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2013-04-11刘长东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3期

刘长东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云:“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1〕后三句为敦煌本所无，乃后人所续。古今论者或谓此诗是寓某时事的有本事之作，或认为并无本事而属寻常边塞诗，与此分歧相应，各自对此诗的系年亦不同。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而愚以为论者似均未得其解，故兹不揣谫陋，试略考其本事，并据之系年，以就正于专家。

诗之本事，指诗所咏物事、情感的原委。凡诗皆诗人因其见闻感遇而作，而见闻感遇有专、泛之别，所以诗的本事亦可作广狭二义理解。若就广义而言，则可谓无诗无本事，然此义大而无当，故不为言诗本事者所取，如《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云: “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2〕吴兢不以刘孝威所咏为本事，即因其泛而非专。本文所言本事亦仅取其狭义，即专指某具体之事。为免生歧义，故先以明此。

(一)

持《胡无人》诗有本事之论者，当以唐段成式为最早，其《酉阳杂俎》前集卷12云:“李白名播海内，……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3〕北宋王谠《唐语林》卷2亦同其说:“李白名播海内，……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4〕其后，宋杨齐贤即引《酉阳杂俎》以注“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本事〔5〕。明朱谏《李诗选注》卷2虽引其事而错其书名为《西京杂记》，然亦据之而说“白作此诗，盖以寓当时事也”〔6〕。此诗既被认为有本事，古人即据以系年，如《唐诗纪事》卷18云:“此诗禄山反时作。禄山死，太白蚀月云。”〔7〕安禄山反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年)十一月，死于肃宗至德二载 (757年)正月，是则计有功系诗之年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到至德二载正月前后，其所本盖出段成式或王谠之书。元萧士赟亦据天象占验而言此诗的本事，然所系之年与计有功不同:“此诗必作于上元之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书·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后汉·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又主边兵。又《晋·天文志》曰: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李白统言之以太白也。自兹数年之后，安史相继灭亡，恢复两京。即此诗而验诸史，盖可知矣。”〔8〕今人亦有据天象占验而系此诗之年者，如詹锳不从萧士赟的上元年间(760年至762年)之说，而系于至德元载 (756年)，并考云:“按禄山卒于至德二载正月乙卯，与萧氏所引上元元年事固不合。但《旧唐书·肃宗纪》云:‘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又《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见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谪见，所应在人，禄山将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见素曰:福应在德，祸应在刑，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帝曰:贼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说，子者视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验。’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即或‘太白入月敌可摧’之说，出于时人傅会，然此诗之作在禄山初反时盖无庸致疑也。”〔9〕①“ 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当断作“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文意始合韦见素语之旨。詹先生与《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均误。参后文之注。《新唐书·韦见素传》所记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其年七月肃宗即位而改元。詹先生之所以系诗于至德元年，当因此年十月十六日丙申适“有星犯昴”的天象及韦见素所言占验传闻。今人亦有另据本事而系于此年者，如徐嘉瑞云:“按至德元载夏四月郭子仪引兵自井径 (东按，当作陉)出，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与史思明战于九门，思明大败。复攻降赵郡，生擒四千人，诗或在此时作。”②《颓废之文人李白》，原刊于郑振铎编《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兹转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482页。郭沫若亦系此诗于至德元年，唯未言所据〔10〕。

持此诗无本事论者，或不以上述天象占验说为其本事，认为诗中并未专寓某时事;或因查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史实而持异说。前者如清赵翼《瓯北诗话》卷1云:“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乃说诗者必曲为附会，谓某诗以某事而作，某诗以某人而作。诗人遇题触景，即有吟咏，岂必皆有所为耶?……如《胡无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敌可摧’之句，适与禄山被杀之谶相符，说者又谓此诗预决禄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验之法，岂专指禄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骑窥边，汉兵杀敌之事，初不涉渔阳一语也。”〔11〕后者如清王琦注云:“萧氏注……谓此诗必作于上元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书·天文志》，初未尝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萧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当之，误矣。”其《李太白年谱》于至德二载下附考云:“是年正月乙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酉阳杂俎》云……。按新、旧《唐书》俱无太白入月事，其说恐误。”王琦因查无其事，故所系年亦不在安史之乱前后:“玩‘天兵照雪下玉关’之句，当是开元、天宝之间为征讨四夷而作，庶几近是。”〔12〕今人安旗对天象占验之说，与赵、王的态度相近，其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云:“前人以占星之说附会人事，谓白预决禄山之死，固属无稽，至谓白诗系闻太史之占或一时盛传之说而作，仅胶着于‘太白入月敌可摧’一语以解全诗，其偏颇亦显而易见。……故《胡无人》一诗宜从赵翼、王琦说，以寻常边塞诗视之。”并谓“太白此篇当作于天宝初在朝时”，而系于天宝二年〔13〕。巴黎藏敦煌遗书P．2567、P．2552号唐人写唐诗残卷，有李白诗44首，《胡无人》在其中。杨雄即据以系其年云:“此诗的写作时间，一谓作于安史之乱前，一谓在其后。王琦注:‘《酉阳杂俎》云……’……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据此，《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 ‘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又云:“据近人岑仲勉先生考证，殷璠《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四年 (公元745年)或十二年 (公元753年)。……敦煌写本李白诗与《河岳英灵集》李白诗相比较，相同篇目中的许多异文殷璠本多与今本同，敦煌本较殷璠本接近原作。说明敦煌本亦在《河岳英灵集》之前。……我们认为，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 (公元752年)。”〔14〕杨先生既言及王琦所引《酉阳杂俎》说的天象占验，然又据上述两点而系年于天宝十一年，明显亦不以天象占验说为然。今人中亦有不系此诗之年者，如郁贤皓以为“赵翼之说良是，此诗未必指安史之乱，故暂不编年”〔15〕。

(二)

上述歧说主要因对“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而起。笔者以为欲判断《胡无人》是否是寓此时事的有本事之诗，则安史之乱期间有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其天象有无“敌可摧”的占验，该诗有无可能写于此天象发生之后，此三者的确定是下判断的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

在讨论三个前提条件的有无之前，试先述论古今注家所解“太白入月敌可摧”之义。太白即金星，为行星。太白入月，就其字面而言，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月。前揭萧士赟注所引三例均为月掩昴，属月犯恒星星宿，其性质与太白入月之行星犯月相异，且所引例中并无太白，故宜为王琦言其“误矣”。王琦则注云:“《后汉书》: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晋书》:凡五星入月岁，其野有逐相。太白，将戮。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尝为摧敌之兆。太白斯语，其别有所据欤?”〔16〕王琦所引天象虽与李诗“太白入月”之字面符合，然其占验之说又与“敌可摧”相悖，故亦自疑未得诗旨。至于朱谏注云“太白入月，胡有将亡之兆，然后敌人可摧，而犬羊之患易除也”〔17〕，则属臆说。今人则或仅说诗句之意，而未揭其所据，如苏仲翔云:“太白入月:天文现象，占可摧敌，不知何据。”〔18〕或唯引据而无说，如安旗注云:“《史记·天官书》: ‘太白……其入月，将僇。’”〔19〕或误解所引天象占验说之义，以强就诗句之意，如詹锳注云:“太白入月，兵象也，主破胡。《史记·天官书》:‘太白……其入月，将僇。’”〔20〕郁贤皓注云“传说太白星主杀伐，太白星进入月亮，是大将被杀戮的征兆。此用为敌人被消灭的征兆”〔21〕。安、詹二先生所引“将僇”之将，是敌方抑己方之将，《史记》并未明说，然据他书可推知。《晋书·天文志中》载晋成帝咸康“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22〕。《史记》、《晋书》的“将僇”、“人主死”之占，可据《后汉书志》而得其解，其《天文志中》载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23〕。此人主是己方的汉明帝，则将僇之将亦为己方之将无疑。三位先生所引既非其例，所解“主破胡”等说亦失其据。古今注家中，唯瞿蜕园、朱金城最几于其解:“《通鉴》卷九九:道士法饶谓冉闵曰:太白入昴，当杀胡王。李诗或即用此。疑道教有此传说，以励敌忾同仇之思。入月入昴，不妨任意援用。”〔24〕然据本文后面的考证，可知此注亦未达一间而是非两存。

诚如王琦所疑，“太白斯语”的确“别有所据”。史志与李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其实非一。《晋书·天文志中》云:“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25〕郭璞占验语的“月属坎”，所据为《周易·说卦》“坎为水，……为月。……离为火，为日”〔26〕之说，而众所悉知，离、坎二卦所象的日、月均指太阳、月亮，故史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亦同。而李诗“太白入月”之月，则别有所指。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日、月亦指日星、月星。清徐发《天元历理全书》卷4《星经辑要》云:“日，一星，黄;在房宿西。……月，一星，黑;在昴东，……入昴宿五度。”〔27〕房为恒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之一，昴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日星、月星各为房、昴二宿的恒星。二星以日、月命名的原因，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18“日月二星”条引《甘氏星经》所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东。日者，阳宗之精也，为鸡二足，为乌三足。鸡在日中 (东按，此日指太阳)，而乌之精为星，以司太阳之行度。日生于东，故于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毕之北。月者，阴精之宗也 (东按，当以作‘阴宗之精也’为是)，为兔四足，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 (按此月指月亮)，而蟾蜍之精为星，以司太阴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在焉。”〔28〕日、月二星是因位于太阳、月亮升起之处，而被命以日、月之名，用以观测太阳、月亮的运行度数。李白诗“太白入月”之月当即昴宿的月星，诗句所咏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恒星，而非史志“太白入月”的行星犯月。若就月星所属星团言之，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

何以知李诗之月为月星而非月亮?此从以下三点可证。首先，从天象占验来说，战国以来，多以赵地为昴宿的分野，如《汉书·地理志下》云:“赵地，昴、毕之分野。”〔29〕①战国以前未以晋赵之地为昴之分野，如《国语·晋语四》云:“实沈之虚，晋人是居。”韦注:“虚，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传》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实沈，……主祀参，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344页)《左传·昭公十五年》:“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杜注:“参虚，实沈之次，晋之分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372页)而太白星，又如《汉书·天文志》所云:“天下匽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30〕则“太白入昴”必于太白所当、昴宿所应之赵地不利。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云:“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31〕后半句所言为白起伐赵之事，其“太白蚀昴”即含赵国大凶的占验说。又，晋赵之地在春秋时即有狄人与华夏之民错壤杂居，且自鲁庄公、闵公之世起，狄人东侵，东方的邢、卫、周、郑、齐、鲁、宋等国多被狄患，至鲁宣公、成公之世，方为晋国平息〔32〕。狄、胡作为北方民族之称谓，又多相混，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胡即含春秋狄人之裔，李白《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驭胡戎”〔33〕，亦其互文混用之例，因此狄胡所居赵地所应之昴宿，复有前引《晋书·天文志》的“胡星”之称。“太白入昴”自然亦有于胡人不利之占，如《北史·胡长仁传》载北齐武成皇后长兄胡长仁，谋害宰辅和士开，“遂赐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为赵分，不利胡王。’长仁未几死”〔34〕。上揭瞿蜕园、朱金城引《资治通鉴》所载法饶之言，其占亦同。李诗“太白入月敌可摧”之敌，据其后“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句，可知指胡人，故其“太白入月敌可摧”的占验，与《北史》、《资治通鉴》所载二占验相合，可证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食昴”之义。其次，就本诗内证而言，“太白入月敌可摧”下接“敌可摧，旄头灭”句，而如前揭《晋书·天文志》所云，昴七星“又为旄头”，则“旄头灭”之“旄头”适与其太白入月之月所属“昴”相呼应。若其太白入月之月为月亮而非昴宿，“太白入月敌可摧”与“旄头灭”就各不相蒙了。唯李诗“旄头灭”之旄头非用其昴宿别名之本义，而为其引申义，《魏书·崔浩传》载“明识天文，好观星变”的崔浩言:“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35〕李诗“旄头”盖即此“旄头之国”和“旄头之众”的引申义，此义正与其后的履胡肠、涉胡血、悬胡、埋胡之诗意相应。故本诗内证亦可明李诗之月为月星。复次，就李白诗集的内证言之，其《南奔书怀》云:“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36〕诗中的太白、长虹、秦赵，明显是用前揭《史记》之典②其“秦赵”，亦兼用《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之典，以隐喻唐肃宗与永王李璘的操戈内阋。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280页。。李白既用其典，自然知道太白食昴及其占验。不过如瞿蜕园、朱金城所说，在《南奔书怀》中，此典“乃别指军兴之象”〔37〕，而未用其占验一端。故从《南奔书怀》的用事，可明李白并非因不知太白入昴及其占验，遂以互不相干的指月亮的“太白入月”与昴宿别名的“旄头”，拉杂凑泊成句而已。据上三点，足证李诗之月为昴宿之月星而非月亮。至于李白何以不径用昴而用月字，从字音和修辞上推测，昴与旄头之旄，在中古亦音近同，故李白盖于临文之际，以月替昴，用借代的修辞格，既避与旄音同，又取月的月星之义，而不与天象占验相违。

李诗“太白入月”为“太白入昴”的天象，业已得证，那么安史之乱期间有无此天象呢?前揭詹锳引《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此虽可证安史之乱期间昴宿尝被行星所犯，然无以明犯昴者即太白。詹先生又引《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因太白此时在井宿，故詹先生亦疑“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其实，此天象并非传闻有误，《旧唐书·天文志下》云:“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荧惑、太白同犯昴。”〔38〕则见在安史之乱期间，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又，作为胡人之应的昴宿，因其被认为关乎安禄山的运数，在此特殊时期亦格外引人关注，如詹先生引韦见素言:“昴者胡也，……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其后，安禄山果于甲寅之次日乙卯，为其子安庆绪所弒，而合于韦见素臆说而中的预言①韦见素之说有合于数术之理者，亦有不合者。其预言安禄山死的时间所本之理为:“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昴之昏中”，据《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之说(《十三经注疏》，119页)，当在日短之冬至日。陶唐时代用昴在昏时居天空南方午位正中之日，以校正仲冬之月之起讫日。然以岁差之故，节气西退而恒星东行，故至唐玄宗、肃宗之世，“昴之昏中”之日盖已为至德二载孟春正月初五甲寅，而非冬至之日。又，昴为西方白虎之宿，西方为金方，故昴属金。“昴之昏中”时所行当的南方午位为火位。依五行生克说，火克金，故昴金行当火位之时，亦昴所应之安禄山被克死之日。韦见素此说合数术之理。然其对安禄山死之方式的预言则未尽合数术之理。韦见素云:“五行之说，子者视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此说不通之处至少有三。其一、韦言丙、申本同为金，并以此二金隐喻二兵之相屠戮;兼用为子之丙火克为母之申金，隐喻为子之安庆绪克为父之安禄山。其所言为曲说，原属不必。因丙为火，申为金，乃干支与五行配属之古说(见《淮南子·天文》，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277页)。而依五行生克说，丙火、申金本即有相克关系，原不必待立丙申之本同为金以及丙火为申金之子之说而始相克。其二、为立丙、申“二金本同”之说，韦见素以“子者视妻所生”之理，定丙火为金所生之子，而使丙火得其所从生之金之性。金既能生，则必为妻，故韦见素言“金，木之妃也”。韦说实悖《洪范》郑玄注所云“雨，木也，为金妃”(《诗·小雅·渐渐之石》孔疏引，《十三经注疏》，500页)之古说。其三、金既克木，则金当为木之夫，而木为金之妃，故郑说合于五行生克之理，而韦说则违之。。无论韦见素的占验实有与否，如詹先生所说，“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传说之盛益可见昴宿之令人格外关注。而在十月十六日丙申之后的第四十日，又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此天象为李白所措意，亦不无可能。

前文所说判断《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的三条件中，其一、其二皆已具备，最后来看其三，即该诗有无可能写于“太白入昴”天象发生后的时间性条件。如前所述，杨雄考证写有此诗的敦煌残卷“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若据此说，则《胡无人》即不可能写于至德元载的天象之后。杨先生的论证实有未密处，如其推理的前提之一，即“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并不能据以推出“《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因为诗人中有死于安史之乱以后者，如李白、高适、大历中的著作郎李昂等即是②敦煌诗卷中有二李昂，此李昂参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补正》卷1陈尚君的考证，中华书局，1995年，30页。，故不能排除《胡无人》写于安史之乱中。其推理前提之二，即“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此判断本身未经证实，因为《胡无人》即有可能是写安史之乱的时事诗。以未经证实者为论据的论证，显然犯了“预期理由”的逻辑错误。又，据敦煌写本与《河岳英灵集》的异文，既可推出更近原貌的敦煌写本在《河岳英灵集》前的时间先后关系，亦可推出二版本虽有优劣却又并行的共时性关系。甚至还可推出敦煌本在《河岳英灵集》之后，因为有可能是敦煌本虽在后，然其所祖版本优，而《河岳英灵集》虽在前，其所祖版本却劣。杨先生只取其一而不论其二、三，故所推写卷“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的结论亦未必是。如徐俊的考订即可证其误:“原卷实存作者十人，诗一〇八题一一九首。……罗振玉云:‘……以卷中避讳诸字考之，尚为唐中叶写本。’案原卷中凡‘世’皆缺笔，……为避唐太宗讳，而‘诵’字不避唐顺宗讳 (如王昌龄《题净眼师房》 ‘朱唇皓齿能诵经’、高适《遇冲和先生》‘每诵西升经’)。又卷中高适诗有《同吕员外范司直贺大夫再破黄河九曲之作》，考哥舒翰击吐蕃，悉收九曲部落，时在天宝十二载五月，为卷中存诗可考知的最晚创作年代。知此卷编选和钞写年代当在天宝十二载 (七五三)以后，唐顺宗李诵即位 (八〇五年)以前。又伯二五六七卷背载有《癸酉年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记莲台寺于是年正月三日至二月八日所受布施。池田温先生将‘癸酉年’定在贞元九年 (七九三)，可作正面诗卷钞写时间的印证”。徐先生于杨先生所局守因素之外，能综写卷的避讳、诗本事、卷背杂写的纪年等多重根据，以考诗卷的编、抄时间，其说自然视杨说为胜，故笔者从徐说。不过，检视原卷照片，诚如徐先生所说，正面诗卷“篇幅甚巨，书法秀整，行款谨严，为敦煌诗卷精品之最”〔39〕，而卷背杂写的运笔、结体多行书之率尔，且篇幅甚小〔40〕。卷背的书写显然属旧纸再用，书写时间当在正面诗卷抄写之后。故此卷编、抄年代不必如徐说宽至52年的范围，而可缩于天宝十二载至贞元九年的40年之间。敦煌诗卷编、抄时间的大体范围既得确证，若据天象发生的时间，假设《胡无人》可能作于至德元载或略后，并相应下移敦煌诗卷编、抄的上限时间至此年，缩短编、抄时间范围为37年，则新得的编、抄时间范围亦在已确证者之内，二者并不冲突。可见此假设可成立，亦即是此诗有可能写于至德元载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之后。

三项前提条件虽已齐备，而对断定《胡无人》是本事诗来说，三者仅属必要条件。因为尚需排除二情况，即无论《胡无人》写于天象发生前抑其后，均与实际天象无关，李白唯用邹阳等所言天象占验之典而已。此二情况尤其是后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可能性虽甚微，然在逻辑上却必须假设有其可能性，而据目前的材料，还无以绝对排除之。因此，已齐备的三前提并不具断定其事之实然所需的充要条件性，作为考证结论，亦只能说李白《胡无人》诗很可能是寓有至德元载太白入昴之天象占验的本事诗。

(三)

《胡无人》既然很可能是本事诗，则可据以系其年。众所周知，李白在安史之乱中以入永王李璘幕府而得罪。“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于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而次年二月二十日“戊戌，永王璘败死”〔41〕，此诗即可粗系于天象发生至李璘败死的82天之间。

若据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心态，则可更缩小系年的时段。自至德元载春以来，李白由宣州而之溧阳、寻阳等五地〔42〕，求人汲引以报效国家，终因未果而于此年秋入庐山隐居〔43〕。李璘则于其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44〕，李白亦被“永王璘辟为府僚佐”〔45〕。“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 (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46〕，而本月二十五日“甲辰，永王璘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然犹未露割据之谋”〔47〕，李白“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48〕，故亦得预水军，从永王东巡。其后，李璘攻丹阳而露割据之心;占据丹阳后，麾下或拥众叛离，致其旋又败北南奔;至大庾岭而被擒杀〔49〕〔50〕。李白则在“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 (郭)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51〕。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即如此。其入幕前后的心态亦有变化。天象发生时，李白还未从永王而在庐山，此期的心态如《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所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盖以此前干求无果，故有此消沉的归隐之思。又，其后在水军幕府所作《与贾少公书》，回顾应永王辟命之事云:“辟书三至，……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应辟前所作《别内赴征》其一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52〕李白所以会固辞王命，当与其归隐庐山期间的消沉心态有关。而入幕之后，其心境即丕变，如《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永王东巡歌》其二云: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云:“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53〕此类诗句可见李白此期意气昂扬、自负乐观的积极心态。然《与贾少公书》又露相反的心境:“白绵疾疲苶，……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54〕郭沫若论之云:“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55〕可见在天象发生到李璘败死的82天期间，李白有从居庐山的消沉，到初入幕府的激昂，终转为幕府后期的灰心之心态历程。而《胡无人》诗的情绪属乐观、激昂一类，尤其如周勋初所说:“李白字太白，……李白在安禄山初反时，制《胡无人》乐府曰‘太白入月敌可摧’，虽是托言天官家占验之法，然亦寓有比喻义，认为自己在剿灭安禄山叛军的行动中可大显身手。”〔56〕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天象为“荧惑、太白同犯昴”，李白所以不取荧惑火星而取太白金星，容或有周先生所言自喻之意在。而此自喻与诗中“霍嫖姚”之隐喻同，亦与上引初入幕府所作诸诗之自比谢安、乐毅、鲁仲连，如出一辙。李白盖激励于至德元载四月之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于九门，以及十一月之太白犯昴天象，而隐喻以霍去病、太白星，明己亦欲领“汉家战士三十万”，似“太白入月”而摧敌灭胡①此句承学友李瑄先生见教而补，谨致谢忱。。是知在天象发生后的三段心态历程中，《胡无人》诗的情绪唯同于初入幕府期的心态。又，《胡无人》云“旄头灭”，初入幕府期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亦云“所冀旄头灭”，盖俱与实际天象不无关系。因此，《胡无人》亦很可能作于李白初入幕府期间，亦即从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其从“永王正月东出师”(《永王东巡歌》其一)〔57〕的至德二载正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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