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技术伦理根基性的思考

2013-04-11季爱民

社会科学研究 2013年3期

季爱民

上个世纪末，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人类进入了工业化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1〕。随着新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更深广的渗透效应，信息伦理的系统研究与实践论证也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面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提出，本文就信息技术的伦理基础进行相应的哲学分析与透视，总结并体察新世纪所面临的信息伦理困境，从中探究信息技术中伦理之根的深广背景及历史线索，以期促进我国科技伦理界更深入地探讨与争鸣。

一、信息伦理学的缘起

在20世纪前夕，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曾宣称物理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唯天空的远处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一预言埋下了物理主义的唯科学主义信仰。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也为新时代谱写了万物皆流、唯有道德律令永恒的普世伦理赞歌。但是，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革命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惊异的全新世界观、宇宙观;而现代文明的冲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又为人类及其社会提出了变革人生观、价值观的紧迫伦理诉求。到20世纪中期，现代高技术革命更是使得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现出来。

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 (Norbert Wiener)形而上学思考中，物质－能量流与信息流是宇宙创生的两大力量。并且，早在二战时期，在将数学应用于防空高炮的过程中，他就不自觉地提出了信息控制及其将产生现实的社会伦理问题，信息伦理学由此诞生。透过维纳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他的视野中通讯和控制是归为一类的。1948年，维纳在出版的《控制论》一书中提出，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像个体一样的系统，它是通过一个通信系统联系起来的，它也有自己的动力学，其中具有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充当着重要的作用。之后，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维纳则明确地指出此书的主题，就是要阐明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只能通过对信息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实现;就是要阐明信息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因为“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2〕并且，他认为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人类比以往更加需要这个信息过程，通讯和控制作为个人内在生活的本质跟它们作为个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样的，以至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由此，可以看出，“维纳已经将信息伦理学创建为一门学术研究学科，为其搭建起形而上学的基础，使之成为了研究人类本质与社会的新理论、形成了对人类目的的新认识，提供了一种探讨关于社会公正的全新视角，并为我们展示了多种方法论策略，提供了一个对计算机伦理评述、案例及其分析的宝库。”〔3〕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化学战为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为物理战的风潮，那么这以后的世界图景显然凸显为信息－伦理的取向。新的战争哲学与政治经济模型内在地以信息技术为导向，事实上，当代国际竞争态势也恰恰如此运筹。在二战后期出现的核力量正是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才得以成为可能，而之后军转民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信息革命的旋风席卷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囊括全球各个角落。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更是被喻为信息时代、网络经济。信息论伦理学者摩尔所说的“计算机/信息革命”就来源于控制论之父维纳所宣称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摩尔将信息革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前革命时期，这是系统科学的萌发过程，随着第一台计算机ENIAC的问世以及著名的曼哈顿工程的开展而兴起;第二个阶段为引入期，也就是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计算机始用于社会经济各领域;第三个阶段以微机或个人电脑的发展为契机，计算机开始大规模地走入社会生活，广泛地使用于学校学习、商业办公等日常活动，这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渗透期;进入新世纪，随着万维网的实现，电子邮件变成了人们交往的习惯方式，在线商业与银行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标准框架，计算机集成芯片构成了包括医药工程和环境工程在内的其他高技术的核心元件，“计算机在很多层面上彻底地整合到了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从而，计算机革命为开放类技术革命的展示模式提呈了一种典范。”〔4〕第四个阶段摩尔称之为权力阶段。毫无争议，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此时对信息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攫取，一如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意识形态与霸权。

舒尔曼曾指出:“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无疑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5〕可以说，现代技术正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内核之上，也正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其他如生物技术、系统工程、基因工程等才成其可能，而纳米技术等新材料工程、新能源技术、太空技术等前沿研究领域也必然以高速计算与精密系统控制为依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繁衍，信息问题就彰显为新的实践伦理重镇。由于信息技术的尖端性和前沿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和深度渗透，信息伦理的复杂性与系统性也情系内在与必然。尤其对一些重大的全球性议题及其所处困境，牵涉的实际已经不再是一种技术上的难题，而是实质性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我们可以从“科学事业”或“科学共同体”等术语中清晰地理解到信息交流的核心理念与重大功用。尤其是随着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的举行，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纲要之后的低碳经济对于当代信息伦理提出了更严酷、更艰巨的要求。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中的信息伦理问题

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开放的代名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它等同于全部出清与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场。在这种意义下，公共政策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内部受经济全球化所激发的竞争态势，而在于面对复杂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环境以制定全球与区域政策的能力。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格局中，社会问题、社会意识、社会体系及其机制的全球化也氤氲日上。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只有在信息时代才成为可能的普遍现实。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曾提出“全球审美化”的观点，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文化细节的伦理态度、审美趣味的变革影响。而在全球普世伦理的思想中，技术发展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构成内在的道德实在。在很大程度上，信息技术的伦理维度不仅仅是技术研究及其社会应用，从哲学层面上讲，终极关怀的理论之思才是信息技术的原点与归宿。针对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关于计算机硬件指数之升级发展趋势的“摩尔规律”，詹姆斯·摩尔(James H．Moor)作出了技术伦理的相应假设，他称之为“摩尔法则:随着技术革命之社会效应的不断累积，其伦理问题也愈发显明。”〔6〕

在发达国家及其成熟的商业组织中，对信息系统之伦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知识学科门类。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机制和阶级立场，发达经济体对信息系统中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尚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西方的信息伦理学一开始只是着眼于隐私问题和通用计算机的滥用和犯罪问题，对于计算机在其他方面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以及对信息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探究则欠缺关注。其实，一方面，从信息技术的伦理维度来看，构成信息系统两个最重要成分的并不是所谓的硬件与软件，而是人与信息。英国牛津大学的伯拉德·威廉姆斯在对人之为人的思考中指出，在人们的生活中，“道德考量扮演着一个重要的、生成性的、但又常常是不安全的角色。”〔7〕而信息就是力量 (权力)，信息的获取可以改变员工之间，客户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新技术的代言者，这要求我们对信息技术伦理的探究要回到其历史的发展线索。正如埃利亚斯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一个过程，是偶然与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迹可寻的。在埃利亚斯看来，随着人们对自然控制力的增长与加速，人及其社会本身的控制反而出现了悖论性的困境，来自非人力量的危险与威胁减少了，社会网络系统的复杂化使得社会内部的不安全性增加了。为此，他非常遗憾地指出:“在人与非人的力量关系中，人控制自我、控制外部事物的水平相对较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社会所要求和培养的控制自我和控制外部事物的水平却非常低。”〔8〕美国当代知名学者詹明信也曾指出，经济的逻辑与文化的逻辑密切相关，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些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化形态，计算机技术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与晚期资本主义相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正如包容一套关于信息所有权和信息管理的价值、信念和行为的信息文化也是不断发展的，它包括了特定于历史、社会和经济语境的道德定位与内核，因此，信息处理的传统不仅影响现代信息系统中伦理问题的角色，而且影响了这些问题的等级，以及伦理讨论和分析的模式与相应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全球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全球化的信息流通。而在现代社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中，作为社会信息流通和各种传播主要渠道的大众传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文化学者汤普森认为，“文化的传媒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构成特征，就是说，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的特征之一。”〔9〕在汤普森看来，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性的地位。汤普森赞同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意识形态”观，但他批评他们忽视了信息时代文化现代化的媒介问题。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文化被刻画为主体间合理化交往的观念、形式与机制。汤普森则直接将文化分析界定为基于编码与解码规则的主体间符号化形式的产生、传输和接收，而这恰恰内在于传媒产业，信息技术的发展由此构成文化传媒化的基础。显然，汤普森正确地看到了，传媒产业极大地依靠技术与技术发明。电讯与电脑的最近发展为信息传输、储存与调用造成了新的可能，这些发展正在改变着传媒产业，并日益使传媒产业融入于信息的传播以及与传播控制相关的一系列产业。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标志了文化发展的新转向，这既造成了全球性或国际性的广泛影响，也为我国新闻与宣传等重要领域的信息伦理建设给予了启发，为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更新更好的框架。

三、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中的信息化民主批判

早在无产阶级圣经“共产党宣言”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就对科学技术的巨大历史功绩做出了热情的讴歌: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历史进步带来了革命性的作用，技术的进步又为人类社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者又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科学技术所造成的恶果，恩格斯指出技术的使用对人类必然具有“报复”的后果，马克思则批判资产阶级对技术的巨大刺激与需求“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10〕马克思深刻的技术批判思想，成为了后来各种社会理论、科学技术哲学以及广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本源与基石。知识社会学中舍勒、曼海姆等人的思想，以及科学社会学中韦伯、默顿、贝尔纳等人的思想，再到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科学论 (SS)与STS运动，都一脉相承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实践观及其社会批判基本理念。其中，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与社会批判思想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发展风景。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马尔库塞强调从技术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技术理性的统治，使个体异化成机器的工具，人的创造性、自由意志和否定性丧失，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前辈科学技术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基于现代科技现状的交往理性融合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在哈氏看来，公共领域形成了现代公民在公开与合理的社会政治参与实践中所形塑社会舆论的普遍机制，但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专业化与褊狭化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合理化的形式表象之后潜伏着难以承受的殖民化，也即是，随着技术精英阶层与专家治理制度的兴起，技术－工具理性越来越变得利己与异化。“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规模的经济生产、跨国公司，以及私人经济生产领域和国家中的大量官僚机构，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个人越来越依据在一个经济或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位置而被理解。”〔11〕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语言被作为信息的形式载体，而语言、劳动与交往构成了全部生活的基础，所以生活的信息化就内在地蕴涵了社会分析与批判的伦理实质。在现代社会中，从“人”到“公民”的角色转换，就是有意义信息或话语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也是社会行动网络形成的过程，这恰恰是普遍伦理与社会整合的前提条件。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非常典型地融汇了帕森斯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后者则是系统科学革命的应用性社会研究成果。哈贝马斯最激进的观点鲜明地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一书中，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哈氏跟随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取向对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作出了两种变化分析:国家干预的增加与强化，“(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2〕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科学技术化运动不同的一种发展趋势在于技术的科学化，也即是，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就此，科学技术成了资本主义加强剥削与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哈氏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最佳手段来服务于自己虚假民主的实质，以及科学知识与资本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联姻使得社会生活反过来非理性化和异化了，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舆论的深刻影响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观在后来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人物芬伯格的进一步发展。芬伯格在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中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技术哲学体系，其中包括了关于技术民主的信息伦理观。他说:“正如我们从因特网所了解到的一样，计算机不仅有利于控制，而且还有利于交往，而任何能加强人类联系的技术都具有民主的潜能。”〔13〕芬伯格提出了针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同面对的“发展的两难困境”，即在美德与繁荣之间的艰难抉择。他这样赞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的中介，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14〕但是，“随着技术中介遍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掌管机器成了权力的首要来源。……技术合理性的永久标志是生产和社会统治并行的预设。”〔15〕芬伯格接过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传统与技术政治学理念，进一步对社会迅猛计算机化的现实作出了辩证而激进的批判。在他看来，计算机既是技术运行的网络，更是社会交往的网络，信息的传递实质上就是权力的渗透与交接。在高技术的背景下，经济与伦理就像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信息化所引致的自动化更深重地制约了人及其社会的自主与自律，而怎样运用当代技术促进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人性自由与社会民主就变得越发艰难和紧迫。

其实，在广义的科学技术哲学视域中，科学技术已然超越了如韦伯等人对两者截然分界的局限，默顿命题中的无偏见性与无私利性的论题也适当地置于社会历史的框架中。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则打破了理性主义的先验与玄思，即科学作为人类智性的高度结晶，其合理性必然蕴涵在人的历史实践过程之中，这也是布迪厄所确信的科学彻头彻尾的历史性，在他看来，理性绝非“存在于心智结构和语言结构之中，相反，它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于一定的对话和非暴力沟通的社会结构中。”〔16〕

对于当代科学观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象牙塔理念正遭受越来越多的怀疑。传统的默顿规范在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下已被有限理性主义所取代。尽管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力归属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趋向，但他在论述工具理性时却规避了纯粹科学的价值指涉。在后来的知识社会学中，舍勒与曼海姆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将科学知识起源与演进问题置放入历史与社会的语境。在舍勒看来，技术并不是所谓纯理性科学的推广运用，而是人们对实在世界“进行控制的意愿和进行指导的意愿，既共同决定了思想方法和直观方法，也共同决定了科学思维的各种目标”。〔17〕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思想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舍勒将知识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同时，曼海姆对实证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都及时地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采取了反思与批判的立场，但为了维护新康德主义的纯粹理性与普适伦理的旨意，他们又对包括形式科学在内的纯科学知识使用了黑箱操作法。随着二战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负面效应的揭示，对实证主义标准科学观的毁灭性打击来自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问世使得科学进步这一概念整个遭到了强烈的怀疑。在他看来，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新陈代谢只不过是科学家信念与价值的宗教式皈依，整个进程都受到非理性主义心理力量的深重影响。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另一代表费耶阿本德则更为激进地将科学直接地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了。正是由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重大影响，并随着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及其对科学技术论的深度渗透，科学知识的黑箱框架最终被打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开宗明义地宣称，科学知识必然受文化与历史的局限制约，科学家也受限于特殊利益和社会信念的影响。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和必然的联系，“必须承认，科学总是在现有文化资源的框架中运行的，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偶然的知识。”〔18〕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演进为影响深广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四、信息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关于现代伦理思想提出了“认识论危机”的看法，麦氏认为各种道德哲学总是描述着拥有具体的社会观点和文化观点的道德。社会伦理思想的合理性与进步性问题必须置于历史的具体语境里，比如说近代科学革命的爆发，牛顿物理学框架脱离了发展线索与历史背景，就会变得无从理解，以至变成了所谓的不可通约性难题。〔19〕麦金太尔受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大影响，在其早期思想中，他希望将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所慢慢疏离的传统道德拯救起来。西方国家共同的基督教文明只有在与《尼各马科伦理学》所倡导的实践智慧以及后来马克思所开拓的政治实践的道德践履中才能达到新的普适的德性。在后来，麦氏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演进面临着道德传统的艰难考量，资本主义民主的所谓进步其实质却是不断强化的国家阶级集团特权的专制，即事实上被一套虚假合法化理论与历史所伪装的专权，这鲜明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血腥殖民史实中。因而，麦金太尔为现代道德困境提出“后启蒙现代性”(postEnlightenment modernity)的后德性解决方案。他指出道德行动力的习得与提升在于社会关系及活动的开展与展开，而随着现代社会时空范围的加速扩展，社会秩序也不断地区隔化 (compartmentalization)了，即人们面对着多重的社会角色，拥有日益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与道德规范。显然，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违背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用麦氏自己的话说，缺失了整合性与一致性，将导致“伦理学失灵”，即严重失范的道德困境。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信息伦理被包含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民主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的总体阐述中，并直接将科学技术置放到了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战略的关键与核心。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发达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时的基本国策。随着我们全面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更是把科学技术提升到了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也正是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自觉地迎合了世界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江泽民在上世纪末将改革开放的核心定位到了创新方面，1998年6月1日，他在《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中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后来，他进一步强调，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坚持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等重要内容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石。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胡锦涛提出了包括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在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并突出强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于科学技术，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则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基于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这其中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民共享等基本原则。

当今世界，新的通讯技术及其信息网络等前沿问题已经成为众多研究机构与学术单位的必要课题。《美国情报学会会刊》曾经就信息社会化热点问题例示如下: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信息的伦理道德、信息立法与管理、信息国际化问题及知识产权和版权问题等。而《信息社会》则强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对文化期望和社会实践，以及政治影响、“电子民主”、“虚拟社会”、信息文化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伦理问题等。〔20〕

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胡锦涛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特地来到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强国论坛”工作平台同广大网民在线交流，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21〕2009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接受了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并与网友在线交流。2010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他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2〕这正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网络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使得人们面临着不同性质的思想信息，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样性、多变性。因此，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建设，形成引导舆论的新格局，让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提升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框架。

〔1〕路甬祥．我们的时代与科学技术的未来〔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99，(2):7．

〔2〕〔美〕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9．

〔3〕Terrell Ward Bynum．Norbert Wiener and the Rise of Information Ethics，(Eds．)Jeroen van den Hoven，John Weckert．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4．

〔4〕〔6〕James H．Moor．Why We Need Better Ethics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Eds．)Jeroen van den Hoven，John Weckert．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1，p．37．

〔5〕〔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东方出版社，1997．1．

〔7〕Bernard Williams．Morality: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9．

〔8〕〔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9．

〔9〕〔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55．

〔10〕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6．

〔11〕〔英〕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46．

〔1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8．

〔13〕〔14〕〔15〕〔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114，73，79．

〔16〕〔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48．

〔17〕〔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16．

〔18〕〔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201．

〔19〕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7．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