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雅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安·塞·布拉德雷（Andrew Cecil Bradley，1851－1935）是一个在西方莎评界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代表作《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一书堪称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莎评著作。这部书出版于1904年，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细致入微的分析使其深受读者的喜欢，但在20世纪上半叶，它也饱受批评界的质疑和批评。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莎评家公开支持布拉德雷，甚至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莎评方法的踪影。于是，布拉德雷也以这种方式融入了莎评史的发展当中，成为梳理20世纪莎评时不得不谈的重要人物。

一

布拉德雷的著作并不算多，主要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莎士比亚悲剧》，另一本是1909年出版的《牛津诗歌讲稿》（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除此之外仅有几本讨论诗歌理论的小册子和晚年的一本文集。他的莎评观点主要集中在《莎士比亚悲剧》中。

布拉德雷的文学批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为诗而诗的诗歌理论，二是在黑格尔和亚里斯多德基础上发展而来悲剧理论，三是以人物性格分析为主的莎评。在《莎士比亚悲剧》一书中，布拉德雷首先以莎士比亚悲剧为中心阐述了自己的悲剧理论，然后以人物性格为中心，兼顾了意象、情节、结构等元素，逐一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莎士比亚悲剧》一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好评如潮。坎贝尔（Lily B.Campbell）曾提到过当年布拉德雷掀起的那股热潮，“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的老师们读到它时候的那种狂热，因为当时我对他们的兴奋感到惊讶。对教授莎士比亚的年轻教师们而言，他们正企图或急于摆脱弗雷塔格（Freytag）的分析原则，不愿再跟着道登（Dowden）追随他。于是救赎伴随着新的领袖到来了。他们是如此狂热，以至于解读莎士比亚，要先解读布拉德雷，他们将所有的莎士比亚研究都指向了这个新的太阳”［1］。

尽管如此受欢迎，但对《莎士比亚悲剧》的批评还是在其出版之后的第二年就出现了。著名的剧评家沃 克 利 （Arthur Bingham Walkley）在 1905年四月发表文章指出，戏剧人物在作者的思想之外并不存在，文本之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是“莎士比亚对时机、艺术独特性和可用戏剧材料的需求”［2］。这一指责可以说是后来斯托尔等人用戏剧舞台传统来反对布拉德雷的先声。

1910年以后，莎士比亚批评开始出现新的研究方向。最先出现的是历史主义莎评，以斯托尔（E.E.Stoll）、许金（L.L.Schücking）、坎贝尔（Lily B.Campbell）等人为代表，直至四十年代的蒂利亚德（E.M.W.Tillyard）达到顶峰。此派在20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三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形式主义莎评，在英国以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奈特（G.Wilson Knight）、奈茨（L.C.Knights）等人为开创者，在美国则有新批评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有趣的是，布拉德雷是这两大莎评阵营共同的敌人，斯托尔、奈茨都曾明确抵制过布拉德雷的莎评方法，由此也可以反观当时布拉德雷在莎评界的影响力。

对布氏系统的反拨也出现在1910年左右，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潮，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这种反拨主要来自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莎评。对于这两个阵营对布拉德雷的攻击，他的支持者查尔顿（H.B.Charlton）总结得很清晰：“在批评领域，上一代人最显著的潮流就是攻击布拉德雷。一方面，我们被告知，布拉德雷太重哲学而轻历史；他把莎翁从都铎时代的剧院抽离出来，无视伊利莎白时代的舞台传统，天真地认为词语和场景的意义就是它们表现出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被攻击又因为他把莎剧当做戏剧而不是诗歌；他从表面上把戏剧人物理解为像真人一样，而不是处于带有神秘意象的阿拉伯花纹中的平面象征，或虚伪仪式上吟诵的押韵谜语”［3］1。

二

历史派莎评阵营中真正对布拉德雷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批评的要算是坎贝尔了。到了40年代，她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评论布拉德雷。一篇是1947年发表的《重读布拉德雷：40年以后》，主要讨论布拉德雷关于莎剧“事件”中的三种“附加因素”（additional factors）的论述；另一篇是1949年发表的《关于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主要讨论布拉德雷的人物性格分析。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看一下坎贝尔如何分析布拉德雷所谓三种“附加因素”中的第一种——异常的思想状态。客观地讲，布拉德雷对三种“附加因素”（即异常的思想状态、超自然事物和偶然事件）的论述确实有其局限之处，因为这几种因素和他的人物性格导致行为的理论有明显的矛盾，对此他采取的方法不是刻意削弱它们的作用便是将其强行纳入人物性格的影响之下。

对于莎剧中的疯狂等异常思想状态，布拉德雷首先承认它们不是由性格产生的，但继而说道，这些状态在剧中作用不大，“麦克白夫人的梦游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毫无影响。麦克白并不是因为看到空中有把匕首才去谋杀邓肯的……李尔的发疯，如同奥菲利娅的发疯，并不是悲剧冲突的原因，而和奥菲利娅一样，正是这种冲突的结果”［4］。坎贝尔对此认为：“布拉德雷说这些状态‘没有被当作任何具有戏剧意义的行为发生的根源’，这就好比说一个医生应该对病人发热视而不见，因为发热并不导致疾病。”［1］在坎贝尔看来，按照伊利莎白时代心理学的解释，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是被情欲（passion）控制了理性，因而导致非正常状态。所以非正常状态在莎剧中至关重要，是理解莎剧人物的关键，而布拉德雷的失败“来自他不懂得伊利莎白时代的思想”［1］。

提到形式主义莎评对布拉德雷的攻击，就不得不提到莎评家利·查·奈茨（L.C.Knights）发表于1933年的长文《麦克白夫人有几个孩子》，当年此文一发表就把反对布拉德雷的斗争推向了最高潮。奈茨是著名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在剑桥大学的亲密战友，曾与利维斯一起主编《细察》（Scrutiny）杂志。据奈茨自己讲，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来自于利维斯的建议。利维斯在1963年回顾《细察》杂志二十余年的办刊成就时曾说：“通过展示若干精细而又极具智慧的莎评方法，它使学术界认识到布拉德雷的方法有多么错误和不充分。”［5］虽然奈茨的这篇长文当年独立出版，并没有发表于《细察》，但作为《细察》的主编之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细察派反对布拉德雷的最主要成就，同时也是形式主义莎评的一个宣言。

关于麦克白夫人有几个孩子这个问题，布拉德雷确实问过，但不是在《莎士比亚悲剧》的正文中，是在长达一百余页的《后记》里。由于这个问题明显有些无聊，所以奈茨选作题目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这篇文章中，奈茨认为布拉德雷的人物性格分析不仅占领了莎评，还侵入了学术研究，甚至学校教育。为了反对布氏，奈茨明确要求将莎士比亚戏剧当做诗歌来解读，并指出：“对莎剧的完整把握，只能通过对诗句的性质、对韵律节奏、对意象、对词语的联系及其情感与理智的能量等方式的研究来获得。简言之，就是要研究莎士比亚对语言的运用。”［6］24并进一步认为：“我们要从印在纸上的诗行开始，就像我们读其他诗歌时一样。我们必须阐明意义（用瑞恰兹博士的四重含义），解决歧义；我们必须评估的意象的种类和性质，确定被特定人物激起情感的‘准确程度’；我们必须斟酌每一个词，探索其‘触手状的根茎’（tentacular roots），决定每个词如何控制文本中的韵律活动同时又被其控制。简言之，我们必须决定为什么诗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6］31

三

就在这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声中，布拉德雷也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由于其莎评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志同道合并非都来自对已经过时的性格分析的同情，而是来自对布拉德雷莎评中的几个不同方面的强调。

比如，布拉德雷对意象的关注就引起了意象莎评创始人斯铂津的同情。斯铂津在《莎士比亚的意象及其意义》一书中多次提到布拉德雷对意象的论述：“血的意象的重复出现和对比增加了敬畏与恐惧的感觉；这一点很明显，而且也被其他人注意到，尤其是布拉德雷。”［7］334“大量的动物意象及其在剧中的作用常常被人注意，尤其是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7］342

作为意象莎评乃至形式主义莎评的开创者，斯铂津与奈茨一起，在三十年代时曾是新的莎评方向的开路人。所以，斯铂津的短短几句认可对于已经身处险境的布拉德雷来说意味深远。无怪乎有国内学者指出：“从人物分析转向意象分析，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莎士比亚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布拉德雷无疑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8］487不过，虽然承认了布拉德雷对意象的特殊关注，斯铂津毕竟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布拉德雷的支持者。

对布拉德雷最著名的公开支持来自20世纪另一位影响力仅次于布氏的莎评大家，那就是威尔逊·奈特。奈特在莎评史上因提出“解释”（interpretation）方法和“空间”（spatial）元素而著名，尤其是“空间”元素的说法意义深远。奈特将莎剧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莎剧中有一种空间与时间的融合，但以往人们只注意其时间元素如情节，而忽视空间元素，于是他将全剧视为一个“扩大了的隐喻”。这种将文学作品视为在空间上展开的隐喻的观点，也正是包括新批评在内的所有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批评理论的共同特征。

奈特有时候也将空间元素称为“氛围”（atmosphere），而且他认为，“氛围”正是布拉德雷第一个发现的。“虽然布拉德雷偶尔确实将‘性格’分析推到了一个不必要的极端，但他是第一个将莎剧中的氛围性质，也就是我说的‘空间’性质纳入其评论范围的”［9］。

要说布拉德雷最坚定又最正统的支持者，恐怕还是上文提到的莎评家查尔顿。在《莎士比亚喜剧》一书中，他把布拉德雷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莎评家”［10］。而194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其名字本身就是向布氏的《莎士比亚悲剧》致敬，而且，查尔顿认为他的这本书就是对布拉德雷那本书的补充。查尔顿在这本书中说到：“就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布拉德雷信徒。是他养育了我，因为他的《莎士比亚悲剧》出版的那一年正是莎士比亚对我来说开始变得重要的时候。他打开了一扇门，四十多年来我都没有发现有谁像他一样让人心安理得地进入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3］4

不仅如此，查尔顿还针对奈茨对布拉德雷的批评展开了回击。在他看来，以奈茨为代表的新派剑桥莎评家让人难以理解。针对奈茨上面那段著名的宣言，查尔顿认为：“所有这些都像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测量一样系统、精确和严密。但是一个人如何去评估‘意象的种类与性质’？如何检验所谓的‘真实的’评价？用什么工具测量被激起情感的‘准确程度’，用什么原则来决定一个词如何‘控制文本中的韵律活动同时又被其控制’？这些批评家们难道不是在借卡文迪许之名搞印象派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集会么？”［3］2－3查尔顿进而认为，像“有机诗歌结构”、“客观对应物”等概念就是这些新莎评家们的“咒语”，他们用这些咒语来“歪曲词语的普遍意义，抛弃戏剧场景中事件的意义”［3］3。新莎评家的原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把握一个相对较小的神学教派的特殊教义，莎士比亚就变的没有意义”［3］3。

四

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莎评界对布拉德雷的评价显示出了客观的倾向。1951年，莎评家肯尼斯·缪尔（Kenneth Muir）在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莎评时指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既是由莫根（Morgann）和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们开启的延绵百年的那种批评的高峰，同时又是整整一代人中最真诚又最深刻的莎评著作。确实，当所有的减法都已经做完，留给它的可能还是今天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广大的读者群。布拉德雷并不是没有缺点，但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缺点而并非来自他自身。”［11］七十年代，凯瑟琳·库克出版了研究布拉德雷的专著——《安·塞·布拉德雷和他对20世纪莎评的影响》，这本书再次将布拉德雷带入了人们的视线。库克在这本书里极其细致地还原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布拉德雷，并把这个布拉德雷放在了20世纪莎评的大环境中，用大量资料仔细考察了其他莎评家对布拉德雷的各种评论，同时也为布拉德雷做了许多辩护。比如，在提到许金指责布拉德雷“混淆艺术与现实”时，库克就说：“如果布氏时不时因为不加批判的混淆而被归罪的话，那么20世纪的批评家们和他做伴的太多了。”［2］132但有时库克也会过于强调布拉德雷的复杂性和全面性，从而让她对布拉德雷的崇敬之情影响其研究的客观性。库克之后，布拉德雷的地位得到了完全恢复，但是对布拉德雷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却从未停止过。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受众最多的莎评家，布拉德雷对20世纪莎评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一百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头考察布拉德雷在莎评史中的接受情况时发现，有人对他毫无保留地大加褒奖，也有人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有人在他那里看到人物性格分析，有人则看到他对戏剧氛围的强调，也有人看到意象分析，甚至还有人看到了戏剧诗和有机整体论。无怪乎有人说“布拉德雷就是现代文学批评家中的莎士比亚”［12］。

的确，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布拉德雷也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不同阵营的批评家们拿来阐述自己的论点。所以，对布拉德雷这样的批评家很难做到客观客观地评价。相对而言，笔者认为还是五十年代的缪尔对布拉德雷的评价比较客观一些。

［1］Lily B.Campbell.Bradley Revisited：Forty Years After［J］.Studies in Philology，1947（2）.

［2］Katherine Cooke.A.C.Bradley and His Influ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Shakespeare Criticism［M］.Clarendon：Oxford UP，1972：3.

［3］H.B.Charlton.Shakespearian Tragedy［M］.Cambridge：Cambridge UP，1948.

［4］安·塞·布雷德利.莎士比亚悲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9.

［5］F.R.Leavis.“Scrutiny”：A Retrospect［J］.Scrutiny，1963（1）.

［6］L.C.Knights.Explorations［M］.New York：George W.Stewart，Publisher，INC，1947.

［7］Caroline F.E.Spurgeon.Shakespeare’s Imagery and What it Tells Us［M］.Cambridge：Cambridge UP，1935.

［8］杨冬.西方文学批评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847.

［9］G.Wilson Knight.The Wheel of Fire：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Tragedy［M］.Cleveland and New York：Meridian Books，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7：vii.

［10］H.B.Charlton.Shakespearian Comedy［M］.London，Methuen ＆ Co，Ltd，1938：174.

［11］Kenneth Muir.Fifty Years of Shakespearian Criticism：1900－1950［M］.Shakespeare Survey：4.Cambridge：Cambridge UP，1951：3.

［12］Michael Taylor.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Oxford：Oxford UP，20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