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近平，何志玉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贵阳学院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 550005)

普通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源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群众受到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领导影响的时候，也会产生负面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老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学生等在内的普通群众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有的激情涌动，有的随波逐流，有的理性反对，在不同心态下表现出不同的行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不同影响。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重大失误。

一 普通百姓的盲目崇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社会基础

(一)盲目崇拜的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个人崇拜是指过分推崇个别领袖人物，无限夸大个别领袖个人的作用，要别人盲目服从顺从领袖个人意志的作法。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兴起的个人崇拜，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进入极度狂热的神化阶段。把毛泽东奉为“绝对权威”，把毛泽东偶像化、神圣化，把毛泽东的言论教条化，使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这一消息于7月25日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以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迅速席卷全国各地，那种无限信赖和无限幸福的激动场面随处可见。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围绕“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展开的向毛主席“献忠心”的活动，从学校延伸发展，后来遍及全国城乡。

“文化大革命”中，普通百姓以“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按最高指示办”、“早请示，晚汇报”、“佩戴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等形式，表现了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挥毛主席语录本，口喊毛主席万岁，成为当时的时尚。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纪念像章大量生产出来，曾一度造成国防军工用铝的危机。1966年到1968年间，全国约有2 万多家工厂共制作各种毛泽东像章超过80亿枚。人们竞相佩戴毛泽东像章，数量由少到多，型号由小到大。1967年毛泽东像章佩戴率约59%，1968年上升达89%，1969年更是达到94%，几乎是全民皆戴像章了。［1］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可老百姓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毛泽东像章，虔诚地别在身上。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发行量达五十多亿册。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封面由红塑料封皮特制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红宝书”。人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不可不带“红宝书”。以毛泽东的论述、意见和指示为最高思想的“最高指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被广泛应用。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家信、写检讨、等等，都引用最高指示的内容;报纸、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包装纸、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内容。“早请示，晚汇报”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期内每天要实行的一种政治仪式，“忠字舞”作为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和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在普通百姓中广泛推行，成为迷信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强心剂。

(二)盲目崇拜形成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通百姓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迅速恶性发展，演变成空前的“造神”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从新旧社会对比中感恩毛泽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新旧社会两重天，新中国的事业和社会风气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的普通百姓，有过柳暗花明和振聋发聩的强烈刺激。普通百姓深信党和最高领袖是伟大、英明和正确的，这种无限信任，使毛泽东的“一呼百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其二，封建皇权崇拜的影响。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把封建帝王标榜为“天子”，鼓吹“皇权至上”，把对皇帝的个人崇拜作为封建法律和道德的最高准则。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中，对君权的尊崇和崇拜，既是普通百姓的政治模式，又是普通百姓的心理模式，深深地积淀在整个民族的政治行为和潜意识中，被代代相传的文化延续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封建地主阶级被推翻了，但是它对社会历史和思想深处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胸挂忠字牌，手持语录本，跳起忠字舞等崇拜行为，不过是极为原始地再版了传统封建文化中对皇帝的崇拜。

其三，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他的个人崇拜。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党和毛泽东一直反对个人崇拜。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认为中国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对他的个人崇拜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会见时讲:1965年的时候，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和地方的权，他也管不了了;过去的这几年确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使个人崇拜的政治环境得以形成。

其四，林彪、江青集团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善于吹捧毛泽东的，莫过于林彪了，他从1958年开始，靠吹捧毛泽东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人大力鼓吹:“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而且身体力行，在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为个人崇拜大造舆论。林彪、江青等人的鼓惑造成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错误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要做什么，一句话就可以让普通百姓激情涌动。

综合诸多原因，可以说，普通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出现失误。

(三)盲目崇拜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

普通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两个方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失误:一方面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家长制作风。毛泽东被老百姓赋予“解放者”或“救世主”的最高荣誉，肉麻赞扬毛泽东的口号充斥各种媒体，毛泽东的语录、书籍充满大小图书馆和书店，使毛泽东变得“一贯正确”，形成不能质疑也不允许质疑的“真理”，从而颠覆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也遭到一些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是，他本人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毛泽东依靠老百姓中存在的这种领袖崇拜，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力排众议”，“反潮流”地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迷失自我而盲目参与“文化大革命”。搞个人崇拜，压抑了广大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思想僵化，妨碍对真理的自由追求和探讨，致使毛泽东犯错误时毫不受到群众怀疑，导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是绿军装的海洋，到处是铺天盖地的传单，到处是“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老百姓那种富有创造性的个性被埋没和压抑，不能也不敢说真话。诸如“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万岁!”这类集体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呐喊和嘶叫，使整个社会迷失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中，使老百姓已经无法分辨真理与谬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老百姓只能够相信所谓的“大多数”而随波逐流。

个人崇拜是极其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它过分夸大了领袖个人在创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领袖个人，把领袖人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者，把领袖人物当作真理的化身，导致迷信领袖，所以当领袖犯错误的时候，很难得到及时纠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的教训，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这就从源头上切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误的社会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 大中学生的狂热激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陷迷途的助推力量

(一)大中学生的“文革”狂热

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激情，主要是通过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实现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混乱及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红卫兵运动伴随“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出现，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红卫兵运动“星火燎原”，8月18日，召开了首都百万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和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对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代表宋彬彬说了“要武”，“不要文”。这件事被《人民日报》等报刊大力宣扬，青年学生随即激情迸发，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和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 万红卫兵和学生，号召青年学生“造反”。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在红卫兵运动中形成了“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仅在北京市，就有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即北京大学的乱世狂女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地派“女杰”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头目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领袖”韩爱晶、清华大学的“造反司令”蒯大富。红卫兵到处“造反”、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叛徒”，参与全面夺权，活动范围也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本地走向外地，使全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红卫兵“受命造反”，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在北京，暴力的大规模出现是在8月初，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第一个人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此后的20 多天里，数千名北京的教育工作者和居民被红卫兵迫害致死。直到1968年7月28日，中央领导召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座谈会，对武斗和暴力迫害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处理了“五大领袖”和其他造反派头目，红卫兵的“造反”风潮才得以平静下来。

(二)“文革”狂热产生的根源

为什么当时的大中学生有如此极端的“文革”狂热、暴力、残忍和无情?其根源要追朔到“文革”之前出现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期出现的教育失误，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失误，扭曲了学生的心灵，是引发大中学生狂热和暴力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失误，就在于阶级教育。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学校的阶级教育。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把阶级教育作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1962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此后对资本主义“人性论”的批判就从文艺界直接延伸到学校教育领域，强调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思想灌输，指出阶级的爱和革命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之爱以及师生、同学之间的爱，要求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培养学生“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的阶级仇恨，以便永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在这样一种极不健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们形成了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对革命的坚定和执着，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无畏和勇敢;只要是对付敌人，无论有多么残忍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中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就是用一元化的阶级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能有中间道路可走;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就是同志，否则就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违背人性的偏执，即便是师长、同学和亲友，甚至是亲生父母，随时有可能“划清界限”成为敌人。对待凡是“封资修”的东西，对待面前的“阶级敌人”，是错误的阶级教育驱使红卫兵满怀深仇大恨去打倒，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在越过了现代文明应有的底线之后，不以为耻，反而从中获得了折磨别人的心灵快意。

对党所犯错误的朦胧不满，成为引发大中学生狂热和暴力的现实诱因。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性范围内发生了一场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地约有五百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像右派分子一样被揪出批斗，之后押送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所谓“反动学生”的“罪行”，大多是只有思想的私下言论，如不赞成“三面红旗”、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同情彭德怀、反对个人迷信等，甚至连“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从侧面证明了在广大学生中对党所犯错误的不满情绪，当然这种情绪是比较朦胧而不成熟的。学生们从马克思和列宁思想出发，把党和国家的“大跃进”等错误以及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归结为党内思想不纯，感到共产党是好的，领袖毛泽东是英明的，而党内的很多干部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学生对现实的不满，在“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中彰显和发泄出来。当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和反修正主义时，自然赞同“文化大革命”用共产党的传统做法，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整肃党员和官员，去纯洁党的组织，以克服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

(三)“文革”狂热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果

大中学生的“文革”狂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大中学生的认识局限性，出于对毛泽东的迷信与依赖，绝大多数人不理解时只会自责觉悟不够高，不会怀疑毛泽东和党中央。红卫兵极端地宣称:“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学生们真诚地相信“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相信国家已经到了要变颜色的重要关头，所以就起来保卫党和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流行的“文革”口号，也不加分析，一概接受。大多数参加红卫兵的学生动机虽然是好的，但盲目地“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表现出的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的反叛和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已。大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陷泥潭起了助推作用。因“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失误，参与“文化大革命”只能带来巨大的破坏。学生们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活动割断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继承性，摧残了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导致很多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 知识分子的集体迷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以走出迷雾的重要因素

(一)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作用

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知识分子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延安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建党前后，追求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部分即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斗争，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作主体除了领袖人物群体以外，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问题作了科学阐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实践发展，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们的作用是领袖人物群体也无法替代的。建国以后，尤其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并且逐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伤害，使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二)“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集体迷失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们自身在建国以后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的需要，知识分子从身份到思想都经历了空前而巨大的变化。就境遇与地位来讲，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扮演着“革命对象”和“革命者”的双重角色。只不过“革命对象”的角色是彰显的，而“革命者”的角色仅属于配角。［2］无论是“革命对象”的角色，还是“革命者”的角色，客观上展现的都是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负面形象。“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迷失，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清醒者，也集体迷失在这场狂风巨浪中。彷徨、苦闷、缄默等是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众生相。

作为“革命对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讲气节和正义的文化传统，丢掉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等古训，失去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深明大义而不屈不挠的精神，选择了顺从、屈服、缄默。“文革”之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赞同“继续革命”;虔诚地检讨自己，责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流毒，祈求脱胎换骨和灵魂净化;竭力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侮辱，宽容那些殴打自己的“造反派”，虔诚地接受批斗和批判，甘当政治贱民──臭老九。于光远回忆说:“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3］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极有代表性的真实写照。毕竟是知识分子，他们精神世界中固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随“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不断暴露，以及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难以理解，便逐渐张扬起来。表面上，他们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检讨批判，表现出接受和顺从，但骨子里并不认同，面对越来越没有人道的批斗和伤害，陷入了迷茫、失落和苦闷之中。当肉体的摧残和心灵的折磨达到难以承受的时候，自杀就成了解脱痛苦的最后选择。这种自杀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走向死亡，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要祝福领袖万岁，表现出对党、对革命的不贰忠心，形成“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以死抗争的死亡模式，成为保持缄默、放弃积极抗争的最高境界。

作为“革命者”，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大变局下不甘寂寞，积极地参与“文化大革命”，参与批斗揭发，攀附最正确最伟大的“主流权威”，博得“伟大权威”的认可。他们的积极作为，虽然多是出于形势所迫、明哲保身和无奈选择，但也有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进行政治投机与赌博的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造反派、第一张大字报、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知识分子“再教育”、取消高考制度、各地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之类大小写作班子或批判小组等等，都是由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在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噤若寒蝉、喑哑失语，甚至不堪屈辱、自杀明志的时候，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随声附和”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出卖良知，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批判和“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三)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集体迷失，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是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策失误造成的恶果。

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创了在和平时期整肃和打压知识分子的先河。一拨又一拨的运动，一次次被改造，渐渐挤压着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现实的命运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走向沦丧的过程。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很多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他们之所以能有钱读书，甚至留学国外，就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靠剥削工农的血汗而成为知识分子;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也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服务。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被思想改造的命运。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不断在自我检讨，接受批评，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随便作点自我批评就能过关，到后来就越来越难，“反右”的风浪越来越大。多次政治运动过后，知识分子甚至已经没有了恐惧的感觉，完全迷失了自我。加之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知识分子在强迫加自愿中交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都靠最高领袖的脑子来判断。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打击只是形成了脑子里未曾有过的顺从思维惯性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彻底摧毁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畅想世界和明辨是非的理性，让他们不能也不敢“乱想”。“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从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领域开始的。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支持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到1966年4月，评《海瑞罢官》已从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批判，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为口号，错误地开展了对吴晗、邓拓等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后的“五一六通知”、陈伯达炮制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一系列事件，使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统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黑苗”。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三项主要任务，即“斗、批、改”。所谓“批”就是指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直指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林彪、江青集团把轻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极左思潮迅速扩展，使大批知识分子被当作阶级异己力量受到清洗，科学文化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流毒受到批判。在极端的运动高压面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沉默失语，或“高唱赞歌”了。

(四)集体迷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挫折

知识分子的沉默失语，就意味着放弃批判的天职，放弃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责任。批判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两面，没有对错误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摧残精神文化，特别重要的是割断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从根本上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正是在这种知识分子的集体缄默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没有得到有效的补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误越陷越深。“革命”的知识分子“高唱赞歌”，则意味着把“文化大革命”错误有意无意地放大，带来更大的危害，这无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雪上加霜。

［1］徐秋梅，吴继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J］.党史纵览，2008(9)：51－54.

［2］杨凤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部分与双重角色［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4)：26－33.

［3］于光远.文革中的我［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