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2013-04-12石采平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2期

李鹏石采平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并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怎样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发表了大量重要的理论成果，今天，我们系统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肯定民主的重要价值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组织制度的核心，党中央对于这一组织制度有着极高的评价。1926年中执委三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高屋建瓴地提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1〕大革命时期，党中央又指出:“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2〕90余年漫漫长河，历史时代虽然不同，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却共同地从各自的历史时代中认识到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这些认识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民主”是增进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手段

在敌人严峻包围的残酷现实条件下，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主”之于保持革命队伍团结、保持党对于工人阶级等革命阶级领导的重要意义。党的六大决议案就严厉批判那种在对待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命令主义”错误倾向，并认为这会使党脱离群众，同时还深刻地指出:“……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影响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影响。……命令主义之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3〕。1928年中央通告第47号也指出:“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的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4〕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民主”是增进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弊，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民不但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5〕。上述论述，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对“民主”重要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肯定。

(二)“民主”是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

抗战烽火初起，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6〕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7〕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和黄炎培等人的谈话中又将“民主”视为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周期律的重要法宝。标志着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民主政治价值认识的加深。

(三)“民主”是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之初，万象更新，开创新时代最重要的条件是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讲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8〕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同志连续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再次从“本体论”角度肯定了“政治民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江泽民同志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政治报告都专题论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并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六大决议案指出:“如果不能坚决地完全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9〕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当时的党中央仍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27年“4·12”事变发生后，党组织遭受空前损失，然而就在此时，中央却指出:“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 (党部机关自下至上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10〕六届中执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但这种条件绝不是妨害了党内正确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适合于秘密条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11〕中共三大第一次党章修正案第25条明确提出:“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12〕。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就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 “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13〕

邓小平同志同样重视“党内民主”。他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提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14〕1962年2月，小平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15〕

江泽民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16〕

(五)“人民民主”是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时刻，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从全局的高度对党90年的发展历程和今后肩负的历史使命进行了阐述。在这篇纲领性文件中，胡锦涛同志对“四大民主制度”进行了层次划分，郑重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命题，并且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为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及其领导人员、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必须忠于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再次重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的具体体现，也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如何使党“拒腐防变”方面找到的一条重要“法宝”。根本政治制度不可动摇、不能动摇、必须坚持。

二、总结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原则

(一)“民主”和“集中”相统一

192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7〕“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对“民主”和“集中”辩证关系的高度概括。1922年中共二大拟定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中就鲜明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8〕中央在1928年关于组织工作的通告中就指出:“要尽可能地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决不是要上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地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权威，一切要解决于党员群众，决不是要造成党中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好像国民党员相互关系的局面”〔19〕。同年，在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同志必须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20〕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对“极端民主化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判，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他说:“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意义。”〔21〕

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要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既要克服分散主义又要克服过度集中主义。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再次提出要自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胡锦涛同志同样强调“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他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22〕

(二)“遵循民主政治普遍规律”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

对于其他国家创造的民主经验，我们党是抱有吸收借鉴的态度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就这样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实际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评价的。”这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提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他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社论最后高呼口号:“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23〕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以《纪念杰斐逊先生》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所共知公认的常识。”〔24〕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25〕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26〕

(三)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统一

党的领导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培育民主文化的问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县、乡、区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的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宜，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27〕1944年1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致谢觉哉同志的信中也明确提出“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28〕。1941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的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29〕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同志针对社会上一部分同志对“自由、民主”的不正确认识发表了大量讲话，提出了“民主是具体的、相对的”等重要观点，也从另一方面对全社会树立科学、正确的民主政治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统一

制度建设重在实践，作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突破口的选取至关重要。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找到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这一重要战略突破口，从而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推进这一伟大实践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30〕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3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32〕“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但他们各自也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了长期的小生产家长制传统对党内生活的影响，对党内民主和大众民主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产生了通过党内民主来培养大众民主习惯的萌芽。同时，在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斗争环境，也促使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党内民主对于增进革命队伍团结，保持革命队伍活力，扩大共产党影响等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思考在于:第一，他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鲜明地提出反对“以党治国”，从而为最终形成“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带动”而不是“代替”的思想提供了宝贵基础。他说:“‘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33〕其次，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则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路径选择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需要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现实上可行，效果上明显，既体现普世价值，又适应中国国情。

(五)竞争选举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协商民主和竞争选举式民主同步发展是我们党在推进人民民主建设中确立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34〕1990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与人大、政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35〕“参与权、表达权”和“选举权”一样都是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要坚持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同步发展。

选举固然是民主的基础，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公正、公平的选举对公民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是一个必须要不断追求但又不可能短期内做到的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基层民主领域出现的种种制度内卷化现象，如贿选、罢选等就是深刻的教训。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我们有着人民政协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为保障，也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为支撑，还有政协委员相对素质较高的有利条件，把协商民主和竞争选举式民主结合起来，是立足现实，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三、确立了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90余年来，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理论探索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基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此做过明确的阐述，他说:“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6〕。以后小平同志又多次谈到了权力下放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1991年，他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37〕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活力、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是一个双向互动，耦合互补的辩证关系，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持续深入，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上层建筑的变迁就难以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对此阐释得非常透彻，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8〕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初，小平同志又先后3次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都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1987年3月，他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时，更进一步提出把“能否发展生产力”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之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从释放社会活力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又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说:“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39〕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从“专政”和“民主”有机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民主”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民民主和专政是分不开的，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40〕。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也始终坚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三者缺一不可。

四、几点启示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党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一，要增强赢得民主政治建设胜利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领导民主政治建设，这是90多年艰辛探索留给我们的宝贵结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中，通过放手发动工农，成立工农苏维埃，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红色割据，还在民众中扩大了影响，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着力建设军事民主，创造了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不仅巩固了党的领导，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为党最终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民主”“自由”始终是党凝聚人心、争取支持，夺取胜利的理念旗帜。建国以后，虽然我们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但总体上讲，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逐步得到更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趋科学，公民民主素养不断提高，基层民主实践有序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幕开启、方兴未艾、充满希望。回顾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铁铮铮的事实昭示我们共产党完全有能力领导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一样都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有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民主政治的制度支撑，而后者也会极大地推动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胜利实现。

第二，“顶层设计”与“顶层推进”并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顶层设计”更要“顶层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如前所述，党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没有民主文化的培育发展，仅仅靠制度上的若干民主设计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在制度实践方面，过分强调“自下而上”，忽视顶层设计也是要出问题的。近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公推直选”、“公推公选”、“党务政务公开”等基层民主实践蓬勃发展，但之所以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大量滋生了“拉票”、“贿选”、“老实人吃亏”等负面现象，就是因为整体制度设计不完善，配套措施跟不上，制度连贯性不够。因此，下一步，我们有必要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思路，着力从体制、机制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深度挖掘马列经典作家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正确而坚实的理论指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我们必须主动掌握民主政治建设的话语权，把积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有益成果和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领域的指导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论述，恩格斯后期对工人阶级运用普选权作斗争及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等论述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作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解放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挖掘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不断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境界。

第四，要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与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任务结合起来，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功效看得清清楚楚，不断增强民主政治建设的自信心。“民主”是手段更是目的，脱离时代的任务，为民主而民主是极其错误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着力建设“军事民主”，就是因为在国共斗争极其残酷、我们党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战斗力就是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实证明，“军事民主”确实为党坚持斗争、保存实力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抗战时期，我们党着力建设“民主抗日政权”，因为面对外寇入侵，深重的民族危机要求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共产党只有在这一点表率才能赢得民心，扩大影响，争取主动;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推动了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因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权力的上收必然带来基层治理的薄弱，必须加快推进基层民主才能及时弥补这一薄弱环节，同时，“十年文革”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法制破坏，老百姓渴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两翼”之一，又深刻地反映了老百姓的期待。

第五，“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绝不可取。“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场深重灾难，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虽然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曾想赋予它“大民主”的含义，但笔者仍然没有把它放在第二节有关党领导民主实践的内容中去加以阐述。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文革的教训和启示确是十分深刻的，它昭示着子孙后代，任何脱离法制的约束，肆意践踏他人生命的行为都绝不能假以“民主”的外衣而被纵容;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只要脱离了党纪国法的约束就都完全可能走向极其可怕的异化，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灾难，“民主”必然意味着对领导人权力的有效监管;任何幻想仅仅通过所谓的群众的运动来立竿见影式地消除腐败等社会阴暗面的举措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绝不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29.

〔2〕〔4〕〔19〕〔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69，106，17，106.

〔3〕〔9〕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11.

〔5〕〔6〕〔7〕〔13〕〔2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52，274，278，72.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10〕〔1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85，124.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37.

〔12〕〔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26，43.

〔14〕〔15〕〔29〕〔3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5，229，307，12.

〔16〕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7.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3.

〔2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