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芳， 田 苗，2， 陈丽军

(1.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湖北黄冈43800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妇女进入劳动市场。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20世纪的前40年，已婚白人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增长了5倍;从1950年到197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了50%，70年代仍在加速增长(Smith和Ward，1985)。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虽然辍学的女中学生的就业率上升4.8%，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上升了15%;尽管受教育不到12年的女性的年均市场工作时间仅提高6%，但受过16年教育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却提高了12%;女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小时工资提高约16%，而大学辍学女性的小时工资下降约12%(Pencavel，1998)。平均每年有210万美国妇女至少遭受一次家庭暴力(Langan和 Innes，1986);大约30%的美国夫妻在他们相处期间有过身体被施暴的经历(Tauchen等，1991)。

Smith和 Ward(1985)发现，1950—1980年，实际工资增加是女性劳动供给上升的主要原因。然而，1970—1980年，女性劳动供给率上升，而同期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却在下降。Michael(1985)提出，这一异常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离婚所致;Peters(1986)、Johnson和Skinner(1986)，以及 Parkman(1992)更进一步解析了离婚率与单方面离婚法律的实施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离婚且没有再婚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2.3%上升到1981年的6.7%;1970年结婚后以离婚告终的可能性与1950年结婚的相比，可能性上升了60%(Johnson和 Skinner，1986);与此同时，美国妇女的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下降了100%(吴桂英，2002)。

上述研究表明，自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历史变革和转变的同时，家庭关系结构也在随之演进和变更，家庭问题愈来愈突显，这无疑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与重视，于是家庭经济学应运而生。正如现代企业理论打开了现代企业这只“黑匣子”一样，家庭经济学也正试图打开家庭这只“黑匣子”。从起步、发展、完善到成熟，家庭经济学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成长阶段。本文旨在对家庭经济学的演变脉络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尤其对其较为成熟阶段的成果——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作更为深入的洞视，以期揭示西方经济学家们阐释家庭问题的要旨，吸取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解释家庭课题的方法论经验;同时，也不会忽略中西国情的差异，借鉴与扬弃并举，才不失西学东渐的正道。

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担当着重要角色，迄今为止，对家庭资源分配的研究甚多，但从总体上看，可将其归纳为三类，即共同偏好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Pollak，1994)。

一、共同偏好模型

对孩子的补贴是发放给父亲还是母亲的现实问题，引发了政策制定者们的激烈争论，而传统模型不能解决这一家庭内部丈夫、妻子和小孩的福利如何分配的问题，共同偏好模型(common preference models)为这一现实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共同偏好模型假设家庭成员的行为最大化单一效用函数。家庭偏好排序可能是家庭成员一致同意或仅一个成员支配的结果，模型暗含的假定是，家庭支出不依赖于获得收入或控制资源的那个家庭成员，换言之，所有收入被集中后再分配——最大化单一目标函数。因此，家庭需求行为取决于家庭总收入而不是单个成员的收入。

有两个模型为家庭行为的共同偏好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Samuelson(1956)的一致同意模型和Becker(1974，1981)的利他主义模型。

(一)一致同意模型。

一致同意模型(consensus model)阐明了家庭行为能够被视作单一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结果的条件。模型考虑一个两个成员的家庭，包括丈夫和妻子，各自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其商品消费;但通过一致同意，在两个家庭成员收入的联合预算约束条件下，他们最大化个人效用的社会福利函数。这样，可以分析他们的总支出形式，家庭如同一个最大化单一效用函数的代理人。假设效用函数性质良好，这一最优化问题产生的家庭需求仅依赖于价格和家庭总收入，需求有标准的属性。因此，一致同意模型将传统消费需求理论的比较静态学直接应用到家庭行为中。但是，Samuelson既没有阐释就联合福利函数而言，家庭如何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说明怎样维持一致意见。

Becker的利他主义模型设法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解释了家庭如何分配资源。

(二)利他主义模型。

在利他主义模型(altruist model)中，家庭由一群纯自私但理性的“小孩”和一个利他的父亲(或母亲)构成，这个利他的父(母)亲的效用函数反应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的关心。Becker证明，一个给予每个家庭成员正的转移的利他主义的父(母)亲的存在，足以使自私的“孩子”以明显的不自私的方式行事。利他主义的父(母)亲将调整转移，使得每个“坏孩子”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时选择最大化家庭收入的行为。导致的分配使在家庭资源限制条件下，利他主义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因此，家庭需求的利他主义模型的结果与一致同意模型的结果一致。

(三)共同偏好模型的政策含义。

政策制定者想要在家庭，如妇女或儿童中，找寻转移支付或援助计划的目标人群。共同偏好模型意味着这个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政策或许对家庭总资源无影响，只是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而家庭内部分配均衡与收入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无关。

(四)共同偏好模型的局限。

20世纪90年代伊始，共同偏好模型遭到了来自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攻击。经济学家们对结婚与离婚的研究，不再满足于共同偏好模型作为其理论基础。结婚与离婚模型需要一个代理人比较其结婚与离婚的预期效用的理论框架。共同偏好模型不能检验这一决策，因为丈夫和妻子的个人效用不能从社会福利函数中找到。如果结婚与离婚问题难以处理，那么在离婚阴影下的结婚决策更是如此。如果允许单方面离婚，个人理性意味着结婚决策不能是丈夫或妻子的境况比他们在婚姻外的更差。此个人理性要求改变模型的比较静态性，否定单个理性代理人行为与家庭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经验证据表明，共同偏好模型的需求函数的限制条件不一定成立。经济学家们在脱离与共同偏好模型的联系时，最根本的在于舍弃家庭联合收入假设。共同偏好模型主张，一个家庭成员获得或控制的收入不会影响需求，需求仅取决于家庭总收入。大量的经验研究拒绝了该联合收入假设。采用许多国家数据进行的联合检验都证明，丈夫和妻子控制的收入对家庭行为有显著的而且是明显不同的影响，不论是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还是孩子保健类的支出都是如此。例如，如果妻子收入的增加比丈夫多，与之相联系，到餐厅用餐、孩子保健和妇女服饰等的支出增加，而烟、酒的支出减少(Phipps和 Burton，1992;Hoddinott和 Haddad，1995)。儿童健康、营养和存活率的提升也与母亲控制家庭资源有密切关系(Thomas，1990，1994;Haddad 和 Hoddinott，1994;Rose，1994)。

以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策变化，即将儿童的补贴由丈夫转移给妻子为例，Lundberg、Pollak和Wales(1995)检验了丈夫和妻子收入外生变化的效应:与这一收入再分配相一致，支出更多地转向妇女和儿童商品。这是他们找到的拒绝联合假设的强有力证据。

二、合作博弈模型

典型的合作议价模型(cooperative bargaining models)有 Manser和 Brown(1980)、McElroy和Horney(1981)独立提出的“离婚—威胁”模型，Lundberg和 Pollak(1993)的“分球”模型。所有这些模型用纳什议价解或类似的公理解概念得到对应于“威胁点”的唯一均衡，确定博弈双方未达成协议时的收益。在离婚—威胁模型中，威胁点是离婚后双方获得的效用，威胁点外生于婚姻。在分球模型中，威胁点内生于婚姻，具体而言，是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均衡时的家庭公共物品数量由夫妻的自愿供给决定。

(一)离婚—威胁模型。

要想摆脱并超越共同偏好模型，必须放松联合收入假设，必须承认在确定家庭消费中的两个或多个代理人具有不同的偏好。源自合作博弈理论的议价模型满足这些条件，典型的合作博弈模型假设，家庭仅两个成员:丈夫和妻子;个人效用函数取决于他(她)的私人消费。如果丈夫和妻子未达成协议，收益由“威胁点”代表，其效用与离婚弃权结果或者婚姻中的非合作博弈均衡有关。纳什议价模型提出了婚姻议价模型的首选解概念，该解位于效用坐标系中效用可能性边界上，即是帕累托最优的。

在纳什议价解中，丈夫或妻子的效用取决于威胁点;某人在威胁点的效用越高，则他在纳什议价解中的效用越高。这一关系决定纳什议价模型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家庭需求不仅与价格和家庭总收入有关，而且与威胁点有关。

在离婚—威胁议价模型(divorce-threat model)中，威胁点是婚姻外可能达到的最高效用水平。如果离婚双方保持在婚时分别拥有的收入不变，产生于婚姻议价的需求不是取决于家庭总收入，而是取决于丈夫和妻子各自的收入。离婚威胁点还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如再婚市场状况，离婚男女可能获得的收入等。离婚—威胁婚姻议价产生的家庭需求也与这些因素有关。McElroy指出，舍弃联合收入假设，保留家庭外环境参数的家庭需求模型可用于检验拒绝共同偏好假设。如离婚妈妈可获得的福利支付，或者法律规定的婚姻财产及其离婚分配规则的改变，都会通过对威胁点的作用而影响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分配。

(二)分球模型。

在Lundberg和Pollak(1993)的分球议价模型(separate-spheres model)中，威胁点内生于婚姻，而离婚—威胁议价模型中是外生的。对分球议价模型而言，丈夫和妻子通过纳什议价解决分歧，但在婚姻中达成协议是无效率的非合作均衡。在非合作均衡中，给定配偶的行为，另一方自发地提供家庭公共物品，选择效用最大化行为。这一非合作婚姻对夫妻双方而言可能比离婚境况更好。在不能达成协议时，离婚可能是对配偶的最终威胁，但由于联合消费公共物品，双方能够得到利益的非合作婚姻或许是重复婚姻议价的威胁点。

这一威胁点的内生性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含义，因为分球议价产生家庭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这一需求与离婚后谁获得收入无关，而与在婚时谁得到或控制收入有关。如果在非合作均衡的每件公共物品中，夫妻双方的供给都为正，那么家庭均衡分配与收入在夫妻间的初始分配无关，即在婚时对资源的控制不影响均衡。然而，在分球模型中，提供家庭公共物品性别分工意味着仅一方作出正的供给，于是产生了非联合结果。模型假设，接受社会认可的性别角色定位，即夫妻都有各自既定的责任。在非合作议价中，夫妻双方提供的公共物品都在他自己的资源之外。Lundberg和Pollak假设，这一指定的婚姻责任反映了社会标准，而非偏好或生产率差异使然。

在非合作婚姻中，在他的预算约束下，丈夫首先将妻子提供的公共物品视作固定的，他再选择自己的私人物品的数量，并提供公共物品，使他的效用最大化。相似地，在她的预算约束下，妻子也首先将丈夫提供的公共物品视做固定的，再选择自己的私人物品的数量，并提供公共物品，使她的效用最大化。这些决策导致一对决定古诺—纳什均衡的反应函数，该均衡中的公共物品供给是无效的。此非合作均衡(在分球模型中起威胁点的作用)的重要特征是，通过消费她提供的公共物品，丈夫的效用与妻子的资源有关;反之亦然。因为合作议价产生的需求函数与威胁点有关，它们也各自独立地受丈夫和妻子的收入的影响。在合作均衡中，丈夫和妻子的效用与家庭总收入无关，但与夫妻各自控制的收入有关。

分球模型与离婚—威胁模型有两点不同:一是，分球模型的威胁点不像离婚—威胁模型那样由离婚决定，而是根据传统性别角色及其预期定义的非合作均衡决定;二是，分球模型的非合作均衡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但由于交易成本存在的缘故，可能是最终均衡。

(三)合作博弈模型的政策含义与局限。

如离婚—威胁和分球模型所示，合作议价不暗含联合收入假设。议价的结果取决于威胁点以及丈夫和妻子控制的收入;如果此收入控制影响威胁点，则亦将影响家庭行为和在婚的夫妻的相对福利水平。这一关系的政策含义是，公共政策，如税负和转移支付，对家庭分配的影响未必是中性的，它们如何影响分配取决于达成的协议。离婚—威胁模型预测，改善离婚妇女状况的政策将使婚姻内的资源转移给妻子;如果影响在婚收入控制的政策不影响离婚夫妇的收入，那么它们对家庭分配亦无影响。分球议价模型预测，重新分配家庭收入的政策将改变家庭分配和家庭需求，纵然它们不影响离婚夫妇的福利水平。

合作博弈模型受到一些研究者(如，Ulph，1988)的批评，因为它没有规定议价失败时家庭成员的理性行为;还有人指出，实证区分家庭福利最大化和合作议价方法存在困难(Kanbur和 Haddad，1994)。

三、非合作博弈模型

非合作博弈模型(noncooperative bargaining models)没有像合作模型那样被普遍地使用。Kanbur和Haddad(1994)用鲁宾斯坦轮流出价博弈分析了家庭分配。Lundberg和 Pollak(1994)讨论了重复博弈，在每一个阶段，自愿供给博弈作为阶段性博弈一直进行下去。

(一)帕累托最优。

多数家庭模型给出假设或者得出家庭行为是帕累托最优的结论。经验模型的发展使得帕累托最优检验成为可能，非合作博弈理论在家庭中的应用也使得检验家庭保持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成为可能。

帕累托最优是 Chiappori(1988，1992)“集体模型”定义的性质。Chiappori假设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他已证明，给定一系列假设，包括公共物品和家庭成员私人消费的弱分性，帕累托最优暗含以及寓于“共享原则”的存在。在共享原则下，家庭行为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家庭收入被划分为公共物品和所有成员的私人支出两部分;第二步，每个成员分配他或她在私人物品中的份额。于是，集体模型的理论框架对家庭需求施加了一系列可检验的限制条件。本质上，对于所有的收入资源，两种物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比率是不变的，因为丈夫和妻子的独立收入仅通过共享原则影响消费。

然而，破坏性或浪费现象的盛行，如家庭暴力、儿童虐待以及对家庭法律顾问的需求等，暗示我们家庭行为存在无效率的可能性。有研究者发现，许多国家在商业管理和农业规划中存在性别隔离，即非合作和可能无效率的家庭环境的证据。

合作博弈理论通过假设信息是准商品(relatively good)(至少是对称的)，博弈双方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零成本的可执行的协议，以确保帕累托最优假设成立。因为法律制度不是为关于消费、劳动供给和家庭分配的合同的外部实施提供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假设没有说服力。相比之下，非合作博弈理论没有假设有约束力的协议执行家庭内分配，而是强调自我执行均衡。帕累托最优结果可能出现在非合作博弈中，但并非必需的。如，在分球模型中，如果夫妻自愿供给博弈仅进行一次，它将产生无效率的均衡，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但是，如果重复自愿供给博弈，则可能出现其他均衡。一般地，重复非合作博弈有多个均衡，帕累托最优均衡经常靠惩罚威胁维持。实际上，丈夫或妻子发现，违背协议的当期收益小于下一期被配偶惩罚所遭受的损失。

Browning等(1994)宣称，在重复非合作博弈中，婚姻所具有的特征，即长期关系、准商品信息和稳定的议价环境，将促成有效率的结果，以此确保帕累托最优假设。Lundberg和Pollak(1996)采用另一种研究策略，他们所采取的非合作博弈方法模拟家庭分配的一个好处是，将效率视做内生的，即内生于特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和社会背景，以及夫妻的特性;相应的成本包括全部可能的行动集合和所花费的时间。

(二)制度因素对重复非合作博弈的影响。

重复非合作博弈存在多个均衡以及必须对其进行抉择表明，历史与文化可能影响家庭分配。Kreps(1990)指出，在许多博弈中，似乎存在“不言而喻的博弈方式”与某个均衡相一致。他强调，在很多情况下，与不言而喻的博弈方式相应的均衡不能仅靠博弈的正式描述(即在现实社会背景下，传统模型可能导致“焦点均衡”)而鉴别出来，于是减少或消除了对博弈前谈判的需要。对婚姻而言，关于丈夫和妻子的权利和责任的社会传统实际上可能导致夫妻某个特定的均衡。

把家庭分配作为重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Lunderburg和Pollak(1996)通过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帕累托最优问题。多均衡的存在，有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有的不是，说明考虑了被正式模型忽略的因素，用于解释家庭行为方式和特定社会的性别分配。任何特定的夫妻行为可能直接导致与社会认可的性别角色一致的焦点均衡。作为社会背景下重复博弈的结果，家庭帕累托最优分配必须考察与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假设。

Lunderburg和Pollak(1996)的分析主要针对宏观问题，即社会准则和性别角色如何约束婚姻以及它们怎样维持。如果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实现有赖于某些因素，如婚姻环境的稳定性、丈夫和妻子拥有信息的数量，那么可以分析至少在短期内提高婚姻效率和影响夫妻分配的婚姻角色和其他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因素包括长辈在安排婚姻、规范婚姻行为、控制已婚妇女的经济行为、离婚成本以及家庭暴力的社会舆论与法律处置等中的作用。

如果强调制度与现实，准则与性别角色是内生的，那么个人行为与福利以及帕累托最优分析就必须修改。England和Kilbourne(1990)、Sen(1990)发展了与内生性密切关联的分析。England和Kilbourne认为，妇女社会化后，相对男性而言，比较不愿与配偶进行尖锐的议价，因此，妇女得到的少一些。Sen更进一步探讨了内生性，证明“社会化”阻止了妇女识别自己的利益。非经济学家批评经济学家，夫妻分配经济模型只注重在婚议价子博弈，而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先前的博弈——社会准则与性别角色的确定。虽然男性与妇女将这一先前博弈结果视作既定的，但经济学家们却不能够如此对待，因为它决定了影响婚姻博弈的制度与准则。

四、威胁点的决定因素

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威胁点或保留效用在决定模型的解从而决定效用分配中的作用相似。对威胁点或保留效用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即外生的家庭外部环境参数和内生的个人潜在收入能力。

(一)外生因素。

McElroy(1990)在她的“离婚—威胁”模型中，定义了家庭外部环境参数，并研究了政府课税和转移支付、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结婚和离婚的法律结构等环境参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两部门模型中，Dasgupta(2000)证明了女性就业机会的扩大反而会使家庭效用分配有利于丈夫。此外，离婚时的转移支付(如孩子赡养费和离婚补偿费)和家庭财产的重新分配是影响夫妻双方威胁点的重要因素。一些对美国各州婚姻法的研究表明，允许单方面离婚的州的妇女获得的与离婚相关的转移支付比仅允许双方同意离婚的州的要低(Peters，1986)。

在离婚—威胁模型中，儿童监护和抚养准则以及离婚夫妇的社会地位都是决定威胁点的婚姻外环境参数。当福利费的实际值下降时，名义值增加将导致低收入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相对福利下降。如果威胁点反应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婚姻分配可能与邻居的预期反应和警察对家庭暴力电话的反应有关。非合作结果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受社会准则的影响;在多均衡模型中，无需露骨的议价，社会习俗可能导致焦点均衡和协调的行为方式(Lundberg，Pollak，1996)。

(二)内生因素。

对内生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研究上，即回答“什么决定了个人的潜在收入”，或“为什么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冲突收益较低”，结论主要归结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折旧、非对称性、难以评估与补偿，等等。

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对劳动生产率有正的作用;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专业分工的深化，这种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上中学和在职培训来积累和更新，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与从事市场劳动的妇女积累的人力资本的性质不同。Mincer和Ofek(1982)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一般投资”、“企业专用投资”和“婚姻专用投资”，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面临前两种人力资本的折旧，因此，在走向市场工作时工资率较低。Parkman(1992)认为，几乎所有女性都能进行婚姻专用投资，她们不可能期望市场对妇女的这类资本作出任何反应，但企业专用投资则不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经历着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的折旧，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资本专用性越强，则折旧率越高。Peters(1986)证明，虽然对家庭而言，婚姻专用投资有利于提高家庭总效用，但是当离婚发生时，即或法律尽量对人力资本的因素加以考虑，但妇女得到的婚姻专用投资的补偿仍远远不够。

五、结束语

家庭议价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准确无误地处理家庭生产行为。由于模型中家庭成员的效用是分离的，因此，除非家庭生产的产品能够从市场上购买得到，并且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否则将无法对议价模型的系数进行有效的估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生产的很多产品都不能通过市场购买得来，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替代，如对小孩的关心照顾等。这对博弈论在家庭分配模型中的应用提出了挑战(谭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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