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富 波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德里达的首次书写之思

杨 富 波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对胡塞尔的“书写”概念做了分析，这是他的首次书写之思。他阐发了书写作为“身体”的意义、辨析了书写单义性要求和多义性必然的关系。德里达此时的书写之思是现象学式的，但为后来解构之思开辟了道路。

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书写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理论界影响甚大，“书写”(writing)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键术语之一。德里达对“书写”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他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以下称《引论》)。德里达说：“在我的哲学研究初期……(我)寻找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能够使我对文字进行讨论的内容。他是如何谈论文字的？他把文字看作什么？他如何连接科学、现象学和文字问题的？我在《几何学起源》中找到了这些。”[1]

该书是德里达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以下称《起源》)一文的译介，他为译文撰写的导论在篇幅上是译文的六倍多，这已不是普通的译介，而是研究性成果，所以有学者认为它不只是《起源》的引论，也是德里达思想的“引论”[2]。在《引论》第七章中，德里达集中讨论了胡塞尔对书写的看法。本文意在阐明德里达首次书写之思的主要内容，并就它与后来解构思想中书写之思的关系提出看法。

在《起源》中，胡塞尔讨论了几何学是如何获得绝对客观性的。在这个论题下，“书写”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几何学观念绝对客观性的条件。何为观念对象的“绝对客观性”？胡塞尔说观念对象的绝对客观性“首先是指对所有共同体成员都有效的……而进一步是指‘自在存在的’，‘即使没有任何人明见地时间观念对象，它们也仍然存在’”[3]。胡塞尔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证这种客观性。首先，他诉诸于内时间意识证明“原初的自明性”可以通过“回忆”被唤醒。德里达说这样就从“第一次”中获得“第一次性”，“第一次性”可无限重复，几何学观念在个体意识内获得了客观性。进而，胡塞尔说：“几何学的观念性……正是通过语言的中介，它才获得自身。”[4]130口语使观念在交互主体间交流，确保了第二层客观性。最后，按同样逻辑，“书写”使客观性持久存在，保证了绝对客观性。

书写和口语(speech)一样，都是语言。胡塞尔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即“被构造的语言”和“构造性的语言”。他提出观念对象要摆脱“被构造的语言”的束缚，同时以“构造性的语言”为自身的条件。“话语不是单纯对某个无话语情况下已经是一个对象之物的表达：话语被重新置于其原初的纯粹性之中，正是它构造了对象，它是真理的具体的合法性前提”[4]53。构造性的语言不是任何经验中的语言，而是“超越论的语言”。就语言而言，口语也好，书写也好，服从同一逻辑，但因为“书写行为成为一切‘构造’的最高可能性”[4]64，所以德里达和胡塞尔都着力思考书写问题，而不是口语问题。

从语言的构造性出发，胡塞尔提出“肉身化”的说法：书写是真理在世界中的肉身化，只要这种肉身化没有完成，就不能说真理已经被构造起来了。获得肉身化的书写被称为“身体”(Leib)而不是“躯体”(Körper)。“身体”和“躯体”的区别在于，身体内部包含着精神性的东西，包含着意向。意向来自主体，但这个主体不是事实性的主体，而是指超越论的主体。因为书写表现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把真理从任何主体和共在主体中解放出来。“书写通过使对话完全潜在化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自主的超越论的领域，所有的现实主体都可以从这一领域抽身离开”[4]63。这样，书写不但是真理的条件，也是超越论主体性的条件。

作为超越论主体性的条件，书写拥有巨大权能，它使理念的最终解放成为可能，建立起一个脱离了主体的超越论的领域，它又使得超越论的主体成为可能。德里达认为正是在这里潜伏着危机：“它同时为被动性、遗忘以及所有的危机现象提供了可能。”[4]62书写让超越论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前历史的奥秘以及被淹没的文明沉默不语，失落的意向和被保守的秘密被掩盖，铭文无法被认出，这些都透露着已经死去的超越论的含义，透露着那种把这一含义在其丧失的时刻与绝对的意向权力联系起来的东西。”[4]63德里达研究专家伦纳德·劳勒认为这句话是《引论》中最晦涩的。无法辨识的古代铭文向我们提示了死亡含义。“死亡是为了超越。我们的死亡是为了超越论的‘我们’；我们的死亡是为了绝对的解放”[5]118。既然观念对象不能受缚于任何事实主体，那么离开事实主体的死亡就不可能理解超越论的。但矛盾在于，如果所有事实主体都死亡了，也就说超越论获得了完全的解放并是其所是，它也就不可辨识，就是无意义的躯体。这意味着没有事实性的主体，书写的超越论功能会被剥夺。“超越论必须体现在事实中，同时它又要从事实中解放出来”[5]118。德里达说：“既然含义为了回避世间性首先必须能够在世界中被记录下来并在感性的时空中得到沉淀，那么它必然把它的纯粹的意向性的理念性即它的真理含义置于危险之中。”[4]67德里达所谓的危险是指“真理消亡的可能性”。

德里达把对真理消亡的规定看作是《起源》以及胡塞尔全部历史哲学所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他首先强调消亡(disappearance)具有模棱两可的含义：一方面消亡之物是化为乌有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指那种不再以断断续续的或明或暗的方式在事实中呈现，然而又无损于其存在或存在意义的东西。消亡的模棱两可性和书写的模棱两可性是相对应的——书写一方面使交流和记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为被动性和遗忘提供了可能。书写的模棱两可性是语言模棱两可性最高表现，“语言是本质的和建构性的可肉身化的过程，但对于所有绝对的理念对象来说即对于真理来说，它也是事实的和偶然的肉身化场所”[4]66。

德里达分析了三种真理消亡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真理在个体意识内部消亡。德里达否认了这种可能性。这样消亡只可能发生在交互主体和共同体的空间中，因而“遗忘成了一个历史的范畴”[4]68。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事实上所有保存意义的文字符号都遭到毁灭。由书写的两可性可以推出这里有“模棱两可”：一方面，肉身化是真理构成的必要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真理的观念性是自由的观念性，不会受缚于包括其肉身在内的任何事实性。德里达认为二者并不构成矛盾：“真理在事实中会遭到变更、歪曲和颠覆，它事实上也许会从世界的表面消失，可是真理的存在意义(它并不处于世界之中，既不在这个世界中，也不在另一个世界中)始终自在地完好如初。真理的意义捍卫着自身的内在历史性及其链接，而世间的灾变对它来说永远是外在的。”[4]69“所有的灾变都止步于内在历史性的开端处。”[4]71凭借“内在历史性”概念，真理消亡的第二种可能性也被否认了。但是，肉身化是真理的必要条件，肉身的消灭又无损于真理的存在。这是一个悖论。要阐明这个悖论，实际上是要阐明“如何从躯体性的灾难中，拯救出它的‘身体性’”[4]71。德里达指出这里存在着“新的还原”。胡塞尔在书写中分离出一种意向行为，“正是这种意向行为把躯体(Körper)构造成身体(leib)并在其身体性(Leibichkeit)以及真理的活生生的含义中保持着这种躯体”[4]71。事实上，身体性是精神性的，躯体之毁灭也不会造成真理的消亡。

最后，还剩下一种可能性，它发生在分离出来的意向行为中。因而真理的消亡只与主体相关，消亡就是遗忘(forgetfulmess)。德里达说：“对真理本身的遗忘将仅仅是行为的缺失和对责任的放弃。”[4]72不过，遗忘从来不会成为彻底的遗忘。含义不会归于虚无，它会被遮蔽并沉淀下来，变成沉淀物，“从原则上和合法性上讲，含义总是有可能被重新激活”[4]72。“重新激活”是指我们总能够从语言和文化的沉积层下面，挖掘出具有奠基作用的明见性的含义。如果说真理的消亡是因为主体对责任的放弃，重新激活“正是全部的负责(Verantwortung)行为和思义(Besinnung)行为本身”[4]73。

源初明见性的含义只能通过沉淀物去追溯，胡塞尔把这种方式称为“回问”(Ruckfrage)。这个词的日常意义是“与远距离沟通有关的邮政通信或其回声”，德里达把“远程通信”看作是《起源》的核心隐喻[4]26。“通信”意味着有写信、寄信的人和收信、读信的人，那么双方对这封信完成传递含义的使命负有“共同责任”。“通信”隐喻将我们带入德里达文字之思的核心地带，这就是语言的单义性(univocity)和多义性(equivocity)之辨。如果语言是单义的，意义的传递自然可以保真，如果语言是多义的，则可能出错而失真。

胡塞尔没有停止过对单义性的诉求，因为“单义性是无论相距多么遥远的各代研究者之间相互交流的前提，它保证了翻译的精确性和传统的纯粹性”[4]75。德里达则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绝对单义性才是可能的。第一，事物是绝对单一、不变和自然的对象，其统一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自在地先于任何一种文化，而且语言行为从一开始就将这样的事物置于文化之中。但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语言所指的对象不是上述前-文化的自然对象，而是那种超-文化的观念对象，比如几何学对象。几何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即胡塞尔认为的那样，“根据科学的本质，科学工作者这一角色的持久的要求或个人的确信包括：所有由他们引入到科学陈述之中的东西，都是被‘一劳永逸’地说出的，它们是被确立起来，可以在同一性中无限地再造”[4]134。德里达也不同意胡塞尔的看法，他说：“意义的同一性……永远是相对的，因为它总是被铭写在一个运动的关系系统的内部，而且它的源泉在于构成物向无限开放这样的构想。”[4]77德里达说：“如果说两可性事实上永远无法还原，那是由于一般性词语和语言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绝对对象。它们并不具有为它们所绝对特有的坚固的和持久的同一性。它们从把它们作为中介来贯穿的意向那里获得其语言的存在。从每次都不同的意向行为(正是它创造了有含义的语言)来看，‘同一的’词语总是‘另一个’。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纯粹的两可性，它随着科学的进展本身而增长。”[4]77-78

面对不可还原的多义性，德里达提出两种选择。一种是胡塞尔的选择：尽量将语言还原到单义性上去。另一种是作家乔伊斯的选择：重复语言的多义性，承担起多义性的责任。乔伊斯“并不从共同的意义核心出发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既穿梭于所有的语言，同时还积累力量、实现最隐秘的和谐、揭示最遥远的共同视域、培养联想性的综合(而不是回避它)并重新发现被动性的诗性价值；……坚决地让它寓居在为其两可性所‘束缚’的文化的迷宫中，以便在一种最现实的可能性中穿梭并勘察可能历史的最深的距离”[4]76。这是否意味着德里达否定单义性，赞同多义性呢？不然。德里达认为乔伊斯和胡塞尔都是相对的。毋宁说“乔伊斯的构想要依靠胡塞尔的构想，因为若缺少支撑性的传承结构，对于经验性的回忆是不可能的；胡塞尔的构想也依靠乔伊斯的构想，因为若不以某种生成为证，他的回忆也不可能是历史性的”[5]122。因此，单义性的要求中包含着多义性的必然，回忆中包含着遗忘。无论在胡塞尔那里，还是在德里达那里，真理消亡的第三种可能性也被否定了。

以上是德里达在《引论》一书中对于书写的思考。德里达说在《引论》中“文字问题已经被提到这样的地位上，在它与意识、在场、科学、历史、科学史、起源的消失或延异等等的关系中，它与‘延缓’的不可还原的结构密切相关”[6]。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引论》的书写之思与后来的书写之思是什么关系？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倾向于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引论》的书写之思是解构式的，以伦纳德·劳勒为代表。他认为德里达在《引论》中的结论是文字具有多义性本质，同一个词语，总是意味着他者，是对他者的一种指引。德里达否认单义性，否认了符号的构造功能，这意味着“胡塞尔赋予数学对象优先地位而对含义对象所进行的定义失败了。所有的对象必然是反面-标记的(con-signed)，因而它们永不可能是纯粹的对象性、纯粹的现象、纯粹的在场”[5]124。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看法。如陈晓明认为《引论》中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评“触发了德里达后来探究书写的无限差异，书写作为符号无限延异的踪迹的那种特征。……在这里，德里达已经初步建立起他的书写和差异性观念”[7]。

与此相反，还有另一种意见，强调二者之间断裂性，认为《引论》的看法还是现象学式的，而非解构式的。乔舒亚·凯茨持这一看法，他指出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过于强调《引论》第七章的重要性，忽视它在该书中的位置。《引论》和《起源》有两个主题，历史和语言，历史主题是核心，对语言的认识从属于对历史认识。“整篇《导论》表明德里达赞同胡塞尔对历史和历史性的处理方式，这种赞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8]56。相应的，德里达对文字的看法，也没有超出胡塞尔的框架。

结合乔舒亚·凯茨的观点，我们再做进一步分析。胡塞尔把超越论的文字看成是真理构成的条件。绝对的观念客观性，要求全时性，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就需要有如此权能的媒介。超越论的文字，就是这样的媒介。这些都是胡塞尔对文字所做的限定。在《引论》中，德里达也接受这些限定。“德里达赋予文字负载超越任何限定的共同体和空间的真理的能力。德里达将这种能力与无限的重复相等同，如果观念对象和先天性不得到认可，这种能力是不可能出现的。若没有胡塞尔的理论架构，也就没有永恒的、超时间的、全时间的真理。……德里达赋予文字的无限化能力也就无从谈起”[8]65。但在后来思想中，德里达就不接受这些限定了。凯茨认为，要是忽视了这一差异，把《引论》中的书写等同于后来的书写，反而会使得胡塞尔对语言的认识、这种认识对德里达的影响，以及德里达在《引论》中对书写思考的真正价值都晦暗不明了。

实际上，德里达在《引论》中对胡塞尔的质疑，并不是根本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质疑遇到了困难。只有分析此中的困难，才能发现《引论》中文字之思的真正价值。

这里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上文提到的书写的模棱两可性：一方面是单义性的要求，一方面是多义性的必然。德里达并没有如伦纳德·劳勒所说，最后达到了多义性的理解，从他提出乔伊斯和胡塞尔都是相对的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他力图消解这种模棱两可性。有趣的是，是胡塞尔提出单义性和多义性的区分，而德里达又是借用胡塞尔的符号概念来消弭这种区分：“实际上，一旦我们在符号中获得含义(就像它已经被预先规定好了的那样)，符号便变成未经思考的真理在世间得以展示的寓所。我们曾经看到：真理无须在行为或事实中被思考就可以持续下去，这就是那种从根本上把真理从一切经验主体性、一切事实生活、一切现实世界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本真的书写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由我们所实施并朝向我们的超越论的还原。”[4]67因为符号弥合书写的两可性，在讨论真理消亡时，德里达才轻松地排除了第二种可能性，认为“书写符号的经验性事实身体，对书写纯粹的权利上的功能，因而对一切真理的超越论历史不会产生任何影响”[8]70。进而，他跟随胡塞尔的思路，把真理消亡的可能性归于主体，从而否认了真理的消亡，原则上论证了追溯起源的可能性。这是他对胡塞尔达到高度认同之时，也是他和解构擦肩而过之际。因为文字的世间性所构成的超越论功能不受到质疑，真理被归于主体性，解构也就不存在了。

同时，这也是德里达和胡塞尔决裂之时。随着德里达对单义性的深入思考，他发现所谓单义性只有在康德意义的理念的含义上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单义性是“无限性”的，处于“推迟”之中，“绝对之物只有在不断的延迟中才是在场的”[4]124。这里，确已包含了“延迟”的思想，但还不等同于“延异”，“异”的成分虽已显露，但还没有暴露在注视的目光下，只有到了《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才跳出现象学的框架，真正从解构的意义上分析符号问题。因为胡塞尔的符号概念在《引论》的书写之思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出发，解构“符号”才构成了下一本书《声音与现象》所要处理的主题。因此，我们同意乔舒亚·凯茨的说法：“1962年德里达为其后来的思想准备了道路，但还不能说他已经到那里了。”[8]81

[1]杜小真.德里达和现象学[J].现代哲学，2004(4).

[2]尚杰.德里达哲学发源地——读德里达《几何学起源导论》[J].辽宁大学学报，1993(1).

[3]倪梁康.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08(9).

[4]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Leonard Lawlor.Derrida and Husserl: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

[6]德里达.多重立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6.

[7]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4.

[8]Joshua Kates.Essential history:Jacques Derrid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construction[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5.

[责任编辑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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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3)01-0106-04

杨富波(1980-)，男，浙江天台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2012-10-10

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450060482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