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产生根源探析

2013-04-11张家旗

河南科技 2013年12期

张家旗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0 引言

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人口膨胀、能源危机、森林面积锐减、土地严重荒漠化、自然灾害频繁、淡水资源日益枯竭、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破坏、酸雨出现频繁、污染物排放量剧增等。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不仅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损害人们的健康，也引起诸多的社会纠纷，威胁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1］。环境问题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尺度不一，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表现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大到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小到一条公路上的噪声污染。即便如此，各种环境问题从产生的原因到解决的方案仍然有许多共性的地方。英国环境哲学家罗宾·阿特菲尔德在《环境的伦理学》中把以往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探索的理论归结为五类:人口理论、技术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增长理论及富裕理论。这五种理论分别说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侧面，通过对以往学者对环境问题根源研究的梳理，分别从人口、科技、经济、及制度文化方面进行总结及评述，认清环境问题的本质，合理确定防止措施。

1 环境问题的人口根源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建者梁从诫认为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认为我们今天如此多的人口是一切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福格特(Fugate)分别在《人口炸弹》和《生存之路》中阐述了人口增长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美国著名的环境学家丹尼尔·科尔曼认为人口增长虽然被视为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但这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规避其国内和全球环境责任而找的一条逃遁之路，因为多数的环境破坏，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后果的环境破坏，实际上是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2］。目前，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0 亿，人口的激增加速着资源的消耗，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但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各地发展情况不同，不能对人口数量是控制还是放松妄下结论，地域的差异性影响着人口数量这一因素在环境问题中的影响程度。

2 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根源

学术界对于技术的使用是在拯救地球还是伤害地球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美国环保主义的领军人物巴里·康芒在其著作《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中指出:“全部的事实似乎已经很清楚。最近一年中造成美国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空前变革”［3］。而在《权力的五角大楼》中，社会批评家刘易斯指出，在技术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大多数人忽视了驾驭科技发展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而只看到了科技应当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面［4］。科尔曼认为，资本主义对谋取利益的高度重视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物欲、效率等价值观，促使技术在危害环境的情况下也要服务于这些价值观［5］。因此，要对技术进行改造，需要构建一套重视生命、视野广阔的社会价值观。我国学者沈满红认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根源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落后，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科学技术的滥用，人们对科技成果的急功近利，以及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6］。王国印认为，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也是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倒U 型及N型等走势的成因，认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要能够使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发展，就可以避免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同时发生的“怪圈”［7］。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能够拯救环境亦能摧毁环境，科技必须进入社会网络之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应合理的界定其在环境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才能避免其负面效应。

3 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是由于其外部性的属性，由于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由于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导致了经济学家推崇的市场出现了失灵，使得价格机制在这里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8］。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交易人数的众多等原因，使得科斯定理难以适用于现实［9］。因此政府以弥补市场缺陷的角色出现，奥普尔斯指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所以具有强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普遍认可的……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它也只是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能做到”［10］。而经济学家也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了环境问题的另一个原因，环境问题的“政府失灵”。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失灵和政府管理失灵。分析过以上两个原因的机制后，经济学家推崇用环境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前者侧重于“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后者主张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去解决环境问题。庇古手段主要用税收、补贴、押金退款等方式来消除环境的外部效应，从而解决环境问题;科斯手段主要用自愿协商、排污许可证交易等方式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两种方法显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该依据具体情况有效的结合政府和市场才能更好的发挥环境经济手段的作用。对于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的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这就是很多人在不断的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动因［11］。很明显环境问题并不单单和经济发展有关，因此前人在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形状，因为它放大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学山等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及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不是仅仅与经济增长有关。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适时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新技术、提倡合理消费观念等是加速环境质量演化的重要举措［12］。尽管很多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做了修正，但任何研究结果都不能作为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支撑。

4 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文化根源

制度在环境问题中也占有重要的角色。罗亚娟通过分析东井村村民、化工厂及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博弈过程，认为环境问题产生并持续的原因是利益获得者和损害承担者的分离，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以及政府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社会格局。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反应了人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失调和人与人间关系的失调，前者需要人们坚持正确发展理念，后者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体制［1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提出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GDP 核算;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调整行政规划区域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并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最重要的一点，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保障，来支持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14］。叶安珊提出，不明确的责、权、利关系，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等阻碍了环境法规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落实［15］。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阐述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16］。这其中的博弈规则是由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的，因此很多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文化这一抽象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刘建涛等认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反自然的文化观，即扭曲的发展文化观、二元论的自然文化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己轻公的道德文化观，共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自然的文化力量，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提出应构建和谐的环境文化来从根本上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17］。聂火云等认为从社会根源来看，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是由于社会结构和体制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从而导致制度、文化及价值等多重失范的结果［18］。贾凤姿认为我国的环境问题从根源上来说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片面的私德观、不公正的伦理观、缺位的政绩观等是引起中国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19］。文化在环境问题中起着深刻的作用，因为它对科技、经济和制度等都有着根源上的影响，但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的根植性决定要改变一种特定的观念及行为是十分困难。如何从文化入手来改善环境问题也许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5 结论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也研究也逐渐多元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人口、技术、经济、制度文化方面的原因，它们通过人类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从而造成了各种环境问题，因此，不能单从一方面来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特别是要重新审视单纯依赖政府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做法。应综合考虑人口、科技、经济、资源及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多层次探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控制方法。随着私有化－市场、中央集权－利维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失败［20］，探求新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便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1］冯翠娟.环境问题现状及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J］.甘肃科技纵横，2011(2):83－85.

［2］王笑笑.科尔曼的生态政治观［J］.科技信息，2011(12)，96－98.

［3］巴里·康芒.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芒福德.权力的五角大楼［M］.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70.

［5］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6］沈满红.论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根源［J］.生态经济，2001(10):22－27.

［7］王国印.环境问题探源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1):11－17.

［8］沈满红.论环境经济手段［J］.经济研究，1997(10):54－61.

［9］吴卫星，印卫东.对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探析［J］.上海环境科学，2003，22(1):9－11.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11］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J］.读书，2000(2):153－159.

［12］王学山，吴豪，陈雯.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4):31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