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珽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文学本身特性的发现和文学审美特性的发掘，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在文学自觉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也随之兴盛。做为文学批评繁荣的基本要素——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趋于多样化和成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文学批评著作中，所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多种多样，如社会历史批评、推理批评、归纳批评、审美批评、考证批评、判断批评等，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批评风气的兴盛。这些批评方法在不同的批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有时同一著作中也包涵多种批评方法。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批评方法，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方法与当时的文论一样，只在只言片语中体现出来，是一种无意识之作。“先秦两汉时期是诗歌发生、演进的一个时期，功利批评为其主要批评型态。”［1］围绕着文学批评的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因而这一时期的批评很难算是严格的文学批评，只是文字隐含着批评特征。两汉时期，文论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王充、班固等人的批评对汉代文论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本时期传统的批评方法在继续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方法也逐渐浮现出来，两种批评模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多彩画卷。

一、传统批评模式概述

简言之，传统的批评模式是指20世纪以前出现的批评模式，如上面列举的审美批评、历史批评、比较批评、社会批评等。传统批评模式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教化功能，讲究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其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正统意识形态规劝者的角色。传统批评模式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批评旨趣，包涵了儒家的审美思想，更多的是礼与政治的关系，合乎礼乐的文学就是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诸多新式批评模式，但文学批评的核心思想还是局限在传统批评模式的周围，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还是伦理道德批评，亦或是比较批评和审美批评，都是关乎政治或政治要求下的人性的批评，这种批评能够让政治回到儒家的理想图景之中。我们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例来探讨一下传统的批评模式。

社会历史批评是中国古代一种影响较大的批评模式，在先秦时期就已被广泛采用。这种批评模式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功利目的的批评。这种模式认为:“文学是再现生活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功用和历史意义。”［2］365这种批评模式要求在评价分析作品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到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先秦时期的孟子就有精彩的论述，他在《万章篇》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前者讲求不为文辞所敝，后者又讲求了解作家并联系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批评方法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建安末年，魏武帝雅好诗章，文帝妙善辞赋，对时下文风有着极强的引导作用。受到建安时期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普遍带有“慷慨悲凉”的特征。刘勰联系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对建安时期文人做了一个点到为止的评价:“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南朝的裴子野在《雕虫论》中记述了宋齐以来文学状况:［3］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义，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图，亦有宋之遗风也。”

裴子野反对“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的文风，对当时“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颓废文风进行了批评，在批判的过程中，他将这种病态文风追溯到宋齐时期。在钟嵘的《诗品》中，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更是明显，《诗品》论述了五言诗产生发展的根源。钟嵘认为五言诗的源头有三个:《国风》、《小雅》和《楚辞》，之后有若干诗人追随这三个源头而学，呈递进关系。此外，他还辩证了由汉至梁的五言诗之流派，提出了尚自然的批评标准。虽然这种追根溯源不一定合理，但是作为一种尝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传统的批评模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批评中都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始终无法去掉政教的阴影，无法脱离干预社会政治的大范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似乎阻挡了中国文学中抒情一派的发展，文学无法作为“纯文学”单独出现，也使得中国古代无法产生“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作家或者诗人。当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如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模式、古代社会制度等，但是作为对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方式，也是具有相应责任的。在传统批评模式的实践与积淀过程中，伴随着魏晋文学特质的发掘，新式批评模式的元素也在古典文论中逐渐浮现出来。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现代批评模式的出现

所谓现代批评模式是指20世纪以来出现的批评模式。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何谈现代批评模式?但我们反观此时期的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模式已出现在了此时期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只是未以现代这些批评模式定名而已。

在魏晋时期，人们并没有关于批评方法的严格划分和理论归纳，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但是这种不自觉发生的条件是伴随着文学特性的发现，是在文学审美属性的注重中发生的。因为文学本质的需求，文学理论及批评也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这些批评方法的成分也在这些批评的理论著作中表现出来了。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方法主要有心理批评、推理批评、文化批评、语言学批评等批评方式。下面，择其要者，简而论之。

(一)心理批评

心理批评主要指:“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成果来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及作品人物心理进行分析，从而探求作品的真实意图，以获得真实价值的批评。”中国古代并没有完整的心理学概念，所以笔者试从宏观上探求古代文论家批评过程中所掺杂的心理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中，诸多专著中都运用到了心理批评。

陆机的《文赋》中有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分;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4］这是陆机关于物感说的一段描述。陆机指出物色的变化引起感情的变化，于是产生创作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发展变化是引起感情变化的内在原因。在其后所谈到的文学创作过程一段也体现了明显的心理批评方式，“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悟八极，心游万仞。”从有感于物，引起创作冲动，到进入构思阶段，首先接触到的便是创作开始时的心理状态问题。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神思》篇讲了创作时的心理活动:［5］373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作者的秉性才识造就了自己跨越时空的想像和活跃的灵感，虚静的心境伴随着深邃的思索和高度自由的心理状态，构成了作家创作时高度活跃的心理状态。《体性》篇讲了创作主体的个性特点，而创作主体如何才能更好地进入创作时神思的境界，展开艺术构建，还与创作主体临时的心理状态有着巨大的关联，所以在《养气》篇中，刘勰论述了作家只有在“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创作中神与物游。

而在《物色》篇中，刘勰不仅继承了陆机的物感说，还将之进一步细致化。心物之间的交融，由四时的变化引起生理的变化，进而使心理也发生变化，产生种种情感。在刘勰的物色观中，感应主要指情，微虫之入感，不以其身而以其心，这其实是一种移情作用，由心理的变化发展引起种种创作冲动。其后的《诗品序》中也有心理批评的成分，如:“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都有心理批评的影子。

(二)语言学批评

语言学批评是近代西方的一些流派提出的概念。如俄国形式主义、欧美新批评及结构主义等都看重语言学批评，其特点是抓住文学语言开展批评。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对于文学语言的批评也非常之多。“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语言批评。这种批评集中地表现为讲究语言表现的张力、弹性和效能。”［2］369例如先秦时期的“得意忘言”“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语言批评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语言学批评，不仅关乎语言表现的张力、弹性和效能，而且更加注重语言本身。建安时期的文学语言造就了诗歌风格的“慷慨悲凉”，到了西晋，主要基调变化为“繁缛绮靡”，东晋时期，虽然文风趋向“平淡”，但是文学语言的提炼和修饰仍然受到高度重视，到了南朝，文学语言的华丽与藻饰更为语言学批评提供了靶子。

曹丕的“四科八体”说，分别对应“雅”“实”“丽”“理”四种风格，这四种风格依赖文字的不同而不同。因而，曹丕的“四科八体”说包涵简单的语言学批评，其中“诗赋欲丽”更是指出了诗歌的语言特色。陆机《文赋》中，开始便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并认为“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就声调韵律问题，刘勰在《声律》篇中做了专门探讨，他认为:“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5］435刘勰认为，声调有平仄之分，音响有双声叠韵之别，诗歌中若只运用平声字，便会“声飏不还”，即诗句声音扬而不抑;如若只用仄声字，便会“响发而断”，即声音抑而不扬，唯有使诗句平仄交替、错落有致，才能真正地达到理想状态。此外，在《章句》篇中，就运韵和改韵的情况，刘勰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要“改韵从调”才能“节文辞气”，如此才能使诗歌音节婉转优美、文章节奏协畅。

总的来看，本时期声律理论的发现及探讨促进了诗歌从古体向近体转变，在声律节奏等方面的自我寻找也使得诗歌的形式要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奏响了先声。刘勰还在《丽辞篇》中就文辞的对偶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论述。“丽”即耦，也作偶，就是双、对。南北朝时期，文学语言重修饰、重华美与重平淡的风气并存，且文学语言中用事现象大增，关于语言的批评理论也就逐渐增多。这种对语言的批评加速了汉语自身的建设，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语言批评的发展。

(三)推理批评

推理批评，顾名思义，即按照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出某些结论或者进行批评的方式。在萧统的《文选序》及《文心雕龙》的《原道》、《宗经》篇中都有运用。萧统的《文选序》关于选文的标准有一些简单的推理。“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萧统认为，用来褒贬是非，记事记年的史书，和文学作品是有区别的，加上前面的一些标准，进而得出选文的标准:“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刘勰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在《原道》一开始，他先提出人类未生之前的“道之文”，这就是天玄地黄，日月叠壁，山川焕奇。这个道是自然界的道，这种文是指自然界的各种色彩纹理。接下来讲“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从言到文是自然造成的，这个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变而成的道，不是指儒家或者道家的道。接下来再讲人文，整个论述了文的概念、与道的关系及演变，其中夹杂着简单的推理过程。在《宗经》篇中，也有类似的推理批评。在刘勰论及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等的特点时说:［5］27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认为学习五经，才能写好文章，之后又提出，文章要学习五经的写法，做人也要按照五经的标准来塑造。“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要求作文者要德行、文辞兼备才能算是好作者，才能写出好文章。

(四)其他批评

除以上三种新兴批评方法外，还有文化批评、考证批评等批评模式。文化批评在先秦时期也有体现，孔子在讲到诗的功用时，就提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乃“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是一种文化批评。他把文学的重要性上升到和治国同样的高度，是一次大胆的提倡。其后，刘勰在《征圣》篇中，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纳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提高到较高的地位。这其中既有前面提到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成分，又有文化批评的影子。

三、新型批评模式下的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

新型批评模式因素的出现也促使着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这种转移对中国文学批评来讲是一次伟大的解放，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较之先秦，最大的变化便是把文学批评的重心由对文学功能的探讨转入到对文学自身特有艺术特征的直观感悟与深层把握，并由此展开了对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艰苦构建。”［6］诚然，文学批评的视角转移，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化、完整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发生着变化。无论是推理批评，还是考证批评、文化批评、语言(学)批评，都以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学批评理论新时期所赋予的新特质而进行，围绕着“为文学”而不是“为礼乐政治”展开，摒弃了先秦时期带有的功利主义和治世之用的研究方法。

两汉时期，有关儒家诗歌、赋乃至散文的批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文艺是否关乎政教兴废、风俗厚薄。以诗歌为例，诗歌在此时期多为政教的工具，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370这种传统的诗学批评将社会历史批评与伦理道德批评融合一起，将诗的地位无限抬高，却将诗歌的艺术特征无限降低。在先秦两汉时期，传统批评模式中关于诗歌的批评主“诗言志”。《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此外，《荀子·效儒》也曾指出:“诗，言其志也。”在《礼记·乐记》也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许慎的《说文·言部》指出:“诗，志也，从言，寺声。”《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即传统的批评模式以“志”为首要，突出的是诗歌的社会功用。新型批评模式的出现与多样化是文学批评理论繁荣的一个侧面表现，这些批评方法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传统批评方法中附带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儒家哲学与经学的繁琐诓荐之义，转而批评文学自身的艺术特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转变了这种批评方式，开始主“诗缘情”。这是传统审美批评中出现的新的因素，是对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学语言、文学所表达的情感而言的。陆机《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也指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虽然刘勰并不排斥言志一说，但是指出文学创作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以上这些关于诗歌批评视角的转变源自文学自觉的大环境，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新型模式的出现才有可能。反之，新型批评模式的出现对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又有着巨大的反推作用。心理批评的出现标志着批评家关注作家创作时的心理，即批评时对作家本身的一种关注;语言学批评标志着批评家开始注意到时代风气变化对文学语言的巨大影响;推理批评表现出批评家开始以客观逻辑的批评方式对待文学的嬗变和文学家们创作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兴盛，使魏晋时期文学批评成为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过渡阶段，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这得益于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裴子野等一批理论家对文学艺术不懈的追求与探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种大胆的创新与追寻的精神也是值得当代批评家学习与借鉴的。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批评理论、批评视野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世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1］黄 霖，黄念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20.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32.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

［5］刘 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杨明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6］王 永.魏晋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及其意义［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