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冬杰（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河北廊坊 065001）

当时代发展到今天，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教育资源的竞争，这一点在国际上是得到承认的公理，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中，也是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教育资源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

对地方经济发展脱离教育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逐渐从对自然经济的依赖，转变为对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参照，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回顾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抛却微观方面对经济制度认识的差异，不难看到，在宏观整体上，我国的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重建

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尽管国家和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对经济的复苏和调整都进行了战略规划与部署，但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族经济，尤其是毁于一旦的初步工业体系基础，我国的经济建设陷入了客观的困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来观察这一问题，不能忽视一个历史事实—我国在解放初期，全国范围内贯彻市场经济体系的地区，除京津塘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之外，尤其是广大而辽阔的中西部地区，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可以不夸张的说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抛却自然经济，那些地区便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二）依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构建经济发展区

这种构建就是较为熟悉的东、中、西部经济格局的构建。根据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早的划分方式，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区，是从简单的经济因素考虑。因为当时我国在宏观调控方面，资源配置对政治力量的依赖相当严重，资源背离了其特有的市场性，而政治力量成为主导资源流通的最大因素，因此，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之下，对东中西部经济区的划分，并不依赖技术和相对应的教育机制进行支撑，尽管在当时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智力支持，否则，这种发展只能是对资源消耗性的，缺乏前瞻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国务院重新计划将中国的经济开发区域划分为八个区域，而这样的划分，更像是一种发展集团的归类。笔者认为，无论怎样的划分，如果没有考虑到地区的教育资源—人才引进和技术教育的补给，这样的划分只能是同一发展基层集团的划分，而不是一种长远有意义的分类。经济区域的划分，应当是一种面向长远的在某个经济区域内部，相互之间有协调沟通的发展，而不是以其本身特征为参考，将同样缺乏资源或者技术丰富、教育发达的地区划分为一起。比如，笔者认为可以将上海和甘肃等落后地区划为一个发展经济区，在这一经济区之内，可以实现资源或者技术教育的互动和沟通，那样的经济区设想，或许更暗合本文所谈到的地方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之间的目的。

（三）以技术为主导打破依赖经济资源主导的经济布局

根据联合国和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实际上在未来需要我们以更大的代价进行维护或者修复，而这种修复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因此，政府和国家决定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可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脱离赖以为系的资源石油矿产等，我们的经济要以什么为新的动力和支撑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学者和专家给出了答案。以科技作为产品的第二次生产力发展，收取科技在产品生产之上的包装价值，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开发核心。但是，就世界整体而言，笔者认为以零和博弈论的原理看这样一个新的增长趋势，远比以共赢的心态等待新一轮的经济崛起竞争更为明智。

就国内而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以经济技术为基础，而不是继续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之争就可以看出来。

教育资源重要性的凸显

（一）教育资源难以进入

教育资源首先是一种资源。资源普遍具有经济性。人们在对资源追求利用的同时，往往会考虑到资源的可开发价值或者利用收益，但是，忽略了资源在市场规律支配下，对资源利用环境也是有一定的“主动性“的。西部地区在客观上，跟东部地区相比，在吸引技术投资上，明显占有劣势。资源的投入和引入，从第一标准上而言，往往趋向于资源本质的“趋利性”。在简单的投入和回报之中，技术资源的持有者，很容易在价值对比之中选择东部，这是一个简单的衡量与抉择。事实上的西部并不能够给出足够的有利条件，因此，难以使技术资源进入并留用。再进一步的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管理理论甚至自主本土人才的培养，都无从谈起。

（二）自然资源强势未了

我国应当快速走进政策规划的新兴产业为中流砥柱的经济发展新时代，但是，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强大诱惑力还依旧存在，这使得教育资源被地方经济发展的操控者严重忽略。我们可以看到，依靠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发展规划，要仰仗地方政府的规划权力和当权者的远见卓识。政府政策制定者，往往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用最快的时间和最高的效率，凸显自己的执政价值，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教育资源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和巨大的生产能力，是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够体现的。这就使得政策的制定者在面对教育的分配时，产生一种理论和现实的认识脱节。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稳健发展”，另一方面，“急于实现执政业绩的地方官员，本身对这种三五十年之后的效果，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

因此，能够轻易进入市场，并且能够迅速高效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自然资源开发，依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贵族”，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地方政府积极投身于经济长远建设的宏观规划。

（三）教育资源划分的政策性

既然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趋利性，对实现自身经济价值有一种天然的冲动，那么，政府在政治意义上，理所当然要对这种更多具有“人”的因素的资源，进行一种政策划分。

教育资源不仅仅是指我们所认识的学校教育体系，而且也包含整个技术再教育的教育体系。令人不解的是，目前政府层面，在处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明确的东部先行富裕，然后是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大发展，都没有重视到教育资源。在西部开发之中，尽管有以中央团委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倾斜，但是，这些短时间的小范围的政策支撑，不足以在根本上体现出政府对教育资源的一种重视。西部开发，宏观上是经济的开发，而具体行动上表现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此，笔者认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但是，笔者担心，缺乏教育资源规划性的支持，西部的发展会不会重蹈东部经济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主导的覆辙，另一方面，笔者忧虑，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的西部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东部地区那些掠夺式开发者的新基地，使西部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一种依靠外来投资，然后以地方资源损耗为代价，换取地方政治考核经济发展的牺牲品，那样的政策支持，将会是令人遗憾的。

缺失教育资源的新经济发展失衡

（一）整体的经济发展失衡

我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需要突破的瓶颈，这个瓶颈就是曾经赖以为系的资源。在2012年举办的经济发展论坛上，我国水利部资源专家吴季松的发言很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要寻找并建设一种面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强大竞争潜力的经济形式”。吴季松认为：“这种我们所要寻找的经济新模式，就是必须强调在资源开发受到限制的前提下，将知识转化为一种开发的动力，进而将知识技术转化为一种经济竞争优势；用富有的资源通过技术的转换取代地球上日益稀缺的自然稀有资源，使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环境”。

可以明显的看出，技术的独特作用，逐渐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源，或者说这在逐渐减少经济依赖资源开发的依赖性，转而走向对技术追求的依赖性。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整体上还缺乏这样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还没有摆脱这种以资源，无论是能源资源还是现在政府赖以为命的土地资源，都还是政府“发家致富”的不二选择。这样的情势持续下去，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内，因为资源开发而引起的诸多群众群体性事件，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我们很可能错失历史上又一次中国迅速崛起的机会，我国经济与世界强国经济发展相比，走向另一轮的失衡。

（二）局部经济的失衡

这一点是明确的。政府希望在东部发达之后，能够带动西部偏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弥补经济的短板，塑造整体的经济强势。但是，面对持续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惯性，国内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均衡趋势依旧会存在，同时教育资源的缺失，单纯依靠政府经济投入和基础建设的投入，企图用固有的思维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失衡现状，很有可能会落入到一种一厢情愿的全局谋划之中。因此，笔者坚持认为，政府的资金投入应该考虑重点投资各种技术教育，加强西部地区的技术教育和科研教育力量，增强科研基础，培养本身的经济发展内在竞争力，这才是西部发展，平衡地区之间差异的长远之计。

破解地方经济发展困境

中国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尤其是近几年，在与世界经济同台竞技的同时，我国经济学家和商人都深刻感受到了知识力量的薄弱。我国曾经举全国之力，将高尖端技术作为民族发展的大计，提到了政策的巅峰，号召对教育的重视和人才的培养，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推动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一轮技术革命。

地方经济的发展，面对同样的命运。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取得整体的发展，需要国内经济的整体发展。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取得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之中的巨大落差。过大的经济差距，将会导致国家经济市场的分裂，这是市场本质属性的必然，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国而言，这是不能够容忍的。

破解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困境，根本上是输出技术，进行教育资源的支持，而不是大量的商业性资金注入。资本本身是趋利的，政府不能够强行依靠权利，迫使资本违背市场属性进行流动投资。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支持和控制。比如，对地方人才的培养，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对东部人才西进的政策鼓励，都是政府能够做到的事半功倍之举。笔者热切盼望，祖国的人才资源能够进入西部，为西部中部等贫困地区的建设作出智力贡献，将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而这目的的达成，不仅仅依赖“人”的个人美德和素质，也要依靠国家的政策灵活性与针对性。

1.王婉芳.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 培养适用性高职技术人才[J].教育与职业，2005(29)

2.杨祖宪，李东航.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学术论坛，2009(4)

3.李振明，石建敏，曹志锡，朱建芳.培养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应与地方经济相适应[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6)

4.房剑森.高等教育发展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岳昌君.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J].教育与经济，2003(1)

6.靳希斌.教育经济学(修订本)[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7.夏天阳.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J].上海大学学报，1997(6)

8.陈先运.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05(3)

9.孙玉华.发挥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J].辽宁教育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