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强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701）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无可回避，这就是如何从思维特质角度把握这一理论的基本性质，是将其视为一种批判理论抑或是一种实证理论。对此，国内学术界大体有两种倾向：多数学者将该理论与流行的全球化学说置于同一层面，直接指认马克思拥有“全球化”理论并进行阐释。如此一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归入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范畴而被实证主义化了。诚然，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质，而上述观点并未自觉到这点。还有的学者沿用近代以来通行的“世界历史”的提法进行阐述，不过，并未进一步澄明马克思本人的特定用法。这就模糊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区别。事实上，唯物主义地“颠倒”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只是马克思创设新理论的环节之一，关键在于对世界历史的资本本质的深度剖析和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实践批判。基于以上看法，本文认为批判性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本质所在。

一、通过哲学批判揭示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性

作为德国文化传统的精神产儿，马克思秉承了康德开创的哲学传统，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则。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视域中的批判并不是纯粹思辨的，而是双重、多维的，既包括缜密的科学研究、深刻的理论批判，也包括“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批判。就本文论题而言，马克思不仅通过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研究深入剖析世界历史时代的资本本质，而且非常重视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将其引向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因为后者是超越“最初形式”的世界历史、走向自觉的世界历史的根本路径。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要在两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一是指称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二是特指近代以来人类从彼此孤立的地域性发展走向交互作用的整体性发展的历史［1］。在这两方面，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均有鲜明体现。

首先，以“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瓦解旧哲学对历史的抽象理解。西方哲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成就巨大，黑格尔以其深具历史感的宏大体系把近代哲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峰。可是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是在脱离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历史与自然本质关联的情况下讨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因而始终未能超出理论世界的范围。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才是人与世界的本质所在。于是，他所谓的历史“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2］109，其历史哲学不过是对历史的思辨表达。费尔巴哈将“感性”“对象”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可是他仅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对象世界，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刻画为纯粹受动的感性经验，历史无法进入他的视野。总之，抽象性是旧哲学及其历史观的根本谬误所在。

消解传统哲学的抽象性，关键在于从主体角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把对象世界、人类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1）对象世界与“现实的个人”是经由“感性－对象性活动”一道生成、发展起来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都是这个过程的观念升华物。（2）社会是人们交往活动的结果。历史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世代交替，其现实基础是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无视这点，只会把历史的东西“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93。（3）“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118。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既不是僵死事实的简单汇集，也不是纯粹意识的思维活动，它描绘的正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是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理论表达。

其次，批判近代哲学的理性世界史观，阐明世界历史生成和发展的现实性。思想史的考察表明，对整体的世界史的自觉审视始于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后者又是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有机部分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享有理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即将理性视为构成世界的法则、世界历史的本质。这在维科那里已经初现端倪。在维科看来，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创造的原则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伏尔泰明确将理性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进一步将理性世界史观系统化。他认为，世界历史本质上就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其行程是东方世界——古希腊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理性和热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4］24，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个人即英雄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世界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指证了世界历史的成因、过程的客观现实性。第一，历史的发源地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而不是抽象的精神世界。黑格尔之所以把现实的、可经验的历史演绎成“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根本原因是他将“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作为历史观的前提［2］108。第二，民族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依托世界市场的大工业是主要动力。这些方面都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可以得到经验证明的现实活动，根本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的抽象行动。第三，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革命性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强行将资本主义生产推行到世界各地，才建立起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与此同时，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也生成和发展起来。

二、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世界历史的资本本性

黑格尔世界史观只是现实的世界历史的观念“副本”。对“副本”的批判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原本”的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生产运行规律的科学研究，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并完成了“原本”批判，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资本本性。

首先，从发生学角度看，资本的兴起与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资本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推动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型。从社会交往角度观察，农耕时代的人类历史表现为一种“地域性发展”，低水平的生产分工与交换、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等因素决定了各个民族是在相对孤立状态下独自缓慢发展的。改变这种状态的根本力量是资本关系。历史地看，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晚期地中海沿岸，在那些商业传统浓厚的封建城市中生长起来的商业资本成为瓦解自然经济关系的最初因素。资本特有的致富欲望、不断扩大的贸易活动冲击着地域限制和人为障碍，逐步建立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地理大发现开拓的巨大市场空间加速了早期资本的发展。生命力旺盛的工业资本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为依托迅速崛起，“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3］114。工业资本的集中、大工业的发展导致国内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各国政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转而采取追求普遍竞争、发展大工业的措施。久而久之，走向世界历史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和趋势。

其次，“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外化。与封建生产以占有使用价值为目的不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5］260。为此，资本必须始终让自己处于不停歇的运动状态。世界历史的生成和发展正是资本本性外化的必然结果。

资本本性的外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排挤、消灭封闭保守的传统生产和消费建立世界性的资本生产、商品流通。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必备条件。于是，资本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力图在世界范围消除一切自然界限、人为限制和古老的民族工业。在高效率的生产、廉价商品的冲击面前，传统工业与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要么屈从资本的统治，要么被摧毁，生产和民族的特殊性随之让位于普遍性、同一性的资本运动。二是在国际贸易、世界性的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有利于资本运动的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6］。因为流通时间直接影响到资本的增殖：流通环节占用时间过长，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从而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减少。所以，资本天然地要求尽可能缩短流通时间。为此，需要最大限度地缩减商品的空间转移时间，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属于资本的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有碍交换的地方限制或早或晚都必须摧毁，以缩减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实现资本盈利的最大化。三是打造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这是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国际秩序安排，其结构特征是中心－从属型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分工和生产方面的表现则是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工业为中心的生产区域划分。“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5］494－495。

可见，正是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崭新面貌，历史行进的方式也逐渐从“地域性”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了。如果说16世纪出现的世界贸易、世界市场揭开了资本现代生活史的序幕，那么，18世纪末期大工业统治地位的确立则表征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形成。从此，资本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力量。

三、共产主义运动构成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实践批判

“批判的武器”不能等同、更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仅有理论批判是不够的，必须诉诸实践批判，即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而论，共产主义学说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有机内容，而这点正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史观和当下全球化理论所欠缺的。

首先，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实践批判力量，既源自资本的自反性，也与这一运动的性质和使命密切相关。资本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又为自己确立了种种界限。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时间以创造剩余价值，又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为了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既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流通空间，又要想方设法缩短流通时间，如此等等。这种自反性表明，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并非人类的终极状态。当资本关系内在矛盾引发的危机和冲突达到极限状态之际，就是资本退出历史舞台之时。瓦解和否定资本的主体力量不是外加，而是内生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关系、世界历史一同产生、发展起来的。被资本雇佣、控制、奴役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个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对抗。经过这种对抗性斗争的反复洗礼和锤炼，无产阶级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蜕变，反抗资本的斗争最终上升为“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资本和劳动斗争的普遍性决定了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为由资本的世界统治造成的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3］241。无产阶级只有作为联合力量反对资本，才能实现运动的目标，最终的解放才是可能的。

其次，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定位于人类解放的高度，才真正构成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实践批判。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悠久、形态多样，但并非所有的运动都构成对资本的真正批判。巴贝夫式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批判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根本谬误，就是没有理解现代私有制的积极本质，仅仅把它视为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加以简单否定。而《哥达纲领》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尖锐批评，是因为它走向了另一极端，即把完全实现“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作为最终诉求，放弃了对资本的批判和超越。同样地，以为共产主义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普遍资本化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看法和《哥达纲领》的立场一样，依然沉陷于资本的视界。

真正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批判是以人类解放为指向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定向是由运动的哲学基础——“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决定的。“新唯物主义”（或称“实践唯物主义”）以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为使命；所谓“现存的事物”，首当其冲是指奉行利己主义为原则的“市民社会”。这是因为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巩固起来的“市民社会”虽然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可是从人的发展角度看，这一进步不过是用“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资本统治导致的劳动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人的异化等现象表明，“市民社会”根本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所以，“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只能是超越了资本逻辑和利己主义原则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61。这种超越不是对资本文明和现代私有制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7］。

最后，经由共产主义运动生成的世界历史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精神自我实现的曲折进程：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的自由，唯有到了日耳曼世界的第三期即现代，一切人们是绝对自由的观念才得以自觉［4］19。马克思批判继承了把自由作为世界历史价值指向的思想，将异化的扬弃与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视为同一过程。在他看来，在资本开创和主导的世界历史阶段，个人虽然从地域性限制中得到解放，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但依然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8］。共产主义是对资本统治的超越，从而也是对自然形成的、最初形式的世界历史的超越。只有在完成这种超越之际，人们才“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9］。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宏大进程的真正完成。

［1］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4－17.

［2］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8］杨世宏，朱颖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方法的特点［J］.齐鲁学刊，2004（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