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汝平

(绍兴文理学院 越文化研究院，浙江 绍兴312000)

一、生平履历

董玘(1483—1546)，字文玉，号中峰，浙江会稽渔渡人(现属上虞市)，明代中期著名理学家、文学家。董玘自幼聪颖绝人，读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7岁时，随父董复至云南任所，总兵黔国公沐琮雅闻其名，求见之，因出古画《龙》、《松》，令玘题诗，玘挥笔立就。其题《画龙》诗云：“万里腾空性异常，生成头角自轩昂。乘时力卷沧溟水，化作甘霖溥四方。”《题画松》诗云：“根盘太华峰头石，直上云霄倚天力。盖世长材十万丈，一枝倒挂三千尺。”这两首诗气格豪迈，出语夸张，充分展示了董玘的远大志向和不俗才华。他还在巡抚张诰座间题《新胡桃诗》一首，云：“形象如太极，刚柔内外分。劈开混沌壳，浑是一团仁。”明代学者张元忭云：“予观史传所称神童子多矣，大都所赋咏率风云月露之状耳，今公是诗，曰太极，曰刚柔，曰混沌中浑是仁，则非见理之奥者不能道也。诗赋云乎哉！”(《不二斋稿》卷八《跋董神童新胡桃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弘治十八(1505)年董玘中会元，廷试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进入仕途。从弘治十八(1505)年到嘉靖九年(1530)被诬回乡结束仕途，共25年，其间回家侍亲5年，实际在位只20年。在这20年中，除因反对宦官刘瑾，短暂出为成安县令外(实际并未到任，见拙作《董玘年谱》)，董玘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京城度过的。历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经筵讲官、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等职，终至吏部左侍郎。

董玘一生扮演的主要是讲官、太史、文学侍从的角色。他生性峭直耿介，敢于指斥权贵。刚踏入仕途，就上疏揭露刘瑾罪恶，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纷纷上书弹劾他，于是被谪为直隶成安县令。翰林出为县令，自董玘始。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不徇私情，“引法裁议，棘棘不阿”(汪应轸《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行略》)，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当时刑部官员办案用刑惨酷，而董玘却将刘瑾所欲枉法置于死地的人多所平反。在吏部考功司主事任上，他敢于阻止上司的倒行逆施，当时吏部尚书张綵依附刘瑾，欲将各司的案卷尽焚以恣变乱，董玘极力劝止，最终考功司案卷得以幸免于火。在讲官任上，他也竭诚正色，辨析经义务期启发上心，有时犯颜直谏，竟惹得皇帝发怒，“世庙谕内阁曰：侍郎董玘经筵内行礼先后俱无逊让之体，其心可知。玘闻之惧，自是见上屏息如仪。上复谓内阁曰：玘承谕后似加恭谨，已知省改，其令安心供职”(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五)。此处“无逊让之体”，当指犯颜直谏。在史官任上，他也能侃侃持正，笔削严而有体，他在参与修纂《孝宗实录》时，就对总裁、大学士焦芳依附刘瑾篡改史实之举十分不满，到修《武宗实录》时，就立即上疏要求重新校正《孝宗实录》。在吏部侍郎任上，他也不受请托，黜陟一秉至公，尤严于君子小人之辩。“有当道为其弟监生请题作卷以代部考者，公曰：来考则得官，不来考则不得官，朝廷法度何可废也？”(汪应轸《行略》)董玘律己也甚严，从不为子弟亲旧请托，革职回乡闲居后，其门生徐阶督学浙江，多次拜见董玘，而董玘从不以子弟亲旧请托徐阶。退居十余年，足迹不至官府，布政使、按察使之类的地方大员也难得一见其面。由于深得皇帝信任，董玘晋升很快，到嘉靖六年(1527)已升任吏部左侍郎，并署印。皇帝的破格恩宠引来了同僚的嫉恨，于是谣诼纷纷起矣。嘉靖九年(1529)十月，董玘父亲去世，得知消息的董玘立即上书请求恤典，但是刚好碰上皇帝郊天，有司不敢上报，等到皇帝批复下来，距离董玘闻丧已踰一月，御史胡明善、都御史汪鋐以此为据，公报私仇，诬陷董玘，说他恋栈官位，闻父丧而迟迟不行，当别有所图，而以前因请托被拒的同僚也乘机纷纷落井下石，以附和胡、汪的诬陷。在封建社会以忠孝治国的背景下，这样的诬陷对一个人来说是致命的，也就是说此人是大逆不道，无复人理了，等于宣判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最后，董玘被革职还乡，仕途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不过，董玘并未因此颓废不振，回乡后，他讲学东山，培育人才，又建中峰书院，四方从学者甚多，学者都尊称其为中峰先生。多年后，其冤终于大白天下。隆庆元年(1567)，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这等于在其死后给他平了反，虽然这个平反迟到了20多年。

二、儒学思想

董氏是明代嘉靖时期有影响的理学家。其治学以四书五经入手，在精研朱熹传注基础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其为学虽然未能开拓新境，但平实妥帖，不出矩矱之外。他的外甥汪应轸对他的学术思想知之甚深，评价也最为合理：“为学以精思实践为主，尤多所自得。公虽博极群书，而以轻自著述为非，故论学多本先儒，不为异说以惑世。”这个评价最能揭示董氏治学的个中三昧。总之，董氏为学重在述而不在作，虽然无多发明，但平实稳健，也颇能得学者的认同。董氏的这种治学路子，可能来自其师章懋的影响。弘治十五年(1502)，董氏求学于南京国子监，师事国子祭酒章懋，达四年之久。现存《中峰集》中有董氏与章懋书信数通，提到了自己读书过程中的疑问，并向章氏请教：

玘孤陋，幸承开教，粗知所向，近取古圣贤书读之，疑难纷然，无所从入。向见先生言，义有两端者，各循其途而思之，到有窒碍处，却回头别思，必求其合而后已。玘今思之，意愈杂而理愈窒，竟不能定于一是，何也？论学者居敬在穷理之先，无乃本之未先立乎？抑为旧见所泥，未能濯去以来新意也？然先儒成说且存，求新恐反害正理，循而索之，则未有合一处，敢问先生平日所以思而必合者其道何由？且如《中庸》，首言大本。程子之答吕大临、苏季明书，往返折难，竟未尝明言，其难如此。今以朱子说观之，昭然明甚，何吕、苏知不及此，而程子言之之难也？窃恐程子之意或不但如朱子所云，观朱子集中《与南轩论中书》，亦未能无疑，岂以是与？抑朱子为学者疑而未得，故尽发以明示人，而玘于朱子之说未得其深与？此用功第一步，故敢渎问，伏乞开教，幸甚。尧佐登第，旅中可谓得交矣。余不悉。(卷六《寄枫山老先生书》)

董氏秉承章氏的为学方法，即如果一个问题有两种说法，那么各按其理去思考，思考到有窒碍不通之处，再回过头去各自仔细思索，一定要找到这两种说法的相合之处。信中提到“居敬”和“穷理”哪个在先的问题，当时论学者多认为“居敬”应该在“穷理”之先，与先儒论述不同。董氏觉得其说有本末倒置、求新反害正理之嫌。又如《中庸》“大本”之说，朱熹解释昭然明白，但程颐与吕大临、苏季明为何要反复论辩，而最终未有结果？这两个问题，董氏都按章氏的为学方法去理解，但思之未得，反而搞得纷繁复杂，理不清头绪，故特向章氏请教。章氏覆书云：

《中庸》“大本”之说，程子与吕、苏问答，固有未明，而朱子于《中庸或问》及《语类》中剖析明白，可以参考。其得失其切要处，朱子又有已发未发之说，具在《大全集》中，试取而读之，则晓然无疑矣。朱子与南轩辩论，初虽未能无疑，后与蔡季通问辩，复取程氏书读之，冻解冰释，然后知性情之本然，圣贤之微旨，亟以书报南轩，南轩复书，深以为然，其说载在《大全集·中和旧说序》中详矣。某窃以为朱子晚年，定说与程子初无少异，虽孔子、子思复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诸说之纷纷而致疑，更欲复求他说也。老拙往时与吾友论读书之法，凡诸说义有两端者，各循其说而思之，到有窒碍处，却回头别思，必求其合而后已者，盖欲求其所言合于圣经之本旨者为是，其窒碍者则不可用，非谓诸说之各为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错会其意，欲求合一，无怪乎其意愈杂而理愈窒也。尝观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读是书者，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沈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必戒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柔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训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复，其纤悉曲折处，非楮墨所能罄也。尚惟勉进德业，必期远到，以副友朋之望，则幸甚。(《枫山集》卷二《与董编修文玉书》)

章氏认为《中庸》“大本”之说，不必再生异解，朱熹晩年定说与二程并无二致，即使孔子、子思重生，也不能改易其说，不要被纷纷而起的异说误导而改立新说。章氏还指出董氏误解了他的为学方法，治学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如果一个问题有两种说法，那么先各按其理思考之，思考到窒碍难通之时，再回过头去各自仔细思索，一定要找到合乎经书本旨的唯一正确的说法，并不是说去寻找这两种说法到底有什么相合之处，因为这两种说法不可能都是对经书本旨的准确解释。章氏还以朱熹《中庸集解序》中的话“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沈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必戒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柔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来勉励董氏，最后还强调说如果你能服膺朱子一家之说，又何患思之不得。于此可知，董氏的治学深受章懋的影响，可谓渊源有自。

正是这种一本先儒之说，力求平实稳健，而不为异说以欺世的为学主张，使得其与同时代且是同乡的王阳明的力求新异的心学主张格格不入。明沈束《董中峰先生文集序》云：“其与阳明子议论又多微密，非常人所得与闻。”可见董氏与王守仁颇有论辩，但现存集中却几乎没留下两人论学的文字，或编刻者因其两人论学主张格格不入而故为刊落欤？董学和王学有根本不同，董氏是恪守师承，规行矩步，而王氏却独辟蹊径，自创新说。

但也正是这种力求稳健不为异说的治学态度使得董氏的儒学思想虽无发明，然而平实妥帖，易为学者所接受。如他讲解《孟子》“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这一章时说：

《孟子》此章与《礼记》所载孔子对哀公之问，其言实相表里。孔子之言曰：“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其言成亲也，则曰：“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君子也，是为成亲。”其言成身也，则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仁人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为成身。”盖人之生有此身，则有此心，有此心，则有此性，四端万善，本然全具，莫非亲之与我者，所以人子事亲，必能践形尽性，使民胞物与各得其所，乃为无忝所生，而于父母之遗体弗亏矣。若人君一身，又为天地父母之宗子，任大责重，尤须充拓得尽，盛德大业与天地参而后谓之成身，谓之成亲，盖仁孝合一，其道之大如此，故虽尧舜之圣，犹兢兢日行其道，业业日致其孝。而孔子于哀公之问，尤深致意于天道贵其不已之言也。(《中峰集》卷一《经筵讲章》)

这段论述其实是推衍朱熹《孟子集注》而来的，朱熹对此章的解释是：“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于不义也。一失其身，则亏体辱亲，虽日用三牲之养，亦不足以为孝矣。事亲孝，则可忠可移于君，顺可移于长。身正，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孟子集注》卷八《离娄上》)但董氏将守身与敬身、成身联系了起来，认为要守身必先敬身，敬身是成就双亲的前提，而事亲则又是成就自身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么其忠心可为国君服务，其顺从可为长上效力了，如此就可国治而天下平了。

董氏还十分强调君子、小人之辩，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嘉靖五年(1526)他主考会试时，就以之作为选拔举子的标准。他在《会试录后序》中说：

宋儒朱熹尝推《易》之理以观人，谓凡阳之类必明，明则易知；凡阴之类必暗，暗则难测，故其人之光明正大疏畅洞达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淟涊诡怪闪倏狡狯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观人之法，固无要于此者。愚以为考之于言也，亦然。尝试观古人之文，凡所谓君子者，其为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畅达者乎？其或反是，则淟涊诡怪闪倏狡狯之情状，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考校者执是说而求之，其于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难之有？(《中峰集》卷二)

他认为，从一个人的言论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此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因为根据《易》理，凡阳之类，必正大光明，而正大光明就易于为人了解；而凡阴之类，就污浊诡怪，而污浊诡怪就机心难测，君子、小人于此一目了然。而言为心声，此理施之于一个人的言论和文章，亦然。所谓君子之言之文明白正大，畅达自然，而小人之言之文则奸诈百出，情词闪烁，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的。如果考官能以此原理来举拔人才，那么人才怎么会从你手中漏走？因此他在文章中极力强调君子、小人之间的区别。盖董氏立身刚直，廉介自持，对小人、伪君子之流深恶痛绝，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理学家，董玘虽未能开辟新境，但也无凌虚蹈空之论，而力求平实妥帖，不为异说以惑世。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董玘是一个虽然有点固执木讷但却是坚持原则的纯粹而不驳杂的儒者。

三、文学成就

在历史上，董玘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其门生唐顺之编选《中峰文选》时，侧重的也是他的文章，故其《廷试策》《经筵讲章》《日讲直解》之类的应用文字多被摈落。明代中期的诗文界，弥漫的是复古派的“文必秦汉”之风，复古派提倡“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它虽然对荡涤明代早期充斥文坛的台阁体诗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于是明代中后期就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来反对之。唐宋派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因此董玘的文章是很符合唐顺之的文学主张的：

呜呼，今之言秦与汉者，纷纷是矣，知其果秦乎汉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尝言秦与汉，而能尽其才之所近，其守绳墨，谨而不肆，时出新意于绳墨之余，盖其所自得而未尝离乎法。其记与序，文章家所谓法之甚严者，先生尤长。先生在翰林三十余年，尝有闻于弘治以前诸先辈老儒，而潜思以至之，故其所为若此。(《中峰集》卷首《董中峰先生文选序》)

董玘深于经学，其为学也一本先儒，不为异说，故其诗文与其经学一脉相承，法度森严，规行矩步，带有明显的经学意味。董玘的文章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师之文。虽然他主观上也许并没有宗秦汉或宗唐宋的意图，但其诗文朴淡深奥，似从经籍中脱胎而来。明代学者沈束评价其文“虽不务奇丽铿激之声，而雅饬浩荡委曲精致则一时文人少有出于其右者”(《董中峰先生文集序》)。可谓知言。

笔者循诵《中峰集》几过，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董玘对不同的文章体裁是区别对待的。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文体意识的。比如他的奏疏、书札就写得明白晓畅，因为这是一种应用文体，必须看了让人彻底明白自己的主张。而序、记、赋、志铭则写得相对古奥，因为作为一个理学家，董氏要在这些体裁的文章中寄托自己的儒家理想，故文字不辞以模仿经籍来出之。如《陈情乞恩给假省亲疏》：

谨奏，为陈情乞恩给假省亲事。窃惟国朝之制，京官离家六年之上者，许令给假省亲，所以教人臣之为孝也。教以孝者，所以教为忠也，然必以六年为限，使出而事君，归而事亲，并行而不偏废，此法意也。臣在先朝，尝一归省家居。间恭遇皇上龙飞，民物快睹，臣父促臣北上，以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京，过蒙简拔，日侍讲筵，继录年劳，叨秩三品。复蒙圣慈，念臣父母年老，超越常格，锡之诰命，佩戴恩德，以感以惭。顾臣远去父母数千余里，禄养弗亲，音问鲜至，中夜长怀，泪垂枕下。久欲乞归，但以圣学方勤，未可先身图之便，兼且年例未及，不敢伤朝廷之公，黾勉供职，忧思万端。今年六月，及六年之期，方欲具疏陈情，适遇吏部员缺，廷荐谬及，诏令遂下，服任伊迩，图报愈难，正宜在公匪懈，讵敢更及己私？奈臣分薄，福过灾生，不幸于八月再丧妻室，一子幼小，呱苦无依，臣父母一旦得此凶问，必加惊悼，意郁气衰，可虑尤甚，用是数月之间，隐忍踌蹰，尚未敢以丧告。臣之处此，实为不堪。臣尝闻李密在晋时，为祖母刘上表，有云：“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今臣犬马之齿，才踰四十，圣明在上，未即弃置，竭其驽钝，承事左右，尚将有日。臣父年八十有五，臣母七十有七，来日无多，万一不测，见面无期，臣抱终身之痛，何以自赎？此臣至情，天日可鉴，仰惟皇上大孝，远迈百王，锡类因心，有感必应，用敢辄沥诚恳，冒渎宸听，伏望特降纶音，容臣照例给假归省，兼为妻营葬。事毕之日，倘或亲年尚可支持，自当依限前来供职，岂敢久旷岁月，以负陛下知遇之恩哉？臣不胜迫切祈恳之至。(《中峰集》卷二)

这篇文章就写得明白晓畅，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开头先叙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背景，可谓晓之以理，中叙皇帝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以及父母年迈体弱的具体情况，又引用李密报刘的典故，可谓动之以情。整篇文章流畅自然，没有古奥文词，没有隐僻典故，读后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字字从肺腑中淌出的感觉。其写给友人的书札如《答叶中孚书》就写得极为风趣诙谐：

来谕极见善疑，然以他人言之，似不必，疑於吾辈，则又过疑矣。夫所谓饮酒茹荤与不能纯一警惕者，是今之常也，斩关而责穿窬，兄亦误矣。若吾辈则应期所谓滥醉犹可祀天地者也，而况于实未尝饮乎？然所谓作官与此相似者，则深為有理，似亦不必质于蒙而后解疑也。草草奉答，辞涉于戏，请勿多疑。(《中峰集》卷六)

这是写给其表兄兼老师叶中孚的信(据《中峰集》卷四《送叶中孚序》，董氏小时曾从表兄叶中孚学《易》，两人处在师友之间)，文词十分幽默。他对自己的道德品行极为自信，认为自己是洁身自好的人，即使是烂醉如泥，还可参与祭祀天地。而对叶中孚由于世风日坏从而对朋友的洁身自守产生的怀疑，以为是疑非所当疑。文中用了“斩关而责穿窬”、“滥醉犹可祀天地”之语，诙谐生动，体现了朋友的亲密无间关系。这让我们看到董氏也并总不是一个一本正经板着面孔说教的经师，他也还有抒发其性灵的时候。

至于其序、记、赋、志铭，则又是另一种面貌。如《中书舍人沈君墓志铭》：

玘举进士时，寓舅氏周之室。舅氏通番译，为鸿胪序班，间语及其所业，辄叹曰：“兹吾师之德也。”或及都人有懿行不作苟见者，又曰：“是惟吾师然。”窃怪而问其人，则沈姓，名达，字文通，前中书舍人也。玘曰：“何德之深与？”曰：“吾师为鸿胪序班时，尝举教番译馆弟子，它馆师以十数，经吾师指授者，谕言语，协辞令，累译亡谬，去试辄得官，它师则否，此其处心广，其为教强而弗抑。自吾与其子秀同学也，视吾犹子然，微独吾，视夫人皆然，故多所就。嘻，吾以其业致官，是其为我德也，吾其可忘？且吾称其行也，又非以私故。吾师为人谦退谨饬，虽不甚解文事，蔚然有士风，以善书供事诰敕房，尝书广福寺碑称旨，特赐宝镪文绮，然未尝自谓我能书。平居训子孙，惟曰：毋恶善，善不善。或谈人短，辄掩耳避去。病俗侈靡，敝裘羸马以为常，是其行然也。”玘时闻之，固已悉其为贤。后移寓城西，一日舅氏偕秀来，泣曰：“吾师死矣，需尔铭，尔必无辞。”然则玘何敢辞？沈之先，本浙之钱塘人，国朝洪武初徙实金陵，永乐中扈跸北上，因占大兴籍。君生以宣德丁未，年十五选入四夷馆，其为序班，以天顺辛巳；其以舍人老也，以弘治甲子；其卒以正德己巳，年八十三，其配曰陈，曰戴，皆执妇道，赠封皆孺人。其子长曰俊，出陈。次即秀也，出戴，今亦为鸿胪序班。其墓在都南七里，葬以某年月日，其状云尔，乃冠以舅氏之言而为之铭。铭曰：有琄琄以寿，人弗尔淑。有慔慔以夭，命则弗笃。尔淑尔笃，媞媞以殁，是谓戬谷。令闻其有续。(《中峰集》卷七)

这篇墓志铭结构非常简单，通篇以董氏之舅评价其师沈达的话作为主干，文辞朴淡，最后的铭文则一反常态，显得颇为古奥，句子一改铭文的整齐划一为错综拗折，似乎有意在为前文的朴淡增添一点亮色。董氏的铭文往往如此，如《赠孺人黄母林氏墓志铭》的铭文是：“夫终君事，妇终夫事。生辄离而死漠也，如永于世。”《封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黄公墓志铭》的铭文是：“孰处也士，而卿以休？孰馗之屏，而即于艽？猗公之为，与天者谋。”(《中峰集》卷七)这些铭文都句子拗口，文字冷僻，好像是刻意为之，大概墓志铭一类的文章为了要表示对死者的尊重，行文必须严肃庄重，故董氏刻意模仿经籍以为之。因此笔者认为董氏还是很有文体观念的，虽然我们没能找到董氏具体谈文体理论的文章，但从他对各类文章的不同处理，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的这种文体理念。董玘的文章风格大都类此。

董玘的文章总体上是朴淡深奥、雍容纡徐的，但他的诗歌却有一些抒发性灵之作，尤其是五绝写得颇好。比如《湖山春晓图》：

湖上见碧山，晓来净如澡。不因唤起鸣，未知春意早。(《中峰集》卷十一)

这首诗意境明净，诗意生动盎然。诗人清晨被鸟鸣叫醒，看到湖边群山披绿，如同洗过一样明净，诗人的心境之好可想而知。又比如《梅窗读易图》：

兀坐四山静，柴扉晓半开。梅花忽横户，独识一阳回。(《中峰集》卷十一)

这首诗的写作手法与上一首如出一辙，都是从第三句横生枝节，出其不意，给人惊喜。诗人在山中的陋室中读《易》入迷，四周寂静，柴扉半开，一派闲静潇洒的风貌。蓦然之间，一枝梅花伸入窗户，山中不知年的诗人这才发现快要春回大地了。

董玘的七言绝句也写得不错，风格与五言绝句相似。如《催梅限韵》：

几回呼酒为春催，二月长安未见梅。试向孤山问消息，好花应待主人开。(《中峰集》卷十一)

这首诗暗用林和靖梅妻鹤子的典故，但不直白，颇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他将长安二月未见梅的原因诙谐地归结于梅花还在等她的主人到来。董玘的七律也有个别写得形象而富有哲理，如《题画》：

溪花如云水如练，游禽溪上色相乱。孤飞西来落斜电，双入汀芜半隐见。境偏未识春华变，羽毛翻翻若自衒。莫云此地无罗罥，樊中饮啄岂堪羡？(《中峰集》卷十)

这首七律写在小溪边生活的游禽，描写它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写它们美丽的羽毛和如云的溪花、如练的溪水混成一色，写它们快若闪电、隐现无常的飞翔姿态，写它们翻动羽毛自我炫耀的神情面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最后两句曲终奏雅，点出主旨，提醒鸟儿们，不要以为这个偏僻之地就没有了罗网，到时被罗网网住，就只能被人类豢养在樊笼中了，那时虽然有吃有喝，但这种生活哪有自由飞翔时的生活值得羡慕。这首诗就把形象和哲理结合得非常好。

上面从儒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方面对董玘的成就作了介绍。笔者无意于过分拔高董氏的成就，但是无庸否认，董玘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也许算不上是明代第一流的人物，但是其在明代中期的理学界和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整理《中峰集》、研究董玘，也不可谓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