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婷婷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不可靠”的叙述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傻子”形象的符号意义

邬婷婷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傻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理智的缺失，“傻子”借助非逻辑的先验视角来反映他所看到的世界，成为“不可靠”的叙事者。傻子的叙事视角、社会地位和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使“傻子”形象具有高于一般形象的丰富内涵，“傻子”的叙述带有异于常人的语义。

叙事视角；存在；叙事者；边缘性

“傻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已经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符号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殿堂之中。从鲁迅笔下的狂人、路翎笔下的蒋祖蔚到《爸爸爸》中的丙崽、《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傻子”形象虽各不相同，但是“傻子”自身所蕴含的存在意义却殊途同归。“傻子”的存在使人感受到现实生存的荒诞性，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描述的一样：“愚蠢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富于情感的骂人的词。应当说：傻。这是一个看法，确切不带感情。在有些语言中，傻这个词只能用一些好斗的词来译：痴、蠢、愚，等等。仿佛傻是一种特殊的什么，即一种虚弱，一种不正常，而不是人的存在所具有的状况。”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由于理智的缺失，“傻子”借助非逻辑的先验视角来反映他所看到的世界，本身就存在着对事物本质认知的偏差，成为“不可靠”的叙事者。

傻子的叙事视角

时间在现代社会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它本身是循环无限和无可替代的。一般的叙事者对时间拥有本能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拉开了叙述者与事物本质的距离。“傻子”永远活在当下，他的存在来自于对世俗规则无意识的反抗，本能地拒绝新的时间规则，身体缺失的同时也是人格的缺失，所以文学作品中“傻子”的叙事往往是缺乏理性的、混乱的文字碎片，是将过去与现实揉碎后的随意摆放，我们无法直观地感受文字里所蕴含的意义，正是这种随意的结构和叙述视角的陌生化造成了文学阅读的陌生化。在“傻子”的语言和形象的关照下文本的语言被肢解重组，意义也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拔高。“傻子”的叙事视角突破了时间的限制，用“第三只眼”去关照社会百态，乐观地描绘现世社会，从而摆脱了世俗逻辑的制约，以无限贴近本质的直观视角来剖析人的本真。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叙事是从他拥有记忆开始，他的叙事凌乱，缺乏时间逻辑和惯常的因果关系，傻子的思维方式直接介入整个故事使得理性淡出文本的叙述，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空间，使作者更全面的阐述自己的意念。《秦腔》中借助“傻子”引生来叙事，他说话一针见血，直指事物的本质。他既是清风街上抬棺的、推磨的劳动者，又是清风街上抓计划生育和维持秩序的人，同时引生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他是清风街历史的见证者，借助上帝的视角以“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乡土史诗的书写。《爸爸爸》中的傻子丙崽本身不具有灵性的光芒，他一生只会说两句话，高兴时叫：“爸爸”，不悦时张嘴就是“×妈妈”。他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残缺却被鸡头寨的人赋予了神性的色彩，他唯一会说的两句话竟然成为人们占卜吉凶的阴阳二卦；弱智的丙崽成为了鸡头寨人人敬畏的神明，这种被动的赋予虽然显得荒谬可笑，却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现实社会的劣根性，那种习得于远古祖先的本性之根。而丙崽正是这条本性之根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最薄弱的一环。

正因为“傻子”这种脱离常规的存在赋予了其形象双重的符号意义。傻子本身的感知具有原初性和具象化，由于思考过程中缺少逻辑和理性的参与,无意识地进入了“上帝的视角”进行叙述，使“傻子”纯客观的叙述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我们通常称之为“第三眼叙述”，现实在这种神秘色彩的笼罩下变得飘渺虚无。普通人拥有健全的心智，拥有主动干预生活并企图改变现实生活发展轨迹的能力，他们的视野和思想总是主观理性的。面对非理性的、流动的世界我们无法凭借现有的经验去理解现实的存在与发展，我们理性的叙述视角和经验是一般叙事主体的优势也是其劣势之所在。正如莫言所说:“即使他们(作家)的感受是主观的,是违背了事物真相的,也是允许的,因为文学不是地图,不是科学论文,不要精确和客观。甚至可以说,惟其有了这样的高度主观的、与大家的感觉不同的感觉,才是属于文学的。”①莫言：《何谓城乡写作》，《北京文学》2002年第2期，第24-28页。“傻子”的思想世界是一个陌生而且模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化。现实是幅色彩明艳的油彩画，而傻子却将这幅画打碎揉烂变成一张黑白线条的印象画。“傻子”拥有跳跃的、流动的思维，他们在原初性感知的关照下能够拨开覆盖在现实生活表面的理性面纱，打破现实的规则直接切入时代生存的意义，将一种与众不同的有可能是超越现实经验的陌生前景置于人们眼前。《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是傻子与智者的结合体，是人性和神性的化身，是“两体合一式”的人物形象。作为傻子的土司二少爷曾剖析过自己:“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了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神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傻子明白人间本是“人”万劫不复的此岸，命运不过是一场见证毁灭的游戏。傻子无意识地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开了普通人无法面对的最复杂的关于人存在的问题，他们残缺的身体内闪现着灵性的光芒，是对世俗理念无情的嘲讽。傻子的视角可以越过世俗中的种种阻碍探寻到历史的最底层，从人类生命的本源回溯，将人类本身的焦虑感投射在现实社会里，借此诠释人类的普遍境遇的非理性存在，走进多维度的空间以多重视角去洞察人情百态。

“傻子”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傻子”无意识里似乎潜含着恋母情结。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内心与父亲的隔离，《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是母亲借种所生，客观上也处于失父的状态，但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恋母情结的显现。他们对象征女性标志的乳房都有着超乎寻常的依恋，正是这种依恋导致他们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显示出一种病态的人格。《秦腔》中引生的自宫行为就是这种变态人格的突出体现，因为他们理性思辨能力的缺失和处于边缘化的劣势地位更加深了“傻子”形象的悲剧意味。“傻子”形象的畸形化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缺失而且是权利的缺失，傻子作为现实世界轨道之外的存在，却又切切实实地存在于这个社会，这就造成了傻子本身的特殊地位，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傻子的存在难以融入社会，成为真正的边缘化人物。缺失成为傻子的代名词，在现有社会规则中他们由于身体和人格的缺失而失去进入现实关系的通行证，是现实社会关系断裂的一环，成为社会潜在的受迫害者。身体是权力的符号，身体的缺失正是权力缺失的表现，所以“傻子”的存在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权力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侵蚀和消解，人们时常处于焦虑之中，在社会正常秩序和个人理性的压抑下“傻子”成为了不安生活态度的副产品，用以反抗常态的社会。《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社会地位低下，他由于人格的缺失而失去了自己的权力，被妻子所控制，对妻子的背叛也无动于衷，却幻想着能够得到一根虎毛借此看清人的本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小甲看到人之本相的毛却是来自他妻子的身上之物，这种诙谐性的描写让人在窃笑之余看到了这个世界荒谬的本质，而这一本质正是借“傻子”形象表现出来的。“傻子”这一受迫害者的形象暗含着当代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掌控和塑造，彰显的是当代社会权力对个体人格的消解。男权社会下古老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习性成为现代人精神的母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习得思想，“傻子”本能的自我被表面的痴傻所掩盖，成为其神性内在的外在变态面具。所以傻子荒诞的面具之下却拥有着神性的脸谱，是对人类社会最无情的指责。

父亲形象的缺席使得“傻子”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寻求庇护，而作为他们精神依托对象的母亲，其自身女性的形象在男权社会里本身就是被边缘化的，无法直接站出来为“傻子”提供保护，“傻子”作为社会人的权力被男性霸权所消解造成了“傻子”形象的集体性失语。由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无法适应理性社会的规则，他们片段性的描述和脱离常规的大胆述说被现实无情地压制，成为人们眼中的“疯言疯语”，从而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效。他们的述说欲望被现实所挤压，久而久之，大多“傻子”就丧失了语言的述说功能，无法进行正常的话语交流，从而丧失了交流的主动权。《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由于撞见了母亲与继父的亲昵而丧失语言能力，《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娃会说话却主动放弃了权力，《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则是智者与傻子的结合体，他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而自行阉割了自己的舌头。父亲形象的缺席使得“傻子”形象都没有具体的姓氏甚至于没有名字，姓氏是人类起源的根，也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标志，失去了姓氏就等于失去了做人的缘由。当一个人连存在的理由都被剥夺后，那他就彻底地为人类社会所抛弃了。作为文学符号的“傻子”形象，其姓名的存在会成为一种画蛇添足的负担，会消弱“傻子”形象的深刻性，所以多数作家选择无视“傻子”的名称，甚至于仅用数字符号来代替。迟子建《树下》的大欢和二曼、《爸爸爸》中的丙崽，他们的姓氏都被作者刻意地简单化，《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连姓氏都被作者刻意地省略，只用“土司二少爷”来代替。“傻子”形象的社会内涵的稳定性由于姓名的缺失而受到冲击，他们再一次被推出常态社会的圈子之外。作者则借助“傻子”姓氏的缺失使傻子成为了新生事物的缔造者，他在缔造新事物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而这种新的形象正是由作者的思想所支配，是作者对“傻子”形象的再创造。

傻子自身存在的独特性

傻子形象的生命起源是畸形的，背弃了理性社会的秩序，他们身上所流淌的是来自民族根性的血液。傻子形象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形象符号，抽象性地暗含着生命本源的意义。还未叙述故事前单是一个形象的存在就能够带来一幕非常态社会的戏剧，同时也是被常态社会所摒弃的悲剧。他们的畸形不仅仅是个人的畸形也是整个民族的畸形，社会的扭曲和异化带来了人的异化和扭曲。“傻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个体，是具有双面性的。傻子理性的缺失正是他神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他们对自身存在的混沌认识和对整个世界的不自知，恰好使他们拥有最纯洁的灵魂和甘愿殉葬的勇气，能够自由地突破常规的视角而越过道德的障碍，拥有共时空间的特性从而轻易地掌握时间的主动权，无意识地成为现代文明的掘墓人。《秦腔》里引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粗通文化而已，一直暗恋长得漂亮会唱秦腔且已为人妻的“金凤凰”——白雪，当因恋成痴的引生偷了白雪的内衣而被人抓住时，他羞愧难当，认为是“球”惹的祸，一怒之下，把自己男根用刀咔嚓切下了半截。这种行为不单单割断了引生作为男人的象征，也是与农村固守的“娶妻生子留后”的传统生殖文化的决裂。他们的存在往往是违背人伦的结合，他们自出生之日起就背负着原罪，是现实世界轨道之外的存在，所以他们可以忽视整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由于他们的身体和智商双重缺失，所以他们无法进入现实关系结构，无法与社会和文化进行双向沟通。“傻子”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无法与外界沟通，但生命在隔离他们的同时，也赋予他们“无知”的勇气，其存在本身构成了对所谓文明社会的无意识的质疑和反抗。“傻子”作为现代社会不可靠的叙述者，他的困顿正是对现世社会困境的真实写照，正是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才有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干预，傻子非理性的价值判断才能真正地以隐蔽的方式揭露现实与表象之间的矛盾。迟子建《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精神失常的陈生，生活在他眼中是荒诞不经的，他拒绝踏上物欲横流的舞台，以自身非理性的抽象思维剥开社会的层层表象，认清了金钱对生命的践踏以及生命价值在物欲面前的失衡。而作为具有完整人格和思辨能力的正常人，却轻易沉迷于物欲的漩涡之中。

傻子形象的存在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他作为一种象征本体是作家借以打破现实规律进入人类历史之下的人类本源存在的普遍性工具。借傻子疯癫的话语使人在漆黑的苍穹中徜徉，在凌晨的阳光下惊醒，从而自觉地进行理性的反思。“傻子作为独立的叙述者，与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既有心灵上的感应，又有预言性的理解，但自身行为与社会的变迁有着相当距离。”①宋洁，赵学勇：《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视角叙事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64-65页。正是这种距离使得“傻子”作为文学符号在拥有丰富内涵的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等待他者填充的空白灵魂，是为服从故事的叙述而存在的意向符号。这样一个纯净的形象正是作者所乐于接受的。“‘不可靠叙述者’由于叙述者心智不健全，他对事物的本质存在着认知的不足或偏差，因而他传递的信息可能会存在着认识的偏误或表述上的混乱。这就要求叙述主体必须以某种方法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进行补充或暗示”。②费红：《迟子建小说的“傻子”叙事学意义》，《作家杂志》2008年第8期，第10-12页。所以才出现了土司二少爷具有哲理思辩性的话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你看，我们这样长久的存在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这样一个充满着悖论和矛盾的人物是阿来在“傻子”原初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这种思辨性的话语是阿来和作为隐含作者即傻子共同创造的。理性思辩色彩的论述是作者在叙述中充当指引者的发声，使得傻子深层的自觉意识被唤醒，他的觉悟由于自我本能的苏醒而抬头，作者个人的话语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文本的书写中。正如马里·柯里所说的:“疯子是不能完成故事讲述的，疯子为了稳定自己作为叙事的身体，就得抹去一种新的胡言乱语的疯癫痕迹，或让这种疯癫变得自然。”③马里·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所以文本才允许作者话语的介入，作者逻辑性的先验“看见”是傻子神性的根本表现，使傻子的形象具有了非凡的特性。作者借傻子的独特视角将神灵附之于傻子身上，并通过无意识的梦境、臆想和冥想表现出来。“傻子”作为一种荒谬的非理性的存在，作为人类特殊的生命现象,其生命的起源本身就是处于一种畸形的病态,因此其存在具有某种偶然性、荒诞性以及注定被“文明的理性社会”所压迫和鄙弃的悲剧性，这种存在本身所形成的扭曲的生命姿态使得傻子的形象在文本叙述中带有异于常人的语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傻子”的形象根植于中国文学泥土，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无所掩饰地将他所蕴含的全部意义作了现代性的呈现。

Unreliab le narrator——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fool"image in Chin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U Ting-ting

The"fool"imag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Due to the lack of reason,"fools"use non-logical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to reflect what he saw in the world.Thus,"fools"become the"unreliable"narrator.Fools'narrative perspective、social status and their uniquenessmake the connotation of the"fools"image greater than general ones.Besides,they also give the image more semanteme which can not be found from ordinary peop le in the narrative.

narrative perspective;existential;narrator;marginalization

I206.7

A

1009-9530（2013）02-0053-004

2012-11-28

邬婷婷（1989-），女，安徽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