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英，成金华，易杏花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整体水平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经济与环境、能源之间的协调发展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总体协调程度偏低，系统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冲突，也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突出表现为我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不协调；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方式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不协调；工业发展整体上突显低效率高耗能特征，以及能源价格体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适应等等。进一步探讨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以下简称双重结构）以及两者的非协调性所表现的互动明显不足。

从理论上分析，传统的能源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数量能源观”，以线性能源系数为理论基础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

其中，U为能源强度，又称能源密度，指单位GDP的能源需求，即单位产值能耗，E为能源消耗量，Y为经济产出量，V为能源弹性系数，是衡量能源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gE为能源增长率，gy为经济增长率。

式（1）与式（2）表达的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总量间的关系体现了能源对国民经济的“速度牵动”，而忽视了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经济关系的影响作用。但实践证明，在能源环境约束下，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单纯依靠能源数量及高耗能行业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而能源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双重结构的协调发展，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可以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本文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借此观察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分析双重结构协调性的定量判断、协调状态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

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约束下寻求最优路径的一个动态过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这一中观因素来实现的。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主要考虑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协调，不同的结构导致不同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从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测度指标的构建

首先，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令Y＝∑Yi，αi＇＝Yi／Y，E＝∑Ei，Ui＝Ei／Yi，则有：

式（3）中：Yi和αi＇分别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E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U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将式（3）代入能源弹性系数表达式，得

式（4）中，下标0表示初始年份，下标n表示第n个年份。

可见，节能率是产业结构和各个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化的综合反映。即整体能源效率取决于两种效应：产业间结构变化效应和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效应。在产业间能源强度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能源由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从而产生能源配置效应，促使整体能源效率提高；反之亦然。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主要表现在各产业自身能源效率增长变化的影响［1］。除此之外，能源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能源综合效率的变化，由于各个能源品种的转换效率的差异，其中煤炭的效率较差，而油气效率较高，优质能源比例的提高必然促使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化和环境质量变迁的重要外在表现，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还关系到生态环境建设。因此，高效、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技术水平或各产业生产函数的性质是各产业产出与能源消费长期均衡发生作用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基础，而产业产出与其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又形成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与短期约束［2］。因此，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以产业结构比例、产业结构能源消耗、能源消费结构比例、能源行业的经济产出量贡献率等指标，作为结构能源强度指标的构建因子，以此来表征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程度及能源与经济的互动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式（5）中，α为各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P为各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β为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Q为能源分行业对经济贡献率；其中Qi＝Tiηi＼∑Tjηj，T为能源消费结构；η为各类能源的利用效率（指燃烧时的热效率）。

根据计算公式（5），结构能源强度与常规能源强度（传统的线性能源强度）所表达的经济意义相同，具有相同的计量单位，其值越小表明单位能耗越低，但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不仅考虑了总量，更重要的是统筹考虑了经济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因子，以从能源消费部门（经济产业）角度计算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作为分子，其包含了经济产业结构数据。以根据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和经济贡献率计算得到的能源经济效率作为分母，其包含了能源消费结构数据。因此，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可以反映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的单位GDP能耗发展水平和趋势，这是本文定量判断双重结构协调度的基本出发点。

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及变化应由常规能源强度与结构能源系数两部分构成，对式（5）进行变换，得：

式（6）中结构能源系数k表明基于能源强度的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是衡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在e一定的情况下，k值越大则c越大，说明基于双重结构的能源经济效率越低。若k＜1则表明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较好；若k＞1则表明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不好；若k＝1，结构单位GDP能耗与常规单位GDP能耗相等，此为双重结构协调的最低水平，即良性互动的最低水平。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与调整产业结构会使k＜1，此时双重结构良性互动拉动经济作用显著［3］。

（二）协调性的定量判断

以双重结构协调发展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学理论强调，经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双重调整与优化，目的是在保障GDP达到预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走势平稳，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指标是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因此，双重结构与单位GDP能耗的定量关系是双重结构协调发展的衡量基础［4］。在此，基于单位GDP能耗构建双重结构协调度指标，以定量判断双重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这也是作为双重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

运用式（5）定义的结构单位GDP能耗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地，，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S为产业结构百分比，P为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Q为能源分行业经济贡献百分比，，其中i为各类能源利用率。本文选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与电力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为0．27、0．50、0．57与0．85；，其中T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百分比。

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参数，见表1。年出版

表1 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参数（2000－2008年）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参数，见表2。

表2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参数（2000年－2008年）

计算结构单位GDP能耗c和结构能耗系数k，计算结果见图1。

图1 常规单位GDP能耗v与结构单位GDP能耗c比较及结构能耗系数k

定量分析包含双重结构信息的单位GDP能耗的变化趋势，反映双重结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处于整体减小趋势，虽然在2003年－2004年结构单位GDP能耗有较大上升，但是常规单位GDP能耗上升幅度更大，致使结构能源系数k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双重结构朝着协调方向演进。但k＞1，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是良性互动，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数量比例正趋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调整轨迹上，但在与之相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上，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偏离产业结构与能源协调发展的良性轨迹。从能源增量利用效率上看，1984年－200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23、0．36、0．73，并在整体上显示出递减的趋势。而2000年－2004年产业能源消费弹性指数并没随着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而下降，而是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上升幅度较大。因此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并未带来我国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下降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及产业内部结构的原因，也有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

二、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原因分析

（一）基于产业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1．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模式并未改变。总体上说，伴随产业结构数量比例的高度化，产业内部结构以高耗能、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表现为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结构的变动，表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呈现出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主要是由资金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业为支撑。据统计，炼钢、炼铁、焦炭、电解铝、化纤与水泥等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重高达15%～25%。这些落后产能在加大了重化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同时，也使得行业整体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由此，随着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尽管工业增加值能耗有所降低，但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并未下降。见图2。

图2 2001－2010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的变化

究其原因，在于高耗能工业的能源消费是中国工业内部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由此带来了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5］。所以，重化工业化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平稳的走势。

2．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效应贡献度低。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分析，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不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运用外力对经济系统的介入便成为必然选择的措施了。一般而言，外力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迁、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等［6］。“十一五”期间，工业能源利用强度变化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轻重工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还比较小，2009年还出现了负面效应。见表3。

表3 2006－2009年工业能源利用强度变化分解

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影响力在逐年下降。因此，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在未来的能源政策调整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7］。在工业结构重型化、低端化的条件下，强调走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之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可以作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矛盾，缓解能源环境约束的切入点。

（二）基于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能源消费结构刚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注重供需数量的平衡，忽略结构品质的优化。我国高耗能企业的工艺方法和技术设备的落后，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影响恶劣。除去同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煤炭消费比例过高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构成，其发展出现了与世界能源结构变化完全相背的趋势。见图3。

图3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演进（1990－2010年）

中国常规化石能源中煤炭所占比重为90%以上，同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原煤占2／3，煤炭消费量中电煤仅占55%左右，而美国高达90%。与煤炭消费比例较低的加拿大（10．32%）、法国（5．42%）、意大利（9．31%）等国家相比相差甚大。尽管近几年煤炭消费总量有所下降，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基本稳定，依然保持在70%左右的消费比例。

因此，调整能源结构是作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之一。但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短期内，能源结构调整受到功能与成本的约束，同时，能源替代也受我国资源赋存的约束，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在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能源供需数量的平衡及对新能源的开发与推广，同时加强对煤炭这一常规能源的管理和调控，这是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国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

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协调，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导致能源价格倒挂，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及变化而呈现出一种低价位刚性，这是造成中国经济中高耗能技术结构刚性的因素之一。

pocketsphinx和Sphinx-4的声学模型使用CMU sphinxtrain（v1.0.8）工具包进行了训练，sphinxtrain工具包提供了训练特征文件的所有必要工具。配置参数都可以很容易地设置在配置文件中，因此不需要编写对应的配置脚本[10]。但是在构建语音识别器的过程中，需要由相当的程度的专业知识，因为sphinxtrain的参考文档支持度不够。

具体而言，我国能源价格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指导性价格在极大程度上仍表现为垄断价格，由于垄断价格的低效率性，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煤炭价格由于政府调控不利，未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按照热值和硫分的不同以引导煤价，形成合理的市场差价，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销售价格，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三是价格比不甚合理，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不同能源产品之间，主要是电价、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四种能源价格结构不合理。与国际水平相比，煤炭和工业用电价格相对偏高，而石油、天然气和民用电价价格偏低，不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

能源价格的低价位刚性一方面鼓励了企业对高耗能行业的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能源的节约使用，使能源消费保持增长态势，能源供应发生短缺；再者使经济主体行为偏离合意目标，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无论从提高能源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和能源供需的全部成本的角度，我国都需要完善能源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最有效办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产业间结构的协调性来看，还是从能源消费结构刚性来看，双重结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低效煤炭为主要构成的能源消费结构驱动以高耗能低效率的第二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非市场化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这是导致能源与经济的双重互动明显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依靠能源增长速度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线性弹性系数理论”，发展双重结构拉动的能源经济学理论。

三、提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性的政策调整力度

经验表明，即使在能源需求总量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工业的能源消耗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近70%，因此，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最重要的是合理发展工业结构。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促进企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措施，以促进产业内部结构高端化，以此为依托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即通过双重结构的协调优化，缓解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从而使结构单位GDP能耗系数小于1，使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经济作用产生良性互动。

（一）提升政府职能，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有利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

市场在能源投资决策和能源价格的决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竞争的作用下，市场比行政系统能更好地分配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无法充分考虑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中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也就是在解决公共产品和资源环境等公共问题时出现所谓“市场失灵”的状况，就需要政府干预。而减少市场扭曲，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合理定位可持续能源在市场中的位置，将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以改进市场运转，就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旨在寻找依靠信息和价格政策，来解决外部性的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契合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引导模式，关键是完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提升政府职能。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已相继颁布了《煤炭法》、《节能法》等一系列能源法律、法规，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能源政策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或政策出台落后于项目的实施，这必将导致诸如行业和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政策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实施，各种能源发展非协调性等问题。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相应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集基本法、专项法和执法行为为一体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建立能源法律、法规的执法监督体系。

2．规范宏观能源管理体制。通过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并简化和合并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者与审批者，向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促进者转化。政府职能主要是为不同投资主体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监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相互促进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促进行业的效率提升；改革资源性产品定价体制，形成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结构优化。

3．建立和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绿色采购、合同能源管理（EMC）、押金退还机制和综合资源规划等。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优惠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鼓励企业、组织及个人的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建立节能专项基金，调整节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节能融资支持政策。

（二）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

在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注重数量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工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较多关注于产业的成长性与收益性，没有充分考虑能源与环境的约束，忽略了发展的负面性。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强约束条件。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把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以工业结构升级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只有在考虑能源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下，才能有效地控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避免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考虑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重点在于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着力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产业升级，如“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将过去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化为以信息化技术带动工业发展的节约型新模式。

第一，要遏制和治理产能过剩，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已出现产能过剩工业部门的项目审批，遏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为了重点治理和淘汰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标准的门槛作用，并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企业的升级改造提供支撑。

第二，工业部门要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对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制定和实施完善的技术创新优惠政策体系；建立产、学、研经常性交流机制，构筑公共研发平台，以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与技术联盟的发展；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推动企业参与国际专利交换工作的开展；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对自主创新企业实施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联系，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扶持企业技术改造。

（三）把通过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

根据工业化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随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向有利于环境的方向转变。提高能源结构中优质能源的比重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提供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能源消费结构的优质化，主要是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对热值高、污染少的油气资源消费需求迅速上升。因此，从能源长远发展战略上看，我国必须寻求一条构筑洁净能源新体系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构筑新能源体系的优化能源结构之路。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面临着以下两种路径选择：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加强对煤的管理和调控；二是利用油气资源加快对煤的替代。我们认为，在总体战略上，我国必须把减少对煤的依赖作为长期战略，采取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措施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同时，将煤的洁净利用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一项具体措施。

第一，以技术为支撑加强煤的洁净利用，以此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主要方式。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因此，发展清洁能源的主要方式就是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技术的提高和进步是调节能源结构达到降低能耗的关键途径。要大力发展新型煤基能源转化技术，包括新型煤电技术、煤基替代燃料技术等，从而提高煤炭产业的附加值和煤炭的利用效率，减少煤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二，实施能源替代战略，增加天然气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在主要能源品种中，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清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与煤炭和石油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使用天然气，每单位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而煤炭则比天然气要多72%～95%，使用天然气造成的污染大体为石油的1／40，为煤炭的1／800；同时，按热值计算，国际天然气价格仅为石油的80%左右。据全国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显示，中国的天然气具有丰富的储量支持，其远景资源量达到3 850万亿m3。

第三，以开发新能源为辅，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从长远角度减少对煤的依赖。大力发展水电，适当发展核电，此外包括氢能、燃料电池、太阳能、风能、地热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结构转变的方向，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要加大再生能源的科技创新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注重新能源投资技术经济的效果，构建包括补贴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贷款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将引入竞争机制的能源价格改革作为提升能源效率的长效机制

能源价格是促使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替代使用的最重要机制，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的最有效办法，如果能源价格包含了外部因素，竞争性定价机制将是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径。因而将竞争机制引入能源市场，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格局，可以构成提升能源效率，协调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长效机制。

新的能源价格机制应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污染治理成本以及代际成本。因此，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弱化政府对能源价格的行政管制，强化政府对重要能源产品价格的科学调控，以此作为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和政府调控价格的管理科学化。

第一，提高政府管理和调控能源价格的科学性和效率。根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能源产业政府垄断经营的特点，能源价格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脱离政府的管制。因此，提高政府对能源价格管理和调控的科学性和效率，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环节。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于指导性价格，宜采用长期平均成本法或长期边际成本法定价，以确保这部分能源价格有利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企业降低成本；二是对于石油价格，建立政府有效监管下与国际接轨的成品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合理的税收让成品油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这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的关键手段；三是对于电力价格，应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建立竞价上网的电价形成机制与差别电价制度，对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实施高电价，以促使其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四是对于完善煤炭价格调控机制方面，在煤炭价格基本实行市场调节后，考虑现实成本的同时，考虑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环境的成本，使燃煤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提高煤炭的节能效率；五是对于天然气价格，逐步取消天然气价格双轨制，建立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充分运用经济政策杠杆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选择的，要使其行为向政策引导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是要完善能源税收体系。能源产业的经济外部性，是实施经济激励能源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各种经济激励政策中，中国应加强能源税收体系的完善，通过征收资源税、燃油税等提高能源价格。这是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途径。要进一步改革资源税，将煤炭和其他资源产品如稀土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征收。还要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率，增加资源性生产企业的成本，提高开采利用效率，并可以将税收收入用于环境保护，以及进行必须的能源补贴。

二是改革补贴政策。要解决能源补贴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完善中国的能源价格体系，取消补贴。然而，就目前而言，在调控中，过渡性的能源消费补贴这一手段还要适度运用。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补贴政策，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合理透明的能源定价机制；明确补贴的特定目标群体，将补贴从生产侧转到消费侧，以免补贴流入非目标消费群体；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8］。

［1］史 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J］．经济研究，2002（9）：49－56．

［2］欧晓万．产业结构调整的能源消费约束研究［J］．甘肃科学学报，2008（3）：151－155．

［3］郭小哲，葛家理．基于双重结构的能源利用效率新指标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6）：999－1002．

［4］郭小哲，葛家理，徐 彬．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能源系统协调优化配置理论与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5（10）：139－144．

［5］赵晓丽．产业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3．

［6］胡晓鹏．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联动效应探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3（6）：33－40．

［7］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影响因素——基于费雪指数分解方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5）：44－50．

［8］林伯强．2010中国能源发展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4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