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纪念梁启超诞辰140周年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恰当评价梁启超学术的历史地位，是今年纪念其诞辰140周年应予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时代，其思想和著作影响至为深远，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从其推动近代学术格局的根本变化、提供了近代学术新范式、撰成多部传世之作这三项进行剖析，即可明确得出他是近代学术文化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结论。

梁启超；近代学术新格局；学术新范式；先秦史研究

今年2月23日，是近代学术文化巨人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56岁不幸因病去世，然而他度过的却是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一生。他22岁就同康有为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23岁就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至其逝世前，重病住院仍著述不辍。其遗著《饮冰室合集》达四十册，总字数达1 400万字左右。其著述涉及史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民族、宗教、法律、教育、伦理等异常广阔的领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成就得到很多同时代人和后人的赞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客观情况又是复杂的。由于梁启超著述宏富，领域广阔，要对其思想和学术作全面、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加上，梁氏所处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即他常称的“过渡时代”，新的进步的东西，和旧的落后的东西相杂陈，有时是纠缠在一起，不易别拣。梁氏本人又爱讲真话，常解剖自己，坦陈自己的弱点，“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本来时代变化迅速，他又极勇于接受新思想，因而改变原先看法。这样容易授人以柄，把他视为“浅尝多变”。由于上述原因，对梁启超历史地位的评价，实际上存在较大分歧。比较典型的是梁漱溟先生的言论。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梁漱溟写有《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一方面，称誉梁启超的主要成就“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造成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任公无论治事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另一方面，他又说梁启超的贡献主要在事功，不在学术，“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梁漱溟：《桂林梁先生遗书》之五，京华印书局1925年印本。。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们看到，多家出版社争相重印梁启超著作的单行本，且一再畅销，报刊上的学术论文对梁氏的言论引用最多，有关研究梁启超思想和学术某一方面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接踵而出。这恰恰证明，历经一个世纪左右岁月的考验，梁启超的著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是，在有的评论近代学术史的论著中，却时能见到有的研究者突出王国维、胡适、钱穆等学者的贡献，而隐含将梁启超列在次一等地位的用意。

笔者认为，要恰当评价梁启超的历史地位，需特别注重其对近代学术文化发展关系重大的成就。这就是：(一)开启近代学术的新潮流，推动学术格局的根本变化；(二)提供了近代学术的新范式；(三)恢宏与专精二者兼擅，晚年撰成了多部传世之作。通过剖析这三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得出“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文化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结论。

一、开启近代学术新潮流

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公认的宣告20世纪学术新时代到来的响彻大地的春雷。

何以《新史学》如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跨入近代的关键时刻，划清了新时代史学与旧时代史学在历史观指导上、在著史的目的和内容上彼此的界限。历史观是人们观察历史总的指导思想，是关于历史演进的总特征，关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关于历史进程的动因等根本问题的基本看法。历史演进的阶段发生质的变化了，历史观也必然要产生质的飞跃。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虽号称发达，但千百年来，封建思想严重阻碍了史家创造性的发展，致使历代撰史者墨守成规，不求变革。“《史记》以后，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梁启超分析造成这种因袭模仿痼疾的根由，一是因为专制统治者的钳制，使旧史家唯恐触犯朝廷；二是因国民意识的不发达，以致“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更无记载”。旧史家不懂得史学的可贵，乃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们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不去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甚至人至上千，卷次数百，“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读史者更无法明白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历史演进之内在的原因。

梁启超切中要害地指出，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旧史界却“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由此而造成旧史“四蔽”、“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致使二十四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

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要实行“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史观为指导，对旧史实行彻底改造，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这一时代要求的新史学。他规划新史学的方向，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完全不同于旧史界的性质、内容加以界定：

(一)阐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与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界限。他还指出，历史是进化的，然而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式，“其象如一螺线”。而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这段论述，是对历史进化论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式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论的错误，所作的精彩的分析。

(二)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划清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与“新史学”要求写出人类“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界限。梁启超强调人类进化是人群进化的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这种以叙述人群进化的宗旨，与旧史书“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的做法迥然不同。

(三)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作考察，“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从人类活动的总背景中去求得人类进化之真相，并且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总结出历史哲学的理论，“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总之，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中国历史跨入20世纪之际，爱国、奋起的民族思想高潮的产物，它以新鲜的理论和价值观，在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产生了震撼的力量。梁启超对“新史学”的规划，虽嫌简单，但他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加快进入“近代”的脚步，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潮流正相合拍。他对旧史学的批判虽有偏激过头之处，但却确实打中要害。旧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层层堆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近代史学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以凌厉的攻势，廓清其谬误，使人们警醒，认清封建毒素的危害。《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宣告了以“君史”为中心的旧史时代的结束，宣告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记载内容以“民史”为中心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此后，20世纪的史家，无不以“新史学”为旗帜，足见梁启超的这篇名文开辟创始之功是多么巨大！

梁启超撰写的史学论著，正是贯彻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发挥“新史学”激励爱国心和促进民族进步的宗旨为基本特点，其史学实践与《新史学》的理论主张相得益彰。至1921年，他又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发展了《新史学》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构建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理论体系。他明确主张今日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他对历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根据这一界定，他为“中国史”设计了22个题目，主要有中华民族如何由各族混合淳化而成，民族间的关系和中华民族活动的拓展，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组织、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民族思想和思潮演变等。按照这种设想，不仅记载范围之广阔为旧史所无法相比，而且在指导思想上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为此梁启超特别强调改造旧史的重点应在：1、改变旧史以“少数特别阶级”(贵族，或官僚阶级，或智识阶级)为写作对象为以国民为对象；2、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为本位的历史，彻底改变旧史那种“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的状况；3、改变旧史片断、孤立、不相联属的状况，新史学论述历史，“横的方面最注意其背影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纵的方面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还应有说明，有推论。务必按照这样的历史观和学术规范去努力，从而写出能够再现客观历史，并且内容系统、结构紧密的系统著作。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还讨论了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动力、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问题。嗣后，梁启超又于1926年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进一步论述史家的修养和专史的做法等项。总起来说，从《新史学》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梁启超的著述形成了具有新世纪强烈时代特征、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体系。当时正处于西方进步文化大量输入的时期，梁启超本人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新文化潮流的精神，故能做到大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并注重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互相贯通；再加上他有大量著述，涉及范围广，能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有真知灼见，极具针对性和指导性。由于这些条件，梁启超成为20世纪前期开启史学新局面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错误与不足，这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想所达到的总体水平有关，也与其本人的局限性有关。我们对此也应有恰当的说明。

二、提供近代学术新范式

在大量输入西方新学理和提供近代学术新范式方面，梁启超在同时代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深切感受到，“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以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他认为促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新思想传播的力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反观中国，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和社会空气的恶浊，输入新思想乃是首要的关键。因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谬误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均见《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1页。。于是他创办《清议报》(旬刊)，自1898年底至1901年11月，共出版100册，因火灾停刊。次年初又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至1907年10月停刊，共出96号。20世纪初几年间，他满腔热情，大力宣传新思想，批判旧观念，奏出了启蒙宣传的华彩乐章。1902年一年中，他即撰有《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限》、《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论著43篇(部)。这一时期他所撰写的文章，还有《饮冰室自由书》、《述近世政学之大原》、《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独立》、《越南亡国史》、《德育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论述范围至广，而核心则是传播西方近代民主共和学说和哲学、政治思想，批判封建势力，论述现代国民的责任。梁启超在如此广阔的领域撰写文章，宣传一整套在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传播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大量新鲜的理论、观点、价值标准，进入青年学生和近代智识界的头脑，由此燃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因此，梁启超成为20世纪初智识界心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便赞誉他是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营垒作战。在那新兴气锐的言论面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1]

梁启超又堪称近代学术范式的出色奠基者。与《新史学》发表同一年，他撰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文，以八万余字的简要文字，气势磅礴地概述了我国几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成为我国学术界运用进化史观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在此之前，旧时代许多学者的论著，明显地存在系统性不强，缺乏论据充足的深入分析，不擅长于演绎、归纳的逻辑方法，批判意识不足等弱点。对此必须有效地克服，并且提供学术的新范式，才能推进近代学术，迎上世界潮流。梁启超自觉地承担了时代的责任，这篇长文在提供近代学术新范式上突出地做到了以下四项。

(一)论述具有系统性，使读者把握住三千余年学术变迁的主要脉络和总体特点，明了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前阶段与后一阶段学术变迁的传嬗递变。梁启超划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为七个时代：1、胚胎时代，春秋以前；2、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3、儒学统一时代，两汉；4、老学时代，魏晋；5、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6、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7、衰落时代，近250年。今日则为复兴时代。精辟地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又如何产生，前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成为这一时代的渊源，这一时代的思想又对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几千年发展演进的趋势顿现在读者面前，宛如浑浩流转的大河，起伏曲折可望，又如蜿蜒绵亘的特长链条，环环相扣在目。

(二)对复杂的时代条件如何形成了一代学术思潮作剖析，对思想家的主要倾向、功过作中肯的评论。

如，中国古代学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孔、孟两大派。梁启超认为，在战国时代，它们分别是南北两大派的代表，他详细分析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造成南北学风的悬殊差别。“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原注：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进而论述南方自然条件悬殊不同，气候温和，土地肥饶，谋生容易，其居民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忧虑，“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南北两派的不同特点，在中原地区相遇，自然要激起碰撞的层层浪花，推动古代学术走向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又如，关于战国时代学术为何勃兴，梁启超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伟哉！非特中华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他总结造成学术勃兴的原因，共有七项：1、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宏富；2、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3、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政权下移，游士往来列国之间，出现了处士横议的时代风气，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4、由于交通之频繁；5、由于人材之重；6、由于文字之趋简，著述及传播较前容易；7、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这些提纲挈领的论述，对于人们认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勃兴的深层条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三)对一个时期学者学术倾向的不同类型，以及相互间的同异，作缕析、归纳。如，关于两汉儒学的不同类型和倾向。梁氏划分两汉是“儒学统一时代”，但所谓统一，是指儒学在当时处于独尊地位，而当时儒家学者，却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倾向。梁氏又分之为：1、说经之儒；2、著书之儒。前者又分之为四种：口说家，只知口传而缺乏创造；经世家，以经术言政治者；灾异家，附会讲阴阳灾异者；训诂家，专门从事校勘诂释笺注者。后者，梁氏首推董仲舒、司马迁，称董仲舒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究天人相与之故，堪称西汉学统的代表。司马迁著《史记》，不但是卓越的史家，而且他尊奉儒学，本纪、世家、列传，都精心托始于孔子所表彰的人物，立孔子为世家，为孔子弟子立传，其撰书宗旨以继《春秋》自任，故是“汉代独一无二之在儒”，《史记》一书也是“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对于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也分别作了评价——这是辨析同一时代学术倾向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成功例证。

(四)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尖锐地抨击专制政体和文化专制的祸害，是《论大势》又一出色成就。梁氏一再用进化、竞争学说，说明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对社会及学术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其中说到：“进化与竞争相倚，此义近人多能言之矣。盖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务使各因其才，尽其优胜劣败之作用，然后能相行以俱上。若有一焉，独占势力，不循天则以强压其他者，则天演之神能息矣……学说并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使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万国历史而皆然也。”关于西汉儒学独尊对于社会及学术的影响，我们今日可比梁氏所论作更深入、具体的分析、评定，但梁氏大力针砭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阻碍学术的发展，则是击中要害的。

关于清代考据学，梁启超一方面肯定它在文献整理上作出出色的成绩，在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确是因清朝统治者大兴文网、使学者视关心现实问题为畏途，而转向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他指出，由于清朝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凑于说位……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渺相竞，忘其故矣！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这种鲜明的批判精神来自梁氏对民权学说的信仰，而这种浓厚的国民意识，乃是梁氏在学术上作出有进步意义的巨大贡献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这篇在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著述范式上都具有突出开创意义的名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可以举出胡适的感受作为例证，胡适后来走上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道路，即直接受到梁启超此文的影响。胡适在其成名之后所写的《四十自述》一文中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思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

……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学术思想……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概念，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2]

梁启超从事的开启近代学术新潮流、广泛传播西方新学理的工作，突出地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体现了他对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因而对国人起到长期而深远的教育、激励作用，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最新的例证。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有一篇宣讲十八精神的报告《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选择》，其中就一再讲到梁启超在20世纪初大力从事思想启蒙的贡献。报告人主要举出了三项：1、“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共同体概念；”2、“他对传统国民性(特别是奴性)的批判，重塑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国关系，直接哺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后来人。”3、“1900年，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少年中国’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现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极大影响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据宣讲家网：www.xj71.com.报告人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郭凤海教授。一个世纪以后，有学者如此高度评价梁启超从事思想启蒙、开启近代学术新潮流的历史功绩，这无疑为梁启超论著的生命力提供了最新的证据。

三、恢宏与专精二者兼擅

在学术实践上梁启超的最大特点是恢宏渊博和专深研究兼擅其长，他留下的多部传世之作近年来在学术刊物上仍经常被引用，证明他为多个学术领域提供了奠基性或指导性的论著，也足以证明“量多于质”的说法与事实相差甚远。梁启超在最后十年撰成的论著，粗略列出即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墨子学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地理及年代》、《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陶渊明》(包括《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颜李学派及现代教育思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哲学》、《戴东原传》、《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明清之交中国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上共有二十余种，数量之巨，质量之精，令人惊叹，形成了恢宏渊博的风格。在20世纪20—30年代，即有人称誉：“《饮冰》一集，万本百遍，传诵国人，雅俗共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王文濡语。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929年条。

那么，哪些是梁启超专精的领域呢？依笔者说，计有四个领域：先秦史；清代学术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所以他绝不是“务广而荒”或“浅尝多变”。因篇幅关系，这里仅简要讲其第一项。

梁启超对先秦史的研究造诣高深，其主要论著有《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部分)等，从社会史、思想史、文献考订等作了多层面、多方位的研究。其中，《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是梁氏精心撰写的中国通史之部分成果。《春秋载记》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大一统过程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在全篇之前他高瞻远瞩，中肯地论述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状态，经过大国争霸，成为走向华夏统一国家的意义重大的历史阶段。他指出：不能从表象看问题，认为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盛强者尚十数，日寻干戈，二百余年”，似乎与统一之义相背反；而应该看历史发展的总向，认识春秋之世乃是统一的观念和动力酝酿、培育的时期，“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春秋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霸政”局面的特点和后果如何认识？梁启超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看法，他称“霸政时代”是春秋社会进化的重要阶段，进入霸政时代各国在交往中互相交流、吸收并且竞争，制度向前发展，形成了交往的规范，有共循的规则或新定盟约，民力也获得了发展。“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微为职志，各国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养生息，以孳殖其文物。”由于竞争，原有各大国业已形成的文化特性得到发扬充实，而且互相交流融汇而成全中国范围的通性：于是在各种特性基础之上，别构成一种通性。此即所谓中国之国民性，传二千年颠扑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实在春秋之季。

此篇又善于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归纳，写出春秋时期各国的特点，揭示出历史进程中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梁启超对楚国历史的特点和它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同样给予充分关注。他认为楚国北上中原争锋一再受挫，恰恰创造了楚对开发南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条件。楚国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全力在南方扩展，向东灭了江、黄、蓼、六、英、舒等小国，占有淮河、颍水流域，向西灭了庸、夔，控制了巴、蜀地区。故梁氏得出崭新的看法：“晋之攘楚，亦楚之所以滋大也。”更值得称道的是梁氏有力地廓除了以往封建文人长期所持的一种旧见，认为楚灭国最多、“以夷猾夏”，应加以谴责。梁氏强调，当时南方这些小国文明低下，中原的大国无力顾及。楚国兼并这些小国，是把他们的文化提高到开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楚国本身的文化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故说：“当时江淮间古部落棋布，其俗尽在半文半野之间，文化远在楚下，江以南则群蛮百濮所窟宅……使其孳孳浸大，则为害于诸夏者岂有量。夫此非中原诸国之力所能及也。楚自武、文、成、庄以来，以锐意北向争中原故，力革蛮俗，求自侪于上国，春秋中叶既甚彬彬矣。然后出其所新获之文明，被诸所灭之国，广纳而冶化之。缘地远民情之异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与北方旧系相对峙相淬厉，而益骈进于高明。微楚之力，何以及此！”因此历史的正确结论不应是“以夷猾夏”，而是“举蛮夷以属诸夏”，有大功于中国！梁氏这些分析极富启发意义，说明他比封建文人站得更高，能够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

《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撰成后，梁启超自己感到十分满意，称“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梁氏完全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继承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出色成就，并向前发展，这两部书的高度学术价值和表述的成功向来极受重视。近代史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883)和威尔斯(1866—1946)。*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四期，(1941年11月)。可知两篇《载记》乃是享誉近代史坛的名著。其他《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等著作同样有许多精辟的议论，能使人获得深刻的启迪。

正因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大力倡导进化史观，开启了近代学术新潮流，提供了学术新范式，在多个领域又有出色建树，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学术文化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郭沫若.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2-113.

[2]胡适.四十自述(一)[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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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3)03-0353-07

2013-03-30

陈其泰(1939-)，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仇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