞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的决心，诚心邀请文博专家担任顾问。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商圣佳（今中贸圣佳）等几个成功的拍卖公司，都建立了强大的顾问专家队伍。文博单位德艺双馨的老专家诸如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王世襄、朱家酒、耿宝昌、史树青、傅熹年以及童津才、秦公等等，都把文物艺术品拍卖工作看成文物工作的一部分，不求报酬，无私奉献，诚心实意地帮助拍卖公司，对于征集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把关，对于编印的拍卖图录进行审定，并且亲临拍卖展览现场审视，严格把关。甚至1993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首拍，特别邀请上海博物馆资深老专家谢稚柳先生开槌；1994年春季中国嘉德公司首场拍卖会，也特别邀请故宫博物院资深老专家徐邦达先生开槌，他们都勇于承担，在所不辞。

一些成功的拍卖公司，正是由于有了文博老专家的帮助。信誉度得到社会以及广大收藏家的认可与好评。特别是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三家拍卖公司的《十周年庆典纪念册》收入的拍卖精品，由于老专家的鉴定把关，没有一件赝品，被广大收藏家视为严肃的著录。纪念册上刊载的每件拍品，都成为了收藏家和爱好者追求的热门藏品。

C字头火漆印扩大7市场货源

随着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中国文物艺术品在中国大陆的价格不断升高，过去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源源不断地回流祖国。国家文物局顺应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形势，在1996年适时制定文物进口管理办法，刻制了C字头的火漆印，并且出台规定：“文物拍卖企业在境外征集的文物拍卖标的，在境内滞留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如有特殊需要，应当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对于旅客进境时随身携带的文物报告海关登记，由文物管理部门鉴定开封。可以免除进口税收。”这一规定激活了拍卖企业的能力，扩大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货源。

火漆印是国家文物局制定，通知海关放行文物的一种标志。“文革”后期，1975年国家文物局为了贯彻国务院1974年132号《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文件，落实文物商品出口要执行“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刻制了一种六角形“鉴”字头的火漆印，这种火漆印只管文物出口，对文物进口是不适用的。国家文物局根据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新情况，刻制c字头火漆印，允许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进口，是明智的决策，吸引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珍贵文物回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还丰富补充了国有博物馆的陈列和收藏。

文博单位在拍场购藏文物引领收藏热潮

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推出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杨新同志，带领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保管部主任高和，赶赴拍卖现场购藏。北京京广中心千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最终《十咏图》以1980万元成交，这是一个天价，也是中国文物拍卖成交价第一次突破千万元，拍卖大厅掌声雷动。

1996年，世界中国鼻烟壶协会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1996年年会，为了配合这次世界中国鼻烟壶协会的年会，满足来自世界各地中国鼻烟壶爱好者的要求，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决定在凯宾斯基饭店举办一场鼻烟壶夜场拍卖会。对于首创的夜场拍卖会大家都没有经验，心中忐忑不安。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副局长孔繁峙闻讯后亲临现场，通宵达旦帮助秦公指挥，直到这个夜场拍卖会圆满结束。此场拍卖会成交总额超过1441.8万元，是底价640万元的223％，并有两件鼻烟壶的成交价超过百万元，这是鼻烟壶的价格第一次突破百万元。小小的鼻烟壶居然能卖过百万元，让人耳目一新。

2000年春，得知香港苏富比将拍卖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六棱套瓶，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紧急请示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梅宁华，经批准同意，用2094.7万元港币购回此六棱套瓶，给国人及世界华人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现在这件六角套瓶成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爱国主义教材的身姿，屹立在首都博物馆的陈列大厅。

2002年12月，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推出米芾《研山铭》手卷，国家文物局派出范世民、范庆柱两位代表前往购藏，首都大饭店拍卖大厅采访记者无数，仅电视台就有10多家，他们的摄像机长枪短炮似的排满全场，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当拍卖师宣布2999万元，由国家文物局代表范庆柱竞得时，全场掌声雷鸣。说三道四，毫无根据地猜测说主持购买文物的保管部副主任何其耀与拍卖公司有瓜葛；何其耀不顾非议，坚决为历博买下这些文物。直到2000年香港苏富比以550万元港币拍出一件与历博购藏的同样的清乾隆银合金兽面铺首时，才算平息了这些非议。

在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产生、发展、规范、成熟的过程中，文博部门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文博部门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购藏了大量的文物精品、珍品，不仅提高了展览陈列质量，丰富了库藏，扩大了文博的教育功能，而且提高了文博部门藏品的经济价值，增加了财富。

拍卖市场仍存在国有博物馆作为的空间

现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早已进入“亿元时代”，国有博物馆的领导经常发出感慨。说买不起文物了。其实，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仍然存在国有博物馆购藏文物的空间，关键是国有博物馆要改变观念，树立正气，重视人才。

首先，文博系统要重视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是文化企业，其经营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酷爱文化建设，愿意为国有博物馆做贡献。就像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子龙鼎，当初就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发现并主动推荐给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是一件流失在海外的传世文物，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拍卖公司对1949年以前出土的传世文物是可以征集回国上拍赚取佣金的。易苏昊原来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部主任，出于对博物馆的热爱。主动推荐给博物馆，使国博得以购藏这件珍贵文物。

其次，文博系统要对在拍卖市场购藏过藏品的拍卖公司和原物主进行表彰。诸如中贸圣佳、北京翰海、中国嘉德，这些拍卖公司给国有博物馆提供的藏品最多，文物行政部门动用优先购买权购藏的珍贵藏品都没有达到最高的竞争价位，拍卖公司在佣金上，以及原物主应获利润上都有所减少，给予适当的表彰是应该的。如首都博物馆从中贸圣佳购藏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时，底价为800万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找到该公司，表示最少出200万元美金（即1800万元）参加竞投，被中贸圣佳拒绝，中贸圣佳说服物主撤销拍卖，由首都博物馆以底价购藏。又如首都博物馆从中贸圣佳购藏的明素三彩观音造像，底价为170万元，上海收藏家徐伟达身带300万元现金前来参加竟投，拍卖公司说服物主和买主后宣布撤销拍卖，由首都博物馆按底价购藏。再如首都博物馆从北京翰海以15万元购藏的明吴纳《孔子与七十二贤图》手卷，原物主是孙悦汉先生，当他找到翰海总经理秦公要求拍卖时，秦公说：这件珍贵的手卷应该回到孔庙才是它的归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首都博物馆现在建在国子监的孔庙内，可是首都博物馆的经费非常紧缺，价钱高了买不起，就定价15万元，由秦公向首都博物馆去说，半捐半卖，发表彰证书，再请赵榆同志写一篇文章发表，宣传一下。孙悦汉是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原故宫博物院顾问孙瀛洲先生的堂侄，孙家对博物馆有特殊的感情，就欣然允诺了。可是，此事办成后不久秦公不幸逝世，我撰写的《孙悦汉先生与他的孔子与七十二贤图》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而关于首都博物馆的表彰，至今尚未听说。

特别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从中贸圣佳购藏的米芾《研山铭》手卷，国家文物局按照启功等专家的意见，既要动用优先购买权坚决买下，价格又不能超过3000万元。而卖家的最低价不少于3000万元，参加拍卖会的买家台湾的王定乾、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等准备竞投的最低价都在5000万元以上，米芾的老家湖北襄阳也派来购买团，新闻媒体《钱江晚报》以一个整版刊登出通栏标题《研山铭五千万也不卖》。中贸圣佳公司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说服了卖家，安抚了新闻媒体，免收了国家文物局的佣金，自己公司赔了百万元的宣传费，满足了国家文物局优先购买的要求，真可谓排除万难。

第三，要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发掘人才。人才是关键，国有博物馆要鼓励本单位有鉴别能力、品行端正的工作人员深入拍卖市场，特别是深入操作比较规范的大拍卖公司，从这些拍卖公司的拍品中发现博物馆需要的藏品。同时国有博物馆要重视文物艺术品市场上有鉴别能力的人才，尊重他们的意见。譬如，北京保利拍卖公司2011年秋季拍卖会推出一件石涛《五百罗汉四屏》，以6670万元成交。针对此件拍品，有社会上的鉴定家从山西省图书馆查找出一本手抄本《毕沅文集》，其中对这件石涛《五百罗汉四屏》作了十分清楚的记载。这是非常重要的著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毕沅家族收藏的，如果国有博物馆能听到这位专家的意见，把这件珍贵的文物买下来，可以说是在拍卖市场上捡了一个漏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能沉下心来，总能在这浩瀚的拍卖市场上找到博物馆需要收藏的文物。2011年，易苏昊就在中国嘉德公司的小型拍卖会上以80万元买到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明封佑善禅师诏书》。此诏书丝质，长230厘米，宽31.6厘米，保存完好，文字、用印均清晰可辨，是研究明初甘肃僧人在明朝宫廷活动的重要个案史料，应该说这是一件应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的重要文物。

再如《蒙古山水地图》，缣本，高59厘米，长3012厘米，被专家称之为唯一能与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中世纪世界地图《伽泰罗尼地图集》（1375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大明混一图》、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年）世界四大地图相媲美的大地图。《蒙古山水地图》是明朝与西方陆路交通的真实写照，翔实地绘制了从嘉峪关到天方（甘肃酒泉到沙乌地阿拉伯的伊斯兰圣城麦加）的211个明代地域名。此图绘制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至十八年，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反映了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也说明在16世纪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对于这件珍贵文物，2002年易苏昊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用70万元购买回国后，与国家文物局联系，希望以原价交给国家文物局，然后由国家文物局调拨给新疆博物馆。当时新疆文物局局长岳峰在北京带职学习，负责与国家文物局某处长联系落实此事，但是此处长述而不作，硬是把此事拖黄了事。后来，易苏吴经过请教傅熹年等专家意见之后，诚请林梅村进行研究。经过林梅村用4年多的时间潜心研究，撰写出《蒙古山水地图》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震惊世界文物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邀请展览。

希望此文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希望国有博物馆能够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的文物鉴定专家，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购藏到更多珍贵、稀缺的文物，也希望文博系统在今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上，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如此，中国文博事业幸甚，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