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乌托邦小说创作中的域外小说影响与文类选择问题

2013-04-12龙慧萍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2期

龙慧萍，蔡静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尽管对乌托邦以及相关问题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乌托邦小说作为亚小说文类能在叙事作品亚文类序列中独立存在，却已是学界的共识。作为西方文学史上一种备受关注的文类，乌托邦文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亦已形成脉络清晰而形态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严格地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却并不存在着可与之进行横向比较的乌托邦文学传统。

乌托邦小说之于近代中国文学，可谓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这固然是由于“乌托邦”概念是由西方输入的缘故;另一方面，便正如张隆溪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并没有真正形成乌托邦文学的传统，因为即使是《桃花源记》这样的作品，也并未对理想社会作细致入微的具体描述。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有许多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因素”，“孔子和孟子的确都没有全面描述过一个文学的乌托邦，但在他们著作的片断里，却包含一些无疑为乌托邦的因素。在孔子想乘桴浮于海，想远离中国而居九夷这些片断里，在评注家们对这些片断之道德和政治意义的强调里，我们可以说已经能找到构成乌托邦的基本要素:这里有海上的航行，有处在虚无飘渺之中有待发现的外域，有自然纯朴、天真无邪的蛮夷，他们的本性可以不断改进而臻于完善，成为理想社会的成员。一旦文学家借助想象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略加叙述和描绘，就可以产生出文学的乌托邦来。”［1］

这一推断在晚清终于成为现实。列强环伺，民族危亡之际，在小说尊体与知识分子欲以小说启迪民智的潮流中，晚清作家与知识分子纷纷展开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从而引发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叙事风潮，乌托邦小说的创作获得了长足进展。仅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辑录的篇目来看，1901年至1911年白话小说计有529 部，［2］而其中表现未来想象与乌托邦书写的不少于50 部，①这还不包括未曾辑录的小说，如蔡元培的《新年梦》、徐念慈的《未来中国之图书同盟会》等。尽管这里面有一大部分是科幻小说，但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情况，《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未完)《新年梦》(蔡元培)《黄绣球》(颐琐)《狮子吼》(陈天华，未完)《新纪元》(碧荷馆主人)《新中国》(陆士谔，又称《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这几部作品是一般公认的晚清乌托邦小说。尽管今天看来，乌托邦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发展并不算充分——尤其是与西方乌托邦小说相比，但它在晚清有短暂繁荣，亦已是学界共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今日的晚清乌托邦小说的研究，是建立在今天的学者对晚清这一类包含有乌托邦想象的作品的界定的基础之上的，但事实上，在晚清的作家们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另外一些文类概念，如政治小说、理想小说、科学小说等。

一般认为，对《新中国未来记》等晚清乌托邦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的，是日本政治小说与西方乌托邦小说。这两个不同的影响源共同作用于晚清作家们的创作，对晚清乌托邦小说的结构、叙述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当时作家在给自己作品归类时的混乱。

一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影响

在欧美文学史上，乌托邦小说的发展相当充分，不仅拥有独特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拥有相对集中的、特殊的叙述要素和结构特征，形成了丰富而系统的叙事传统。晚清被译介到中国的乌托邦小说，有《回顾》与《乌托邦》两部。其中，《回顾》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知道的乌托邦小说，也是最早有中译本的乌托邦小说(1891年)，且有多个译本，它对中国乌托邦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此小说明确表示了将乌托邦蓝图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即所谓“拟乌托邦”思想(此术语后文有详述)，在晚清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更切合了当时知识分子翻转现实、扭转乾坤的迫切渴望，便自然更得当时知识分子的青睐。而莫尔的《乌托邦》虽然是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乌托邦小说，但作为经典乌托邦小说，它在展现乌托邦之完美的同时并未忘记强调其虚无飘渺，因此，对中国晚清乌托邦小说创作的影响反倒不如《回顾》那么大。不仅译介年份稍晚，对晚清乌托邦小说文本特征的直接影响也更弱。

(一)《回顾》与“拟乌托邦”思想在晚清知识界的巨大影响

在译入中国的相关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②著名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在晚清有多个版本，亦曾多次在杂志上刊登和出版: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万国公报》(35－39册)初次刊出《回头看纪略》，但未注译者名，仅署“来稿”(35、39期)或“析津来稿”(36－38期)，但一般认为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译(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 页)。1894年，上海广学会又出版了节译本，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更名为《百年一觉》;1898年，《中国官音白话报》(即《无锡白话报》7－8期)刊出，题名为《百年一觉》，署〔美〕毕拉宓著，李提摩太译，裘维锷演;1904年，《绣像小说》(25 期－36 期)，刊登为政治小说《回头看》，署〔美〕威士著;1905年，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亦出版此书。即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该书1888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英、美各地销售100 万册以上，并被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等国文字。小说描写美国人韦斯特因患失眠症，于30 岁(1887年)时的某个夜晚经由催眠术昏睡，一觉醒来已是113年之后的公元二千年。通过催眠前后的对比，呈现波士顿100年的惊人变化。

《回头看记略》是此书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最初在《万国公报》(1891－1892)刊出后，便进入部分晚清知识分子的视野，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据熊月之的研究，1893、1894年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将此书改名为《百年一觉》，出版两千册单行本，大量赠送给官吏与知识分子，使得此书传播范围迅速扩大并引起讨论。［3］555光绪帝在1898年订购的129 种西书中，也有这部《百年一觉》。

另外，李提摩太为求能以此书宣扬基督教思想，③他在译本中加入了许多原书中没有的基督教方面的内容。有意识地向中国思想文化中已有的“大同”靠拢。他借用译入国文化资源，对译文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将《百年一觉》中对中国读者来说尚属陌生的“乌托邦”思想注入了“大同”一脉，如此一来，书中的乌托邦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很容易接受和理解了。

此书对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康有为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便提到“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4］美国学者伯纳尔(Bernal M.)曾指出康有为受到载于《万国公报》的《回头看记略》的影响，1891年后，便采用“大同”一词来结撰自己构想已久的乌托邦，［5］中国学者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此书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莫过于对康有为《大同书》的启发作用。［3］412

依据今日可查的史料，当时有大量的晚清人士看过此书。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将广学会译本《百年一觉》收在“无可归类之书”中，但又在该条目后注曰:“亦西人说部书，言世界百年以后事。”［6］1145同时，在《西学书目表》的附卷《读西学书法》中，他还提及:

广学会近译有《百年一觉》，初印于《万国公报》中，名《回头看记略》，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闻原书卷帙甚繁，译出者不过五十分之一二云。［7］1147

这说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看过此书，且对此书非常重视。

《谭嗣同全集》的记载也证明，1896年谭嗣同与梁启超都读过《百年一觉》，谭嗣同在《仁学》中称:

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曾多次提及此书，并高度评价其“专说西历两千年来，今尚千八百九十七年也。为之舞蹈，为之神移”。［9］

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中也写道:“《百年一觉》原书甚繁，译出者仅尝一脔耳。此书极有理趣，勿以谰言轻之。”［10］

徐维则《东西学书目》中亦提到此书，“言美国百年以后事，亦说部之属。泰西人亦有此种书，甚可观。”［11］

贝拉米写《回顾》之时，美国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贝拉米认为私人资本占有制度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要求改变这个“不道德的”生产制度，实现合乎人类“理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和著作正在欧、美两洲广泛传播，贝拉米显然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启发，他通过小说主人公韦斯特长眠一百多年后所见的波士顿的百年变化，构想了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社会方案，而这个方案与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贝拉米笔下，未来的世界不仅工厂林立，交通发达，而且是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分配公平、和谐美好的社会;而主人公催眠之前的社会现实，则是贫富极端分化、富有者残酷无耻，贫穷者时时受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由此对照所传达出来的创作主旨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给人类的发展带来美好前景。

贝拉米在小说的后记中说明，自己是根据“进化论”原则，对人类、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作出预测。由于目前的社会制度受到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社会发生变革的条件和征兆已经显现。

时代潮流正在导向某种社会形式的最终实现……因此，黄金时代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在我们的前头，并且也并不遥远。［12］

此种以进化论为支撑的对未来的乐观预言，显然特别切合晚清语境。晚清的众多知识分子从这里看到了民族自强、国家繁荣的希望。因此，此小说1888年出版后，1891年便译入中国。且十余年内，不断被翻译和重刊，引起了各界的热切议论，从而对晚清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李提摩太在翻译此书时，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取舍。他在《〈回头看记略〉序言》中写道:

美国现出一书《回头看》，名儒毕拉宓君所著作也，所论皆美国后百年变化诸事。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业已刊印数十部行于世。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13］

总的来说，李提摩太在处理译本时，选择取舍的标准并非在于其文学价值，而是着眼于“养民法”，因此，在不能全叙的节译本中，与思想主旨无关，但能体现小说文学艺术功力的部分被大量删减，如角色的内心活动、情感波澜、景物描写等。小说本来是第一人称叙事，对于叙述者的内心世界能做很好的刻画，但被译成中文后成了第三人称，人物的活动被大量简化，几乎成了观念的传声筒。如此译法，给中国作家留下的印象便是西方的严肃小说都是如此写法，客观上倒是为晚清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以小说启迪民智的想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作家们如照此方式创作，在小说中加入大段的议论，自然是“开口便见喉咙”。

将《回顾》与晚清几部重要的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其影响当时作家创作的事实，不仅《新中国未来记》的结构，蔡元培的《新年梦》也明显地受其影响。《新年梦》《新纪元》中进入未来世界的方式甚至与《回顾》完全相同——梦(境)。

为什么晚清知识分子对《回顾》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对同样是西方经典的《乌托邦》的反应反而较为淡漠?这一问题，参照陈平原在论中国小说与西方的关系时的论述就很好理解了:与其说晚清诸作家被历史影响，倒不如说是“接受”影响。在今日的研究工作中或许应该“突出晚清读者的自主选择意识。并非外国小说家主动送来作品，而是已经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林林总总的外国小说中，根据自己的胃口进行选择”。［14］

(二)晚清语境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

“utopia”一词是1898年由严复译成中文的，最早出现在严复译的《天演论》中，并一直沿用至今。①颜健富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编译/变异:晚清新小说的“乌托邦”视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8年)中提出的观点是:“乌托邦”一词最早被译成中文，不是经由严复，而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1866—1869年间所编(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这个译名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音义兼顾。在发音上“乌托邦”和英语utopia 和拉丁文vtopia 非常相似，在意思上表达得也很巧妙、准确:中文的“乌”恰好也当“没有”讲，“托”是“假托”，“邦”是国家，合起来就是“托付给或寄托于乌有之乡或乌有之物”。这样从字面理解，“乌托邦”就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国，一个没有的地方，一个理想的国家。

《天演论》的《导言》第八“乌讬邦”中，有这样一段:

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皞皞，凡其国之所有，皆足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见，而惟人治为独尊，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兽之微，皆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错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驯至于各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讬邦。乌讬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②根据现存资料，严复译文，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封面题为乙未年三月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这不是定本，可能是当时人擅自将稿子拿去刊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沔阳慎始基斋本。

这段文字先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度，但同时说明“无是国，仅为涉想所存”，可见严复对乌托邦的理解正是虚构的理想中的完美国家。

出版于1901—1902年间严复所译的《原富》③即亚丹·斯密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译作《国家富裕之性质与原因的探讨》。一书中，也出现了“乌托邦”一词，在“部丁”篇二:

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讬邦。

接着严复有一段小夹注解释道:

乌讬邦，说部(即小说)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玛(即托马斯·莫尔)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讬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讬邦制也。［15］

事实上，严复在这里所使用的乌托邦已经包含了政治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内容:“理想状态的国家”(望吾国之为乌讬邦)与莫尔著作《乌托邦》(说部名)。他同时还强调了“乌托邦”词义中“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与“不可施行，难以企至”的两层意义，是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学史和思想史基础上的比较成功的译法。④乌托邦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正是得名于莫尔的《乌托邦》。

《天演论》于1898年定稿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小学教师直接以此书为课本，中学教师也常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乌托邦”等等名词，一时间成为流行的口头禅，［16］可以想见，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由严复译书，对西方乌托邦小说中的这部经典作品——《乌托邦》以及乌托邦思想均有一定的了解。

几乎与此同时，1902年，《新小说》杂志在《新民丛报》十四号上刊登发行公告，在所开列的计划出版的书籍清单中列有此书，将托马斯·莫尔译为“德麻摩里”，而将《乌托邦》译为《华严界》，此译法应出自于梁启超之手。他流亡日本期间看过《良政府论》(即《乌托邦》的日译本，井上勤1882年译)，在《与康有为书》(1902年4月)中论“大同”学说时便称英国德麻摩里“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17］说明《新小说》同人或梁启超曾有将《乌托邦》一书译出的计划。将书名译为华严界，一方面可能是梁启超于佛学研究上有高深造诣之故;另一方面，很可能也有为方便读者接受而将西方典籍中国化的考虑。但结果却是佛教色彩太过浓重，掩盖其原有特征，兼之后来书未译出，①莫尔的《乌托邦》目前可查到的还有1935年刘麟生译本，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目前中国读者所看到的是戴镏龄的《乌托邦》(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译本。在《序言》中戴镏龄对“乌托邦”作了简要的介绍，他突出了“无何有之乡”的虚幻性，并且上下句转承之间含有轻蔑之意。这种价值判断显然不是出于戴镏龄的个人好恶，他的中译本是根据苏联马列因教授的译本转译而成的，其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对乌托邦的贬抑。建国后中国思想界对乌托邦的贬抑，一部分是苏联影响所致。因此影响很小。但这至少说明，梁启超对西方乌托邦文学以及思想传统是有一定了解的，他后来正是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理想小说的概念。②此概念在晚清众多的小说类型概念中最接近乌托邦小说。

随后，《译书汇编》第2年(1903年)第12 期上刊登了署名君武(即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尔之华严界观》一文，详细介绍了莫尔的《乌托邦》，并介绍了乌托邦始为文学虚构，后衍生为西方思想哲学范畴的基本脉络，对乌托邦的涵义作了更深入的阐发:

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是虚境者乃一乐岛，远莫能致敬，此乐岛中住有完全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简易欢喜，以终其生，无有扰乱、险恶一切诸难。此世界真有此乐岛乎?抑无此乐岛乎?曰:是不过诗人之游魂，哲学家之梦想，遇焉游焉而已。理想高远之士，寄身尘球，社会之罪恶，政治界之非行，日构于其目;人民之惨苦无助，呼号哀怨，日接于其耳。或怒或怜，或泣或歌，悲来填膺，无可告语，不得已寄奇想于虚州，托芳情为诞说。国人莫我知兮，将以俟诸百世之下也。此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所以出现，而此世人遂多一种Utopia 之新学说矣。［18］

马君武此论，完整地阐述了乌托邦两方面的特质:完美与虚幻，颇有可取之处。不过他在乌托邦概念引入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给乌托邦一词增加了全新的内涵，向国人介绍莫尔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并将乌托邦思想纳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但《新小说》同人要翻译《乌托邦》的计划却一直没有实现。此书的中文译本直到1935年才由刘麟生译出，③刘麟生译本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现国图藏有微缩胶卷。而在1934年的《新生》周刊上有刘麟生对此书的一个介绍:

“乌托邦”是Utopia 的译音，乌托邦是一本书名，这是十五世纪时英国作家莫尔(Sir Thomas More)所写的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在这小说里，描写着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可是这全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在书里所描写的事实，是没有方法实现的。但这本书足以启发后人一种新社会的要求，而不满意现社会，对后来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不无贡献。④见1934年《新生》第851 页。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乌托邦”是一个内涵丰富、又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联的外来名词，晚清知识分子在将它引入的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知识背景，对其内涵作了新的阐发，其实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而在当时的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中，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情形。

以小说创作而言，作品中出现了各种迥然相异的构想乌托邦的方式，如蔡元培的《新年梦》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小说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雏型，其乌托邦构想与梁启超、陆士谔等人都有很大的差别。而《黄绣球》却颇有今日女性主义文学的风范，构想了一个男女平权、女子亦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理想世界。

而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领域，对乌托邦词义的理解与使用也有不同情形。如黄人(蛮)发表于《小说林》创刊号的《小说小话》便以“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形容《水浒传》的社会组织形式:

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19］

另外，时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中亦有这样一段:

闰五月

……

二十八日，观《新中国未来记》。

……故《新中国未来记》者，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其书所出，不过五六回，方在黄、李自西伯里亚回国之时，吾不知其此后若何下笔也。吾恐其从此阁笔矣。何也?凡撰书，如演剧然，必密合于情理，然后读之有味。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20］

很显然，这两段评论再次证明晚清知识界对乌托邦思想有深入了解。黄人(蛮)在此为乌托邦加入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尽管梁山泊是否乌托邦尚有争议，但他的目的显然是借此以阐发对“人人平等而不失秩序”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而孙宝瑄在日记中指出，民族危亡之际，文学中出现乌托邦想象有其必然性，即“不能不作此想”，但他同时也认为想象与现实参照，更见理想之渺茫，对于梁启超等人鼓吹的以小说启迪民智，导人追求理想境界的良苦用心，他分明持保留态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这样的态度实属罕见。

二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

“政治小说”最早源于英国，其代表作家为两度出任过英国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 (迪斯累理，1804—1881)和曾任英国国会议员的Bulwer Lytton(布韦尔李顿，1803—1873)。在日本维新第二个十年翻译文学勃兴之际，二人所著的政治小说有近20部被译为日文，成为当时引领潮流的作品。

“政治小说”在晚清新小说的译介与创作中独领风骚，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宣传。梁启超早期的小说思想来自日本文学，亦受康有为的影响。他早在1897年就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的介绍①他有《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载于《时务报》。知道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是日本政治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后来都被他翻译成中文，在《清议报》上刊出。据考证，1898年8月，梁启超在脱险乘军舰赴日本途中，舰长拿出《佳人奇遇》供他解闷，他边读边译，后在《清议报》上发表，这是他的翻译之始。②事见《任公先生大事记》，转引自赵丰田、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 页;译本刊于《清议报》1～35 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这也是最早从域外引进、并标明为政治小说的作品。

“政治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概念的提出，首见于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文章第一句便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又说:

在昔欧洲各国变更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1］

对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和启迪民智的效果作了阐发。随后，梁启超大力提倡翻译和创作政治小说，特地在《清议报》上辟“政治小说”专栏，且参与创作。按《新小说》公告所说，梁启超计划撰写3 部政治小说，除《新中国未来记》，还有《旧中国未来记》《新桃源》(但后两部未写)。

按照夏晓虹的观点，对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有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乌托邦小说《回顾》与日本政治小说，且主要是以“未来记”“ × ×梦”为标题的一些日本明治时期的代表性作品。［22］而且应是《百年一觉》的“写法对梁启超不无启发”，对其影响在先，因“当时国内翻译的西方小说甚少，除《百年一觉》外，见于《西学书目表》的也只有蠡勺居士所译的《昕夕闲谈》一种。在梁启超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中，既已有《百年一觉》这样直接假书中人物宣说作者的政治理想的作品，无疑会给予梁启超先入为主的影响”。而“当他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这种潜在的影响又被激活表现出来，与日本政治小说的现实刺激相结合”，因此，今天看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开篇的结构上竟与《雪中梅》极为相似”。［23］而小说中大量使用对话体，正是仿效《百年一觉》的结果，小说中的黄克强、李去病便正是梁启超宣说政治理想的代言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启超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正是从乌托邦小说脱胎而来，其创作理念与叙述形式、表现手法，无一不明显见出仿效《回顾》的影子。但遗憾的是，作为《新中国未来记》的作者，对莫尔的《乌托邦》与“乌托邦”也有一定的了解，又是有意识地通过模仿西方乌托邦小说而进行创作，但他对文类特征却并不敏感。因此他才舍严复所译的“乌托邦”一词不用，而是打算将莫尔的《乌托邦》译作《华严界》。

而之所以如此，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梁启超自己对西方的经典作品《乌托邦》《回顾》等究竟该算作政治哲学类著作还是小说尚有疑惑。因此才会出现在《与康有为书》中将《华严界》称为小说，但在《新小说》公告上却将它归入哲学科学类这样前后自相矛盾的情况。

同样，他对《百年一觉》的归类问题也摸棱两可，多有前后抵牾。在《西学书目表》中将其收在“无可归类之书”中，但又在该条目后注曰:“亦西人说部书，言世界百年以后事”，［6］1145说明他还是倾向于将此书看作小说。

同时，在《西学书目表》的附卷《读西学书法》中，他又提及:

“世界百年以后事”“悬揣”云云，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此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独特性——即借助幻想。但同时，以上史料表明梁启超所忽略的问题是，他并未在“大同”之旨与幻想性之间建立某种必然联系。

其实当年《新小说》的公告上对政治小说还有这样的解释:“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24］

但实际上，除《雪中梅》中有幻想未来的描写以外，《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都是不带有幻想色彩的。恐怕是因为梁启超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是借助幻想展开的，他又将自己的小说标为“政治小说”，才这么说的。

原因之二，则如夏晓虹所言，乃是由于日本政治小说对梁启超来说是“现实的刺激”，更符合他为现实寻求出路的心态，因此得到他的大力推崇。就这样，由于日本政治小说在当时的风头正劲，梁启超也正要借“政治”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因此，他将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标为“政治小说”，他对这一文类概念的情有独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当时的政治小说、理想小说和其他几个文类概念互相混杂，边界模糊，且在晚清乌托邦小说研究中延续至今。

三结语

为更具体地说明晚清乌托邦小说所受的域外小说影响，接下来便以作品为例，对晚清乌托邦小说的结构模式及特征与西方乌托邦小说做一简单比较。由于《新中国未来记》乃是最早和最典型的梦见未来式结构的乌托邦小说，为研究者所熟知，在此即不赘述。而蔡元培的《新年梦》［25］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描绘理想社会形态却较为具体完备，几乎可以说是《新中国未来记》的微缩版本，下面即以其为例。

在《新年梦》中，小说开头主人公出场即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物，小说在介绍了一番人物的经历后写道:“他既然自己的思想与那外面的情形合不上来，他看着很不受用，长吁短叹的，跑回屋子里躺着了。”接着人物进入梦境，向读者描述他梦中所见:

忽然听得很大的钟声，他就赶紧起来，跟着钟声的方向寻过去，寻到一所很大的会场，陆续有人进去。他到门口，就有人问他姓名，把册子一查，请他进去，里边坐位是按着黄河、扬子江、白河、西江的流域分的，不过是河东、河西、江南、江北这些名目……

颇为有趣的是，蔡元培当时对完美社会生活的幻想与后来扎米亚京的《我们》(西方三大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之一)在细节上有令人惊叹的相似之处:

讲到风俗道德上面，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到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

在《我们》中，男女主人公都没有名字，分别被称为号码Д 503、号码I 330，所有号码在大一统王国中过集体生活，取消父母和家庭，性生活也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程序进行统一管理。凡此种种，与《新年梦》中的设想几乎不谋而合。而此类在乌托邦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跨民族、跨文化与跨时代的呼应，不仅意味深长，而且颇能揭示乌托邦文学发展中的某些独特规律，并反映一种深刻的乌托邦哲学的辨证法。

而陆士谔的《新中国》①陆士谔《新中国》，改良小说社，1910年，标“理想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由现实进入乌托邦世界的关节也在于梦幻，与《新年梦》极为相似。小说主要情节是:主人公(陆士谔)读《史记》饮酒，醺然大醉，梦见好友李友琴女士邀他上街。不料“到马路上一瞧，不觉大惊，但见世界换了个样子”，原来已是40年过去，租界早已收回，法庭律师皆为华人，马路宽阔，屋舍整齐。国外无债，工业发达，产品压倒欧美，且已实行社会主义。海陆军为全球第一，教育发达。而小说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细节，乃是设想万国博览会在浦东举办——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乌托邦常常是早熟的真理，黄浦江上建成了一座浦江大桥，主人公前去游览，一跤跌醒，才明白是梦中所见。

《新纪元》的第一回直接就写“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从现实世界进入未来的关节经由作家自述创作宗旨完成，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小说中所设想的未来世界种种景象，虽也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表面上看，写的是科学小说，但立言的宗旨却与科学小说不同。

几部作品中，《黄绣球》与《狮子吼》同为虚构空间形式，《黄绣球》虚构了一个“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的“自由村”;而《狮子吼》在首回楔子中写入梦境，并想象了一个位于舟山岛西南的“民权村”:“讲到那村的布置，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刍本。……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

在前文所提到的晚清作家们对未来完美社会形态的种种设想中，乌托邦可以通过立宪(《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发展科技(《新纪元》)、建设社会主义(《新年梦》)、革命等途径来促进或完成。而有意思的是，同为乌托邦想象，比《新中国未来记》稍晚的《狮子吼》却批判立宪，将拟想中的社会美好前景归功于革命。而这种急于将乌托邦构想兑现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日后广受批评的实体乌托邦(或称蓝图派乌托邦)思想的流行，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建国后自上而下掀起的那场希冀短时间内赶英超美、轰轰烈烈的“乌托邦运动”，其心理基础也主要导源于此。②林蕴晖在其研究著作中综述了学者们的意见，认为大跃进得以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落后所激发的迫切的赶超心态，即“愈是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压力愈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参见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香港中文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版，第12 页。

如将晚清乌托邦小说与西方乌托邦小说(尤其是经典乌托邦小说)进行对照，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自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以来，西方经典乌托邦文学中沿用的空间结构模式，在中国晚清小说中变成了时间结构。③只有极少数空间结构的作品，有些作品是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混用的。这固然可以说是受贝拉米《回顾》影响的结果，但在另一意义上，应当看到，这并非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外来影响之故，更多的是有主动选择符合自己期待视野的西方资源的意味。因为当时晚清知识界对于莫尔小说《乌托邦》也并非一无所知(萧然郁生甚至有小说名为《乌托邦游记》④《乌托邦游记》四回，署“萧然郁生著”，光绪三十二年间(1906)九月《月月小说》第一至第二号载，标“理想小说”，叙事以第一人称，未完。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73 页。)，大多数作家之所以弃莫尔书中“发现神秘岛屿”(而进入岛屿的缘由经常是海难)的空间结构模式，而使用“遭遇未来”的时间结构模式，乃是意欲在小说中呈现的乌托邦与现实存在之间预设某种因果关系，通过作品传达梦想可变为现实的希望。这也应了哲学研究中常用的那句话，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任何形式也往往都是“有意味的形式”。晚清乌托邦小说相对于经典乌托邦文学而产生的结构上的变化，其背后是有思想变化的根源在那里。

众所周知，乌托邦想象尽管飘渺高远，但其实都自有其现实根基。这便如同保罗·蒂利希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的本体论即“有限—焦虑—期望”，［26］每一部乌托邦小说的诞生，其实都是现实丑恶的某种折射。莫尔的《乌托邦》意在翻转英国“羊吃人”的现实;康帕内拉1622年在狱中写成的《太阳城》，也是对意大利的现实社会制度的抨击与批判，小说中的太阳城与那不勒斯恰成对照。尽管都有翻转现实的创作动机，但在莫尔与康帕内拉的作品中，并未直接给出跨越空间阻隔，到达乌托邦的途径。在他们的作品中，乌托邦始终是作为不在场的参照之物，发挥其批判作用。

而晚清乌托邦小说最大的特征，即是在作品中暗示或预言乌托邦想象终将变为现实，因此，在叙事模式上，也竭力架构现实与乌托邦之间的桥梁，设计种种到达未来的途径。今人可以批评晚清知识分子扭曲了乌托邦的原意，直将“乌有之乡”硬拉入现实世界，发展出乌托邦思想的最庸俗而饱受非议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①拉塞尔·雅各比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一传统强调详尽无遗地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设计出奇奇怪怪的未来之形象，使乌托邦看来面目可憎。参见〔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的流脉。但这样的批评其实已近于苛责古人，因为无论如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都难以两全。面对当时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晚清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远比莫尔等人来得更为深重，其翻转现实的渴望与冲动，当然也更为迫切。

其实正如赫茨勒所说的那样，自莫尔以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也有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进入现代社会后，最大的变化即是出现了拟乌托邦。“现代乌托邦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乌托邦不同，差别在于前者(指现代乌托邦——引者注)能给予人以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它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们熟悉的方法。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人们在这些乌托邦中看不到任何可以认为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异想天开的东西。他们实际上乃是拟乌托邦。”［27］贝拉米的《回顾》正是拟乌托邦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而晚清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知识分子救亡心态的需要，使得此类作品成为了一时圭臬。②贝拉米的《回顾》对于国家集权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潜伏着危机，正如乔治·格兰在《乌托邦创作》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使得那种工业组织的发展必然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未来变得可以想见”，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国家集权可能有危险。(《乌托邦创作》第153 页。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四卷，熊元义译。)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将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晚清乌托邦小说称为“拟乌托邦”小说更为合适。

正因为如此，今天看来，当年梁启超将《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称为政治小说，其实并不合适。原因之一如前所述，是由于《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与一般政治小说有根本差别，乃在于借助幻想，描绘理想中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梁启超的推崇，晚清译介与创作小说的人士都极力标举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造成政治小说地位极高，文坛也就出现了追捧的风潮，只要与政治有一点关系的作品，发表时就都标为政治小说以招徕读者。客观上造成政治小说这一概念使用太过宽泛，多有随意之处，称为政治小说的，如《回天绮谈》［28］其实是历史演义;而《断头香》③计伯著，载1907年《广东戒烟新小说》，疑未完，《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未收此小说。这样的作品，就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

近年来，晚清小说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以“晚清乌托邦小说”“近代乌托邦小说”或“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为对象的学术讨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尽管在文学研究中创作先行，概念、范畴以及命名滞后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由于乌托邦小说概念在晚清并未产生，各项研究工作均是以今日的乌托邦小说概念为出发点的，客观上就造成了目前晚清小说研究中，政治小说、科幻(学)小说、乌托邦小说等概念混用和文体混杂的局面。不过，由于政治小说、理想小说这些说法目前主要存在于文学史范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使用频率会逐渐降低，问题并不大。值得注意的倒是今日仍然存在的科幻(学)小说与乌托邦小说之间的混淆。④如《新纪元》的作者就说自己写的是科学小说，不过立意不同。限于篇幅，在此即不详述。

［1］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2).

［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14－27.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31.

［5］〔美〕伯纳尔.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M］.邱权政，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3－14.

［6］梁启超.西学书目表［M］//《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梁启超.读西学书法［M］//《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7.

［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0.

［10］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M］.上海:上海算馆1898:17.

［11］徐维则.东西学书目(下册)［M］.上海:上海中西廨署，1899:40.

［12］Edward Bellamy，‘Postscript’，Looking Backward，New York Library，1951，p.27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