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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下移中的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

2013-04-11

关键词:生活史农村教师历史

王 莹 莹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长春130024)

视野下移中的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

王 莹 莹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长春130024)

学术视野的下移 促使历史研究从精英走向大众 将生活史研究引入到教育历史的研究中 以扎根基层的农村教师为研究对象,以农村教师的家庭、学校、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考察、口述史、教育叙事等多学科的方法与途径,进行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有利于还原历史的多元风貌,拓展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可成为未来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农村教师;生活史;微观史学;教育史研究

近年来,由于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研究视野下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特别是探讨方法论的重建成为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趋势之后,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现了人类学转向,历史学家逐渐摆脱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史学研究“回到平民,回到日常,回到连续”[1]361,研究重点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不仅研究著名人物的历史,更要研究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历史,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得以展示和认可。同时,“教育实践是教育的日常生活形式,是实践活动者经历的内心体验”,这要求我们的教育研究“回到教育的日常生活世界”,“恢复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命性”[2]。视野下移的教育史研究要求加强日常生活教育的研究,从而使得教育研究回归实践品性成为可能。

由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农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应成为农村现代化的先导。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促进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学生的发展,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一个小学生之好坏,关系全村之兴衰。国家设立小学,是要造就国民以谋全民幸福。因此,全民族的民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3]219毋庸置疑,农村教师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村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国内农村教育研究已经起步,然而学术界对于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农村教师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历史的反思则更为缺乏,这对于农村教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研究农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史,从一个个曾经被历史忽略、然而并非沉默的小人物身上,还原出鲜活的历史场景,成为现实研究的迫切需要。

一 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溯源

生活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是人类学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在意大利被称为“微观史学”(micro history),最早由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提出并践行,由他撰写的《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就是微观史学的代表性作品[4]。微观史学“以在本质上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5]99,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痕迹,对历史上那些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进行细致考察,进而发现“大题目”旁边往往被人忽略的东西,来获得通向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门径。微观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背后所体现的全新史观,在微观史学家看来,16世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一个磨坊主的生活,同那些精英人物、重大事件一样可以在历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一)研究对象微观化。它追求生动立体地再现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并探究其发生和变化的机制,村落、街区乃至个人常常被视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但研究对象的微观并不意味着结论意义的“微小”,以小见大是生活史学的主旨。(二)学术视野下移。从以往的关注精英到关注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三)研究内容包罗万象。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等都属于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等等,都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把日常生活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机结合的结点。(四)他者的立场。生活史学家不赞成对历史上的生活方式妄加评判或滥施同情,主张站在历史当事人的位置上,不仅要身临其境,而且要心在其中,“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会”[6]。

由当代法国两位重要的史学家杜比(Georges Duby)和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总其成的《私人生活史》(5卷本)是生活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为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这套书网罗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自1985年开始编纂,历时12之久,以历史年代为纵轴,从大量的绘画、日记、文学作品以至出土文物中搜寻点点滴滴的历史资料,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为我们讲述私人生活的演变历史,力图为我们还原私人生活的本来面目,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长卷。当然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私人生活的表相的描述上,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影响到文化传统的浸润,从私人权力的变迁到公众社会的发展,从衣食住行的变化到风俗习惯的形成,从生老病死的规律到宗教信仰的日渐衰退,从两性关系的此消彼长到血亲家族的不断解体,用自己严密的逻辑论证,条分缕析,注重从哲学、宗教、心理等深层次上对私人生活的表相加以解释,为我们找出引起私人生活演变的真正原因,探寻主导私人生活变迁的背后力量,从而使微观的个人或家庭世界与宏观的国家社会之间精微复杂的互动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史料运用方面,引用的历史资料有雕塑、绘画、账簿、日记、回忆录和官方文件等,种类繁多,来源广泛,尤其是把历史图像当作证据,以视觉资料为论述起点,带给读者许多以往单独依靠文字来叙述历史的著作所无法给予的信息。这种历史写作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也很快被史学界效仿。

我国学者对日常生活史学的关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按研究方法划分,经历了初创时期的民族风俗志式描述阶段、随后的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和当前在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趋势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的四个发展阶段,研究动向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经验、民族主义想象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研究等层面[7]。期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曾经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也涌现出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这样的著作。然而,生活史在自成体系的同时也面临着潜伏的危机,“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形成一个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8]。因此,为了避免生活史的研究流于琐碎的叙事,应当构建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将个人的生活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中,产生更具有穿透力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问题日渐受到界内学者的重视,传统的治史视野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显出不能满足现实和学科发展需要的迹象,要求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有关理论。随着史学研究视野的下移,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往少数的上层精英,而逐渐面向普通大众,一向被排斥在史家著作之外的社会边缘人物的活动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过去那种只重视精英教育、正规教育的状况随着对下层民众教育和民间教育的关注而有所改观。卜玉华的《回溯与展望——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的世纪转型》对建国后社会大转折时期的人民教师和群氓时期的革命教师的生活状况和职业素养进行了分析。她研究中的教师生活是教师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大致包括身份、地位、职业声望、职业生活等,通过一些带有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加上具有典型性的教师个案的描述和分析,来呈现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教师发展图景[9]。虽然并非针对农村教师,但具有普遍意义,在研究思路上对教师生活史研究的进行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活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通过对清末一位塾师长达四十余年的日记所做的文献研究,彰显了科举废除前后一位私塾教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透析士绅与国家的关系[10]143-173。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和黄书光教授分别指导的博士司洪昌、张济洲都在其博士论文中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及有关理论,东北师范大学袁媛的博士论文《热闹而寂寞的乡村教化:基于建国后石村社会教育历史人类学考察的研究》也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综合运用了口述史和教育叙事。在这些研究中也涉及到对教师生活的研究,为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鉴之处。但上述研究或着眼于学校教育,或关注农村的社会教育,运用微观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专门针对农村教师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

二 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的要素

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对象理所应当是实实在在的“人”,是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教师。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说过:“我们永远别忘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乃是人,乃是如此丰富多彩的人,他的复杂性,无法用一条简单的公式来表达。”[11]27因此,要了解人类全部的生活,就必须以“人”为其研究的基点。当然,历史不仅仅是由王侯将相和英雄人物所书写,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的主导者,默默无闻地为农村教育的发展贡献着光和热,农村教师的生活史应成为农村教育史乃至整个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农村教师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据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以具体化的、客观化的和体制化的三种形态存在,在个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各个情境之下影响着行动和思想,贯穿于个体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中[12]192-201。家庭和社会的耳濡目染有助于增强个人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学校教育主要是有助于积累个人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同时,在家庭、社会和学校中获得的各种文化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的具体化文化资本有助于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更多的体制化文化资本;在接受学校教育,争取获得体制化文化资本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增加。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贝林(Bernard Bailyn)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经对教育史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学校正规教育范围内的现象进行批判,他认为这样不仅不能全面地审视教育,也无法评价教育任务的多样性和重要程度,无法判断教育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13]9-15。农村教师不仅仅是作为农村教育的主导者而存在,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同时也可能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女,衣住行、食色性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不应仅仅局限于他们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还应该包含他们的社会声望、经济生活、家庭和社会生活等。只有将农村教师视为一个“人”,他们的形象才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不至于沦为社会发展的注脚。以他们的生活为结点,我们才能更立体地观察农村和农村教育的发展,深层次地发现农村教师与村落、地方乃至国家之间的互动,系统分析研究农村教师生活嬗变历程及其与国家、地方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农村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教师的生活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问题,并探索农村教师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研究的史料和方法上,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应力求突破藩篱,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但对任何历史研究者来说,文献分析法都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方法。其中不仅包含对已有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再利用,也包括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同样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反映中国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教师生活的有关历史文献,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内容加以分析说明。

对于生活史研究来说,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面向的是基层的农村教师,他们既没有提出著名的教育思想,也没有引领重大的教育变革,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他们依旧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教育史料中少有关于他们的个人记载,他们在教育世界中的真实经历和心灵颤动都被简化为冰冷的统计数字。因此,除了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和统计数据等官方资料外,他们个人的档案、地方档案、口述资料、私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关的史料更应该设法搜集和保存。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的农村教师作为村里的文化人,或出于清高、“耻谈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他们对日常经济生活的记载很少见,能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无人整理。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教的教师大多已去世,现存者也已年迈,若不抓紧时间调查,恐这部分珍贵史料再难见天日,迫切需要我们开始抢救性的口述或影像访谈。因此,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深入到农村教师的生活中去,便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通过田野考察,对当事人的口述资料进行采集和整理,还需要对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做进一步的考证。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文本和口述资料的相互印证,充分利用反映农村教师生活的书信、文学作品、影像乃至网络博客等资料,以及从他们的亲友、学生那里获得的材料,利用图文、影像证史的方法,共同印证其生活历史的真实性。

在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上,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应该注重叙述的运用,教育叙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正如首先将叙事研究引入中国教育史学界和教育研究领域的丁钢教授所言:“我们尝试教育叙事研究和之所以提出‘教育叙事’,并不是为了勾勒一种教育批评,乃是为了接近在中国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各种‘真相’,在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它们会聚在一起,构成了等待我们去考察的教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流动性及其复杂意义常常只有通过叙事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尤其是事件中的个人‘生命颤动’的揭示,也许教育叙事的理论方式是最为合适的方式。”[14]24教育叙事并非单纯为了叙事而叙述,而是通过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揭示其社会与文化意蕴,使研究保持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叙事,以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真实的形象争取广大读者,以生动的描写代替抽象的分析,以温情代替冰冷枯燥的理论,也让农村教师的形象更加鲜活和丰满,这也有利于教育文化传播的大众化,打破“学术自封”的壁垒,为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三 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展望

“人研究历史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政治制度史,研究政策的得失,更主要的(是)对人的生活、生命的一种理解,是研究人的生命史”[15]。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重要导向,随着学术视野的下移,历史研究已经从“阁楼”走向“地窖”,从“精英史”到兼顾“大众史”。我们将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基层,“从书面历史的宏观模式中解脱出来,返回到该历史的基础”,转向当下热腾腾的历史(history while it’s hot)①,转向生活和工作在农村的教育工作者,“把教育从其制度的避难所中解救出来,带回到世界里去”[16]12。这也要求我们深入到农村教师的生活中去,全面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透过个体生活的微观研究,把握个体、家族、社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解释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的还原历史的多元风貌,把握教育和发展的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教师的生活史转换了教育历史记载的对象,拓展了教育历史研究的领域,应成为未来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研究农村教师生活史的同时,要注意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材料问题。这不仅是研究农村教师生活史,也是所有有关底层社会的研究所涉及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当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时,我们是否可以掌握足够的史料来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由于研究者无法进行口述访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不会为自己的生活留下记录,只能依赖精英分子留下来的记录时,生活史的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社会底层能否为他们自己说话?当然我们可以尽量地挖掘他们自己生产的史料,如日记、传记等,但我们同时需要思考:这样的材料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中诞生的?其二,对材料的诠释问题。虽然对农村教师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研究者仅专注于此,便很难超越已有的研究。当我们不只将农村教师的生活作为佐证我们论点的材料,而是当成一种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工具,那么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研究教师问题、研究农村问题的新的典范,不仅利于我们发现新的问题,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反省已有的研究。

注释:

①此说法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批口述史学家。早在二战期间,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一批史学家就立即开展“后战斗访谈”,重新建构当日战况。参见:“History While It’s Hot”,载于1943年10月30日出版的Saturday Evening Post,Vol. 216,Issue 18,p.82。

[1]张小军.历史人类学:一个跨学科和去学科的视野[C]//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邬志辉.论教育实践的品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4-22.

[3]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5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Ginzburg C.The Cheese an 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M].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

[5]Levi G.On Microhistory[C]//Burke P.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6]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N].光明日报,2006-02-14(12).

[7]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J].史林,2010,(5):174-182.

[8]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J].新史学(台北),2006,(4):254-281.

[9]卜玉华.回溯与展望——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的世纪转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10]刘云杉.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活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C]//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1]转引自:(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M].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Bailyn B.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Needs an 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M].Chapel Hill,Virgini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

[14]丁钢.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N].中国教育报,2004-02-19(8).

[15]许斌,定宜庄.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定宜庄博士访谈[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5):83-87.

[16](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 with Downward Vision

WANG Ying-ying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The focus of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elite to grassroots with downward vision.Research on life history of rural teachers introduces life history into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y.Taking teachers who live and work in rural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ir family,school and social life,research of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 will be benefit to recreating the original scene of histor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field study,o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narrative.Meanwhile,it provides new ideas to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Life history will be one of the prevailing trends in the future.

rural teachers;life history;micro-history;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G451

A

1000-5315(2013)03-0072-05:,。,

[责任编辑:罗银科]

2012-12-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建国后农村教师生活样态研究——D村教师生活史”(编号:10ssxt111),“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2011-2012年度课题“建国后农村教师生活样态研究——基于D村教师生活史的考察”(编号:JY110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王莹莹(1984—),女,河南南阳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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