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朋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关于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思考

王大朋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阿伦特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是哲学对政治的扭曲和压制，这是一种“非本真的”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源于哲学和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哲学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二者的关系能否调和，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展现了阿伦特独特的思维运思和脉络。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沉重的时代，从极权主义统治的“根本的恶”到艾希曼审判的“平庸的恶”，这种转变标志着阿伦特从对政治制度的思考转向了对政治本性的思考。

阿伦特;政治哲学;公共领域;极权主义;精神生活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的著作颇丰，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论革命》、《论暴力》、《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思维》、《精神生活·意志》、《过去与未来之间》、《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康德哲学讲座》等。她的政治哲学思想涉及广泛，有极权主义、公共领域、政治思想、人类的精神生活能力、公民观等。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统治和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使阿伦特开始关注政治。阿伦特认为，至此柏拉图奠定的政治哲学不再是建立在行动者的经验之上，而是建立在哲学家的经验上，哲学家在沉思后回到现实来处理他们所理解的世界，这使政治丧失了尊严和独立性。政治被误解为制作甚至被等同为统治，人们丧失了对人的复多性和行动能力的信任。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出于对20世纪的政治灾难的反思，阿伦特决意要从政治上找到发生这种悲剧的原因。阿伦特是第一个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历史根源是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与财富积累导致了一群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孤独、无根的群众，他们容易被极权主义利用。坎诺万认为，阿伦特是第一个要求对灾难性事件进行理解与描述的人，她指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和最初形态。犹太人的特殊身份使阿伦特曾身陷纳粹集中营，后经过朋友帮助逃离集中营，定居美国。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宗教信仰、贫富分化和民族冲突等问题的恶化，恐怖主义、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升级。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吸引着人们关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说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重要的是要揭示极权主义反映了20世纪的危机和困境，揭示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阿伦特不仅在描述极权主义本身，而是透过这一现象揭示西方政治文明在当代所酝酿的深刻危机，它是大众孤独、疏离的生活状态以及政治空间崩溃的产物［1］。个人经历和犹太人身份使阿伦特一生都关注和思考罪恶问题，她认为思考可以抵制罪恶。阿伦特将极权主义的罪恶称为“根本的恶”，将艾希曼的罪恶称为“平庸的恶”。人们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有意识地抵制罪恶。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为人们思考邪恶现象和在专制制度下个人应该担负的道德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类的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雅典城邦时期，人们过着言说和行动相和谐的政治生活。阿伦特认为哲学和政治的对立并非必然，导致了哲学和政治对立的标志性事件是苏格拉底审判。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对政治充满不信任和敌意，开始怀疑他老师的哲学路径，柏拉图用在哲学孤独思考中获得的绝对真理来反对人们的意见。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用真理排斥意见，歪曲和贬低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公共领域逐渐被私人领域侵蚀，传统和现代之间出现了裂痕，极权主义的形成是西方政治文明衰落的产物。朱士群认为:“公共领域的兴衰是牵动阿伦特全部作品的主线，她的任务就是从哲学上阐释政治现象的公共性本质”，“阿伦特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本质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2］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自由和独立，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蔡英文对阿伦特的政治实践和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正视人实践生命的内涵并给予恰当的解释。在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中充满了意见，意见的交流使人们对共同世界有较全面的理解，能够欣赏个人意见的独特性。研究者需要对阿伦特著作中的政治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进行慎重分析，以便充分理解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

阿伦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的本真含义）被称为“政治存在论”、“交往政治哲学”、“政治生存论”［3］。应奇认为，阿伦特强调的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精神，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思想有较多相似之处［4］。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一致。涂文娟认为，阿伦特既承袭了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主张不受支配、积极行动的政治自由观，又和现代共和主义理论一样，强调分权制衡、法律帝国、商谈等宪政原则，因此阿伦特的思想体现了古典和现代的某种融合［5］。阿伦特认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根源于我与你的相遇，而不是政治领域，因此未包含更多的政治经验。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的“世界”和“在世存在”概念暗含了复多性，政治哲学源于对人类事务的惊异，是以政治经验为基础进行的思考，阿伦特试图通过政治地思考来解释现实政治问题。本哈比伯认为阿伦特对法律思想与道德的贡献是她提出了“反人类罪”概念。在艾希曼审判中，阿伦特存在着现代性的世界主义情怀和作为犹太人的自觉信仰之间的冲突，阿伦特试图用康德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来调和，通过反省思考、判断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解决艾希曼审判产生的道德判断问题。阿伦特认识到艾希曼的恶行与他缺乏思考有关，思考能解放心灵能力中具有的政治性的判断能力。尽管“平庸的恶”受到争议，但阿伦特敢如实描述了他在法庭的表现，批判以色列政府将审判政治化，追问犹太领导人在纳粹罪行中的责任，体现了阿伦特的勇气与担当。“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场所是行动。”［6］阿伦特认为，真正的自由发生在公共领域。自由不是由于人的出生被寄予的，解放是实现自由的前提，行动、公共领域和自由是三位一体的。阿伦特批评柏林和哈耶克等保守主义只是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安全，是脱离了政治的消极自由。阿伦特认为康德是与自由政治和谐相处的哲学家，康德的批判性思考依据理性的运用质疑公认的权威，她主要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依据。阿伦特对政治的阐述有益于恢复政治的尊严，她认为行动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

王寅丽认为，阿伦特晚年的哲学转向试图解决哲学与政治对立、思想与行动对立的问题，阿伦特从康德的反思判断的诠释中，找到了这种以特殊来思考特殊、考虑他人意见从而获得可普遍化立场的精神性能力，这就是——判断，把它作为连接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桥梁［7］。在写《精神生活》时，阿伦特阐明了人在思考时也处于现实世界中，与人们一起商讨事情，精神生活和行动并非是截然对立的。阿伦特晚年思考的重点由政治问题转向了哲学问题，关注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伊丽莎白·扬——布鲁厄论述了阿伦特分析“思考”、“意志”和“判断力”的精神活动及其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为了弄清阿伦特在不同时期著作中的不同主题是如何编织在一起的，伯恩斯坦回顾了在阿伦特的著作中思考思想问题的重要部分，伯恩斯坦发现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张力问题。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受康德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她想将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理论运用到政治哲学中。贝纳试图对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的内在结构进行推断，贝纳主张从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的张力中把握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

徐贲认为阿伦特的公民观是建立在积极参与公民共和传统的基础上，阿伦特很重视积极自由，她把公共领域看成是人获得自由的场所。胡素梅认为阿伦特的“理性—积极参与”模式公民文化观，对政治现实具有借鉴意义［8］。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动摇着民主制度生存的价值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终结于马克思，但马克思是在传统的框架和等级范畴中论述的，因此并未真正超越这一传统。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阿伦特主要阐述了她对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三个命题的理解。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思想既有肯定又有批判，阿伦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她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建立在她的政治哲学基础上。马克思期待通过政治解放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向往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柏拉图政治理想的现实化。如果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具有乌托邦色彩，那也不是对彼岸世界的神秘向往，而是关于此岸世界的此时此地的乌托邦。阿伦特认为，人的政治性在于通过行动体现人的复多性和世界的多样性，这是政治的基础和目标，阿伦特借此揭露和批判了现代西方社会只有劳动而无行动，只有行政而无政治的现实。阿伦特对马克思的解读存在牵强的地方，但是阿伦特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的分析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很具有启示意义。

阿伦特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理解独树一帜，她认为政治是人的存在方式。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有许多理论架构与概念系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劳动、工作和行动，思考、意志和判断等，阿伦特将它们作为解释政治现象的出发点。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区分了劳动、制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并将行动看成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在《精神生活》中，阿伦特区分了思考、意志和判断，思考指向过去，意志指向未来，判断指向现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指向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也指向她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论述。在阿伦特看来，判断力是政治行动者必备的一种能力。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透射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她坚信政治公共生活和个体道德生活之间的联系，相信政治使善成为可能。阿伦特将公共领域与行动、自由联系了起来，展示了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图景。阿伦特的思想难以归为某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她无意构建体系化的思想，她认为那样会禁锢人们思想的自由。哲学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政治是具有复多性的人们的行动，这是长期困扰着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研究者一直在探寻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学界都是从不同的问题和视角出发来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阿伦特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阿伦特既关心政治也与政治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阿伦特是后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的榜样。阿伦特主张在行动的立场上理解政治，她认为政治哲学只在其开端和终结才是纯粹的和未经变调的。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涉及面广，阿伦特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思想的启迪而非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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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周旺．理解政治现象: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0，（2）:88．

［2］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68 －72．

［3］于云．汉娜·阿伦特:生存论意义上的政治观［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报，2003，（3）:76．

［4］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J］．哲学研究，2003，（4）:47．

［5］涂文娟．古典还是现代——汉娜·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研究［J］．求是学刊，2007，（9）:40．

［6］阿伦特．过去和未来之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39．

［7］王寅丽．未写出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概念的政治阐释［J］．社会科学，2006，（9）:127 －130．

［8］胡素梅．积极参与——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9）:23．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WANG Da-p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rendt thinks，since Platon，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al distortions and suppression，it is an“unnatural”political philosophy．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ates from the tens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whether can they reconcile the ideas?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hows Arendt's unique thinking pattern and context．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disaster-laden in history，from“prime evil”governed by totalitarianism to the Eichmann trial of the“banality of evil”，which marks Arendt's reflection from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political nature．

Arendt;political philosophy;public sphere;authoritarianism;spiritual life

B151

A

1001－7836（2013）05－0170－03

10．3969/j．issn．1001 －7836．2013．05．069

2012－10－25

王大朋（1986－），女，黑龙江密山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