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一场泯灭人性的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在全国蔓延的集体行为。画家岳祥书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按捺不住激扬的情绪，响应最高领导人的号召，热情参与。不久，岳祥书带着困惑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政治要紧？业务要紧？”第二天即遭到围攻，被剥夺所谓政治权利并强迫劳动。他和另一位同事每天凌晨4点即起，两人用地排车拉渣土，从早干到晚。

翌年元月，科技馆全体临时工被打发到北京串联，在国家文联大楼前，岳祥书和同事的一段对揪斗刘少奇不满的对话，事后成为岳祥书坦白交代的23条罪行之一。疯狂揪斗、失去理性的相互揭发，人与人之间的反目为仇，使多少人丧失人性基本标准。在揭发岳祥书的罪行之中。有人揭露他教学生成名成家。那是岳祥书在科技馆成立的丝漆印车间教工人美术期间，上课的大多为女工，在上课时他曾说：“现在工作要求我们懂印画、刻板、调色，这需要懂得美术，就是将来不干这个了，会画画不也很好吗？尤其是山东省没有女画家，希望你们不但有美术常识，还要好好努力，把画画好。成为一个有名的女画家，将来不管到哪个岗位，画宣传画不是也很需要吗……”此话事后被翻出，成为罪行之一。还有人揭露他新中国成立前曾画蒋介石的像，岳祥书反驳说“我现在也画毛主席的像”，这也成为主要罪行之一。

“文革”伊始，科技馆就贴大字报围攻岳祥书，当权派把他当成“学术权威”打倒。说他是祖师爷。岳祥书无法理解，曾对同事说：“我临时工当什么权威？没听说临时工权威，又不是大学教授，又不是外国留洋，权在哪里？威在哪里？小学毕业，苦练一辈子画……”后此话也成23条罪行之一。直至1968年秋，岳祥书仍被强迫劳动，关在“牛棚”。

岳祥书被造反派抄家，抢走他精心创作的21卷约700张画作，还有其他物品。岳师母从上海购置的教学用的石膏像被砸得满屋都是。画家连哭三天，而岳师母精神一度恍惚。长期的揪斗及体力劳动让曾精力充沛、充满理想的画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家中从不流露悲观情绪的画家从此常借助酒精的麻醉度日。在极度混乱和恐慌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岳祥书全家搬至铁路大厂南门家属宿舍36号。此处有两户平房人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这是画家的“槐荫画室”和最后的居所。院子里百草丛生，有两棵大树——一棵芙蓉树、一棵老槐树，这给在非常时期的画家带来一丝安慰。但没过几天，画家岳祥书就被关进省直某机关大院，成为审查对象。批斗仍继续，最终把岳祥书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政治高压态势下，画家被迫无休止地写坦白交代罪行材料。1970年5月。在八一广场开宽严大会，到会两万多人，作为画家的岳祥书和其他“现行反革命”被押上台，宣布枪毙_人，立即执行，而画家成为被从宽处理的6人之一，实为陪绑。惊魂未定的画家在会后谈到接受宽大处理的体会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向全体同志说出我对党和毛主席无限感恩之情，并决心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以报不杀之恩……”

此后，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岳祥书回到家中，失去了任何工作机会，每月靠在各地工作的子女寄生活费度日。他开始慢慢拿起画笔，这是惯性的意志力，也是他唯一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寄托。画家心情烦闷，却不愿流于言表，幸而那拥有大树及花木丛生的“槐荫画室”和院内饲养的家禽、飞鸟给画家带来安慰，成为画家后期表现的重要题材。他的画体裁形式多样，彩墨并施，曲高和寡，风格强烈，独自成家。

后来，画家应河南开封亲朋之邀，回故乡小住，不到两月的时间给机关单位及友人画有58幅大大小小的作品，其中不乏八尺大作。

常来“槐荫画室”看望先生的老友有黑伯龙、王企华等，他们畅叙情谊，切磋技艺。

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宣告结束。画家拖着已虚弱的身体激动地挥亳作六尺横幅并在上题日：“蓬间雀难逃人民巨掌。情不自禁挥毫成此。一九七七年元旦岳翔舒。”这是画家激流永进的浪漫本性，是对生命、生活的渴望的激昂之声。

然而，直至1979年，才在政治上给岳祥书先生平反，摘掉“反革命”帽子。迟来的平反没有改变画家每况愈下的病情，1979年12月30日，正值严冬，66岁的画家岳祥书在病魔缠绕中带着遗憾、带着未完的梦想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除了满屋的作品、画具，几乎一无所有。到1986年，在家人四处奔波下，曾存放在科技馆革委会储存档案室内被抄走的21卷他的精心之作及收藏作品终以查无下落而告终，最后以签字画押、付给画家家属5000元人民币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