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慧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领域也焕发出蓬勃生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新时期的女作家创作无论在作品数量还是艺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20世纪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对新时期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也从无到有，迅速兴盛。1979～2010年间共出现女作家单行本55种，其中由英语世界译介完成37种，涉及作家19人；由中国本土译介完成18种，涉及作家16人，成为中国文学译介史上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中英世界的译介可谓同期发生，比肩繁荣，本文将凸显中英不同视阈导致的迥异译介理路和诠释路径，探讨两者在译介性质、目的、特征和策略方面各自的特色，借此更为清晰地揭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认知关系，推动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共融。对英语世界译介的探讨尤其关注在将“他者”文学作品引入本国文化体系过程时发生的折射和变形，揭示文学交流中的歧误、偏差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对本土译介的考察特别关注官方身份与性别政治之间的交织与利用，揭示官方声音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的借用，展示本土构建正面自我形象的诸多努力。

一、英语世界之女作家译介：“他者”视野与定向诠释

“文革”结束以后，中外关系逐步正常化，西方世界对重开国门的中国充满好奇和期待，部分学者则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对女作家作品的译介因此兴盛。这些译介多为自发的个体行为，译介者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和职业身份各异。

作为一种文化引进行为，英语世界的译介初衷并非张扬他国文化，而是开阔本国视听、增益国民见闻，因此在译介过程中往往更容易受到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审美范式的支配，将关注的视角有意无意落到特定类型的作品上。本文选择从性别、政治和审美诗学三大主要维度定向考察英语世界的审美选择和诠释偏好，分析其背后的文化、社会渊源以及因此构建的新时期女作家作品样态。

（一）翻译与女性诗学

从宏观文化层面来讲，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女作家作品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在数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洗礼下，以直书女性经验为特征的女性文学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西方文学潮流中，成为其审美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将目光投向异域观照“他者”女性群体时，英语世界注定不会全盘接纳，而是带有鲜明的选择性，体现出特有的审美趣味。从对王安忆作品的译介可以明显看出其女性主义文学倾向。

王安忆堪称新时期的重量级女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思想深刻，叙事技巧娴熟，涉足“从伤痕到反思、从寻根到先锋、从新写实到新历史”［1］的一系列尝试。英语世界最早选择译介的作品是以直书男女性爱欲求和心态为主题的“三恋”，展示出与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选材倾向。若仅以争议性作为英语世界选材的注脚难免流于浅显和偏颇，在其看似尖锐的选择背后体现的是更为深层的女性主义诗学渊源：“三恋”让英语世界在对他国文学的审美阅读中寻见了熟悉的影子，并因此颇多赞誉。阿德莱德大学学者西维亚·陈（Sylvia Chan）将《小城之恋》视为中国女作家最早触及性爱主题之作，认为“（书中）对女性欲望的肯定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女性创造力的肯定。故事的女性主义倾向显而易见。作者对青少年性心理和性冲动的观察细致入微，描述动人心弦，故事值得一读”［2］。

在王安忆之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风潮也因为类似的审美取向获得了英语世界的青睐，代表作家陈染及徐小斌的作品先后得到译介。陈染的《私人生活》英译本推出后，关注者甚众，包括《华盛顿邮报》《温哥华太阳报》在内的十数家报刊媒体及相关学界人士均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各个角度给予正面评价。新一代年轻作家中迅速吸引到英语世界目光的还有被称为“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对作品中性主题的关注再次成为英语世界津津乐道的重要元素。出版商特意在卫慧《上海宝贝》英文版的封面上添加副题以示强调“一个关于爱情、性欲和自我发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王安忆、60年代出生的陈染和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构成了一个脉络，勾勒了中国文学突破禁区、越来越大胆直面女性欲望的渐变历程，这无疑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变史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支流，它在审美趣味上与中国传统相距甚远，却与西方传统渊源颇深。在西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整体了解尚处于相对蒙昧状态的背景下，英语世界对这一脉络的特殊钟爱和完整译介或许可以让人得出如下结论：在此类跨文化活动中，英语世界所悦纳的并非来自东方的异质文化，相反，在译介中国文学的名义下，其所完成的是对自我文化的变相赏鉴。

（二）翻译与政治诗学

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英译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整体英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海外对典籍英译的关注是出于对迥异的异域文化和审美诗学的好奇，更多秉承的是人文科学精神，那么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则从开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更多的社会科学特征。

以张洁作品的译介为例，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中国女作家，中英世界几乎同时推出过张洁的英译作品集。本土译著《爱，是不能忘记的》出版于1986年，收入的绝大多数作品以歌颂圣洁爱情或揭示人性光辉为主题，选集总体基调清新柔美，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英语世界译著《无事发生就好》（As Long as Nothing Happens，Nothing Will）则于1988年由英国泼辣女性（Virago）出版社推出，入选小说均为张洁的转型之作，作品多以凌厉泼辣的语言揭露丑陋世相，抨击丑恶人性，充满尖锐的社会批判色彩。如果说本土选集可以用“审美”来概括，英语世界的选集则存在“审丑”倾向，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发掘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该书编者在扉页中做出了如下介绍：

张洁是中国最受欢迎也是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在本书选入的五个故事中，她剖析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公开探讨包括性等禁忌话题，讽刺了种种虚伪现象和陋习——工作中结党营私，搞裙带关系，谋划嫁给有权人、住好房子、找好工作等。……在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她出色捕捉到了官方报道所不曾披露的细节。［3］

从英语世界对“文革”题材的选择性偏好以及对张洁作品的单维度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偏向阴暗的一面，远没有现实中国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立体性。追溯这一视角的源头，我们或许可以依稀分辨出中西深刻对峙的影子，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相互交织，铸就了长久以来中西之间相互言说的特定方式。对英语世界而言，中国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他者，又是文化传统上的他者，一个“落后”“低劣”的中国形象往往更符合西方自我形象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4］。笔者以为，健康的跨文化交流应该双向平等，以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基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当以理性、包容的姿态观照自我，审视他者，进而反观自我文化，获得崭新的认知和理路，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谐交流。

（三）翻译与审美诗学

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中国文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有一些汉学家，尤其是华裔汉学家开始关注到了中国文学的新动向。“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等新潮文学初现文坛就引起了李陀、李欧梵、赵毅衡等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满怀喜悦之情译介了部分新锐作家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盛赞这些小说与之前大有不同，读者能从中读到“关于人生和文学的新元素，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生活和文学’”［5］。

女作家残雪堪称伴随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新潮文学推介风进入英语世界的代表人物。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初登文坛至今，海外对她的关注从未消退，截至目前已出版译著20种，包括日语译著7种，英语译著6种，越南语译著3种，法语译著2种，德语和意大利语译著各1种。在其作品的鉴赏者中，除了专业汉学学者，也不乏普通读者甚至像布莱德·马罗 （Bradford Morrow）、苏珊 · 桑塔格 （Susan Sontag）和罗伯特·库佛（Robert Coover）等知名作家。因为对残雪的钟爱之情，布莱德·马罗甚至在自己的小说《年历分枝》里设计了一个痴迷残雪的人物角色［6］。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整体接受欠佳的情况下，残雪能如戴锦华所言般做到“几乎无保留的被欧美国家所至诚接受”［7］，无疑是令人瞩目的。残雪缘何成功突围值得我们深思。英国学者詹纳尔在谈及中国文学英译的接受问题时将阻碍因素概括为：人物刻画得深度不够；对性和暴力的描写不足；采用全知叙事；重视情节的复杂性而非人物刻画或气氛烘托；长于描述社会而非个人；不挑战传统习见；太过冗长；采用话本叙事技巧或过时的西方叙事技巧等。他指出，英语世界更享受文字游戏的乐趣和将生命视为一场旅行的感觉，因此，他们所乐见的是那些能够从中发现世界、发现自我的小说［8］。这为我们理解残雪的走红提供了启示。残雪对于人类潜意识及精神世界的想象和探究更能让西方读者体验到文学鉴赏的快感。对他们而言，阅读残雪的乐趣在于她“似乎决意通过各种古怪的意象发掘值得珍视和追求的东西”，正是她作品中“那些变幻莫测的元素吸引着读者在噩梦和不合逻辑的事物中寻找意义”［9］。

不难看出，残雪的海外走红并不仅仅源于专业汉学学者的大力推介，更存在着深层的文化渊源。事实上，残雪亦从未讳言自己创作中的西方文学因子，她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自己的创作，“我的思想感情像从西方文化传统中长出的植物，我将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这株移栽的植物就是我的作品”［10］。因此，在对残雪的阅读中，西方读者与其说是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学“他者”，毋宁说是在异质文化中看到了自我的影子。

至此，我们的论证再度回到了与上节类似的原点：对残雪等作家的悦纳表明英语世界的自发译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他国文本烛照本国观念，以印证或重温本土文学传统为潜在出发点。而事实上，中西文学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分别滋养出来的人类文明之花，并无高下之分。不同文化之间只有怀有尊重和包容之心，才能相互理解欣赏，更好地促进文明的共同进步。

二、本土译介：女作家翻译与中国形象构建

与英语世界的个体译介活动不同，中国本土属于官方译介行为，以《中国文学》杂志社为最主要的译介机构。如果说西方译者在本国诗学的影响下着意凸显了新时期女作家创作中的女性主义脉络，中国本土的性别言说则因为与官方立场的交织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独特性的缺席；如果说我们在西方的言说看到了带有负面色彩的中国形象，本土的“自我”言说则因身份定位的差异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

（一）翻译与性别：以“女性”之名译介“自我”

《中国文学》对新时期女作家的译介范围相对广阔，似乎意在囊括多种类型和风格的女作家作品，但笔者深入考察其具体选材后发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中国文学》并未完全反映女作家创作的多重维度，选材整体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多样性特征，得到译介的流派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等。而强调回归文学本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一度大放异彩的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所谓“新潮小说”则几乎阙如。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的拒斥。该潮流以表现女性意识、探寻女性本质为特点，直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理论滋养而发展繁荣。在文学意义上，这一写作倾向意味着对女性本体经验的表达，是对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和呼应，因而在以知识分子立场和“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文学史中备受关注。然而正如某些学者所言，这些作品在展现爱情这一女作家最青睐的母题时“从灵魂走向了肉体”［11］，与国家倡导的主流文学形态构成了不可消弭的张力，因而遭到《中国文学》的否定和批判：“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爱情题材创作出现了某种曲折。过分的肉欲、官能、性刺激的物质性描写，使这美好题材存在向性本能滑落的危险；而个别女作家过分的私人化写作，也存有使女性文学成为男性社会窥视对象而被物化、商品化的危险”［12］。

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输出行为，《中国文学》的译介目的一是展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成绩，树立良好的中国文学形象；二是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用文化手段潜移默化地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正因为此，女性基于独特性别立场发出的声音反而被湮没在关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叙述中，女作家几乎和男作家一样，无差别地充当了中国文学史上各色流派的代言人，承担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和国家宏大主题的任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这些以女性命名的译本所担负的责任已经超越了本身的性别意义，传达了本土翻译主体试图构建的文学、国民以及社会形象，是在以“女性”之名译介中国整体的“自我”形象。

（二）翻译与形象：以文学译品构建中国形象

“形象”这一术语在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通常指一国文学中对他国的塑造和描述，也就是说，异国形象的塑造者是本土人士他们按照本社会的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异国形象，这一形象并非现实中异国的写真、复制或简单再现，而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是对异域、他者的想象［13］。事实上，一国在译介“他者”作品时亦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局部调整或二度诠释，如上文所示般塑造出符合自身价值观念的或好或坏的异国形象。在这一模式中，处于话语之中的“他者”丧失或者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力，只能被动地等待“被描述”“被构造”甚至“被曲解”。《中国文学》的努力恰恰是进行纠正式的“自我言说”，它试图通过译介增进英语世界对处于改革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了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中国形象。

在《中国文学》译本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以及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译作涉及的地域广阔，南至改革开放之风最先吹过的繁华都市广州、深圳，北至北国边陲黑龙江的边远山村，既有洋溢着洋派风味的申城上海，又有充满少数民族风情的鄂西村落。所着力呈现的主要对象并非光怪陆离的旧时东方奇观，而是当代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译作中不同层次、不同文化教养、不同职业的人们整体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国的“色彩缤纷的世情风俗图”［14］。

在《中国文学》的译介历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译介努力，推出的一系列女作家作品向英语世界读者传达了“文革”结束的社会信息，对“文革”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进行了深刻反思，体现了正视历史的坦诚姿态，同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也并不避讳。在中外交流解冻之际，《中国文学》以拉开“竹帘”的开放态度借助文学这一软性媒介向外界呈现了一幅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百废待兴的“后文革”中国景象，对破除西方世界对中国固有负面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试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呈现一个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以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根基的市井化、生活化的正面中国形象。由于代表着国家意志和官方正统趣味，《中国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多力图彰显甚或放大中国文化中的主流价值取向，更注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上的规范。尽管在文学全面性上尚有欠缺，但在缺乏民间发声渠道的历史时期，其译介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由国外主导的“他塑”形象的简单化和雷同化，有助于建立具有自我文化色彩的多层面中国形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定型化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对女作家作品的译介努力值得肯定。

三、结语及余论：兼谈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1979～2010年30年间，得益于中英译介主体的不懈努力，新时期女作家作品英译文本的数量从无到有不断增加，覆盖范围也逐渐扩大。当然，由于译介性质的不同，中英世界的译介方向呈现出迥异的发展轨迹。

英语世界的译介活动主要是民间行为，为了确保生存和发展，作为独立经营个体的出版商和译者难免以传播效果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译介会受到本国整体文化和文学生态环境的制约。以政治、女性和审美诗学三大维度为基本特征的译介倾向在英语世界长期存在，迁延不绝，导致其构建的当代中国文学形象或者偏于政治化，或者与西方文学同质化，不够全面、立体和丰富。而《中国文学》的译介行为在很大意义上是树立正面“自我”形象的国家行为，作为主动的文化输出方，本土译介主体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对外推介中华传统文化。然而，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具体译介环节存在的不足，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尚难称理想。

当前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为中西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应当探索符合时代特点的传播途径，以更为合宜的形式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介出去。在宏观上应加强文化、文学领域的跨国沟通，推动学界和民间互访，动员各方力量，发掘更为多样化的译介渠道；在微观上注重文学推介的有效形式，借助国内外出版界相对成熟的营销团队，采用更为灵活机变的译介策略，打造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学产品。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考虑受众并不意味完全投其所好，如果一味迎合西方标准，顺应西方趣味，以意识形态或审美同质化的代价向西方靠拢，难免会走上复制英语世界译介模式，单维化呈现中国形象的歧路。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探索出一条兼顾优秀文化输出和读者接受的新路，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塑造出积极开放的中国形象。最后，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文化的输出和推广从来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有赖于我们国家、民间和其他各种渠道的齐心合力，更有待于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因此不宜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只有不断推动中西双方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以开放的心态欣赏自我和他者文化的特殊价值，才能向着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迈进。

［1］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

［2］Chan，Sylvia.Review（on）Love in a Small Town［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Jul.）.

［3］Zhang Jie.As Long as Nothing Happens，Nothing Will［C］.London：Virago，1988.

［4］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5］Zhao，Henry Y.H..The Lost Boat：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C］.London：Wellsweep，1993.

［6］布莱德·马罗.残雪进入了我的小说［N］.中华读书报，2004－05－12.

［7］戴锦华.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J］.南方文坛，2000（5）.

［8］Jenner，W.J.F..Insuperable Barriers？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M］.／／Howard Goldblatt.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New York：M.E.Sharpe，Inc.，1990：184－185.

［9］Lafleur，Frances.Review of Old Floating Cloud：Two Novellas by Can Xue［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3（1）.

［10］残雪.残雪文学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

［11］唐濛.从灵魂向肉体倾斜——以王安忆、陈染、卫慧为代表论三代女作家笔下的性［J］.当代文坛，2002（2）.

［12］盛英.多姿多彩的“思想表情”——关于当代中国女作家作品的一次鸟瞰［J］.小说评论，1997（1）.

［13］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7.

［14］吴宗蕙.女性作家的新探索——为外文版《中国女作家作品选》而作［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