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2013-04-11黄伟林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学

黄伟林，穆莉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引言

1896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意大利的桑里莫逝世，按其遗嘱，从他的遗产中提取920万美元成立基金，将收益授予在和平、物理、化学、医学（或生物学）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这些奖项中，有一项就是让中国人祈盼了百年之久的诺贝尔文学奖。

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由瑞典、法国、西班牙三国成员构成的文学组织选出。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熟悉中文的评委。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程序及原则做了解释。有四种人具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资格：第一种人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第二种人是世界各地所有高校的语言学、文学教授，第三种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四种是各个国家作家学会的主席。诺贝尔奖提名有50年的保密期，除了最终公布的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相关人信息在50年保密期期间都不对外公开。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大致为：首先，从每年无数的提名中去掉重复的、挑选出200个不同的候选人，到2月1日结束提名工作；然后，由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被提名者的的资料向瑞典学院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将200人的大名单缩减为l 5人的名单；到5月份，挑选出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将以投票决定。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l 2位的委员（瑞典学院有l 8位院士）才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即l 2人中超过8票投赞成票，获奖人才能最终确定[1]。按照埃斯普马克教授的解释，当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几个原则：（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艺术创新者；（2）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使他们的成就为世人所知；（3）授给享有盛誉、同时也成绩突出的优秀作家。有时评奖委员会也不得不兼顾国别和地区的分布。但无论如何，评奖工作是独立进行的[2]。

1901年至今的110多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热。中国人对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关注越来越多。新世纪以来，每年十月，许多媒体都会提供专门版面介绍本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精神价值、艺术品质、翻译水平以及文学教育的各种思考。对于一个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大文学家，有着璀璨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110年的空白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对于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然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奖项，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带着这个问题，本文将梳理民国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综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民国时期

（一）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民国作家

种种史料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中国作家。相反，在很早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中国作家投入了关注。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这位主席提到：“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3]鲁迅谢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可以从他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得到确证。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台静农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鲁迅的听闻，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在回信中写到：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迅上九月二十五日[4]

出于对中国文学以及自身文学的认识，鲁迅表达了他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第二年，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另一个曾经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密切关注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京华烟云》曾经获得过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分别是1944年、1972年、1973年、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获奖[1]。

还有一些中国作家曾经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但最终与之错失交臂。例如沈从文。马悦然评委曾在一次访谈中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沈从文1988年还在世，那么那年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他的。”①易丹柯《诺贝尔奖的中国遗梦》，《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22期，也有学者认为老舍（1968年）、王蒙（2000年）、巴金（2001年）、李敖、北岛等曾经获得过诺奖提名，但对此问题存在争议。

（二）赛珍珠的中国书写

曾经有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力荐林语堂为候选人。她激赏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4]她就是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PearlSydenstriekerBnek，1892—1973）。

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幼年随父母一起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数十年生活使她和这块仁厚的土地缔结了深刻的情感联系。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开始以中国生活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赛珍珠”。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广泛关注。“你到美国，处处必有人问你对此书的意见。”[5]不过，这部后来终以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并不被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看好。鲁迅、胡适分别就此发表过意见。鲁迅认为：“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评‘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胡适认为：“此书实不甚佳。她写中国农家生活，甚多不可靠之处。”[5]

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说：“假如我此时不为中国人民说几句话——尽管我完全以非官方的身份——的话，我也就不成为真正的我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已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完全当作了我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将永远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字里行间满含着对中国的热爱。她与当时的中国文人，如徐志摩、梁实秋等有密切的交流往来。越过历史的认识屏障，今天来看，赛珍珠不仅是第一个书写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也是第一个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为中国发出声音的作家。

（三）曾经访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除了赛珍珠之外，还有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20世纪30年代，中国曾一度吸引了众多世界科学界、文化界名人前来访问，如罗素、爱因斯坦、玻尔、泰戈尔、马可尼、萧伯纳、卓别林、郎之万等。其中萧伯纳、罗素、泰戈尔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②其中萧伯纳于1925年获奖，泰戈尔于1914年获奖，罗素于1950年获奖，但因同样参与了此次来华热潮，因而在此处提到他。。

罗素来华期间曾经颇为欣赏上海半淞园极具古典韵致又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园中徜徉了两个半小时之久。

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乘船周游世界，2月17日来到中国的上海。其硬直耿介的风范与鲁迅可谓意气相投。鲁迅有感于萧伯纳来华后中国媒体的种种龃龉失措，撰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等文章。

泰戈尔应孙中山之邀于1924年访华，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回国后他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泰戈尔的作品早在1915年时就已介绍到中国，对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有很大影响。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在她的诗集《繁星》的序言中写到：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幺?’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6]。

正是对泰戈尔的阅读接受帮助冰心开启了小诗的形式。此外，《繁星·春水》中对童年、母爱等主题的歌颂也可以溯源到泰戈尔的诗歌中。

1941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最严峻的时刻，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是他新婚不久的夫人玛莎·盖尔虹。海明威中国之行的线路是香港、广东、桂林、重庆、成都、云南。在中国期间，海明威不仅会见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而且秘密会见了周恩来。之后，海明威发表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海明威到中国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在中国有《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等译本。他文学中的“硬汉风格”以及参加西班牙保卫战的经历在中国也广为人知。因此，海明威到访中国，对中国的抗战，具有鼓舞民气、鼓舞士气的作用[7]。

（四）关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虽然未来到中国，但他们的作品亦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这与民国时期大量西方现代文学被译介到中国相关，也与一批中国文学精英在欧洲留学相关。因为这些缘故，一些西方文学大师开始对中国现代文人的文学创作、批评甚至日常生活等产生深远影响[8]。比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对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梁宗岱以及著名翻译家傅雷都有深刻的影响。

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在《欧罗巴》杂志上发表过两首法文诗和一首王维的译诗，深得罗曼·罗兰的赞赏。1929年，梁宗岱拜访罗曼·罗兰，与之做了长谈。1930年，在德国留学的梁宗岱出版了法文译本《陶潜诗选》，再次得到罗曼·罗兰的推崇。陶潜诗歌给予罗曼·罗兰非常独特的感受，他说：“我发现中国的心灵与法国两派心灵中之一（那拉丁法国）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某种人类学上的元素的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出这样的姻戚关系。”[9]52梁宗岱曾经回忆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在欧洲的时候，侥幸得到和当代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名流接触。这些接触，不用说，对于我人格的修养都有很大的辅助。但是影响我最深彻、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梵乐希，一个是罗曼·罗兰。”[9]56

傅雷与罗曼·罗兰结缘是因为罗兰所撰写的小书《贝多芬》，傅雷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自1931年起，傅雷为了偿还对贝多芬和对这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所负的“精神债务”，先后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三名人传”，还翻译了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罗曼·罗兰起着精神导师的作用。正如傅雷在中译本《贝多芬传》的序言中所写到的：“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显然，这一精神力量是来自罗曼·罗兰精神魅力、人格魅力对译者的触动和影响。傅雷与罗曼·罗兰还有过多次通信往来，传为中西文化界交往的一段佳话。

二、共和国前期

（一）文革前十七年的苏俄文学影响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国人对西方文学的热情转向了苏俄文学。

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由于他“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此前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

在周立波、丁玲、柳青、玛拉沁夫、刘绍棠、张贤亮、陈忠实等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周立波翻译过肖洛霍夫的代表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表现农村地区土地改革的小说创作《暴风骤雨》受到肖洛霍夫现实主义表现技巧的深刻影响，既能在环境的渲染烘托和激烈的戏剧冲突中突出形象特征，又能透过细节描摹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有论者指出《静静的顿河》对柳青《创业史》的影响。“就小说整体而言，柳青追求肖洛霍夫那种气势磅礴的史诗写法。在结构上通过人物来结构作品，主要人物缓缓出场。”[10]一些作家借鉴了肖洛霍夫小说中的乡土情怀。刘绍棠曾经谈到：“《静静的顿河》是我学写乡土小说的教材。”[11]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坦言：“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生活的富有草原气息的描绘，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2]

20世纪50年代，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也翻译出版过他的《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等诗歌。中国诗人艾青与聂鲁达有较多往来，艾青20世纪50年代的部分诗作，可以看到聂鲁达诗歌的某些特点。

（二）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

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的集聚和思想交流带来了机会和空间。一批青年人读“禁书”，唱“黄色歌曲”，举办“文学沙龙”……在陕西、山西、贵州、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过“地下读书小组”。

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被判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西方现代文学名作，如海明威、福克纳等（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

正如著名作家韩少功后来自述：“文化大革命是我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视界才真正打开。”[13]28-32

知青们“开始挣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联系，与此相对的民间知识分子的话语渐渐开始孕育。这是一个知识清理和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后来的一批知识分子，80年代一批活跃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大都是在下乡时读‘禁书’成长起来的，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代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已经并且正在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13]23

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为新时期文学的出现进行了精神营养的准备。当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青年一代突然爆发出来的文学创新，确与他们文革期间的“地下阅读”有关。

三、共和国改革开放时期

（一）获奖作品的翻译出版

1.自发阶段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进入“解冻”状态。各种西方现代文学思潮涌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外国文学热”。许多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国。

当时，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杂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外国文学热”经过两个阶段。前期是重印重版西方古典名著，主要重印重版的是20世纪以前的外国文学，以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代表；后期开始侧重翻译出版外国现代派文学，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代表。

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编选说明》称：

本书主要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属于现代派文学范围内有国际影响的十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作品，以流派为经，时代为纬，分编为四册十一个专辑。第一册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第二册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第三册包括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第四册包括虽不属于某个特殊的现代派，但有过较大影响，属于广义现代派的作品。[14]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读本。它译介的都是活跃于20世纪的作家，其中许多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正是因为这个外国文学读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受到了中国读者广泛的关注。

几乎同时，中国读书界出现了“存在主义热”，萨特、加缪成为青年学生的新宠。萨特与加缪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维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由于大量20世纪外国作家引进中国大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收入了像显克微支、法朗士、福克纳、海明威、伯尔等23位获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在此前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得奖作家中篇小说选》。

2.自觉阶段

1981年，由郑克鲁、金子信两位先生建议，刚挂牌不久的漓江出版社开始了系统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历程。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批图书出版，主持这项出版工程的是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一项跨世纪的出版工程。从1983年至今，已经出版了近百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每位获奖作家的书由译本前言、代表作中译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译本前言为专家撰写的关于这位获奖作家的总论，有时长达数万字，是研究这位获奖作家的重要论文。代表作中译绝大多数从获奖作家作品原语种翻译，译者往往是国内对这个作家最有研究的翻译家。附录包括了授奖词、受奖演说、获奖作家年表、获奖作家生平传记等。显而易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努力从学术、翻译以及多个层面将这套丛书做到最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就在漓江出版社筹备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收录了1901-1982年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共51种64册。然而，无论从译文品质、学术水准、出版规模、持续性及影响力上看，台湾版与大陆版都难以相提并论。

编者、译者、学者的通力协作使漓江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在国内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它使中国读者对世界文学大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有了广泛全面的了解，消除了某些长期存在的偏见、误解和无知的判断。来自不同国度的获奖作家们的获奖作品，直接给中国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养料、新参照和新材料。刘白羽、王蒙、唐、葛洛、张抗抗、谌容等中国著名作家纷纷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张抗抗风趣地把它比作“中药”，认为它对中国作家的文化修养可以起到某种“强身固本”的滋补作用，有助于长期自我封闭的中国大陆本土文学跻身世界优秀文学之林。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桩盛事和壮举。不少外国人士把这套丛书的正常出版当作观察中国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东道国瑞典及北欧诸国对这套丛书尤为关注。丛书的精装本已由诺贝尔图书馆收藏。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埃斯普马克专程到桂林拜访漓江出版社，马悦然教授专门在瑞典撰文介绍这套丛书，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有必要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高度重视。[22]

可以说，正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使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出版从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二）诺贝尔文学奖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

1.现代派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文学的突破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密切相关。从朦胧诗到意识流小说，从探索小说到探索戏剧，中国大陆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是全方位的。而在这学习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成为最具感召力的一个作家群体。苏联的肖洛霍夫，法国的萨特、加缪，爱尔兰的贝克特，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成为对当时中国作家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作家。从当时中国作家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诺奖作家们对他们的影响。

福克纳小说中意识流手法的娴熟使用，令中国小说家无比着迷。1979年始，当时的文坛领袖王蒙连续发表了《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风筝飘带》《布礼》《蝴蝶》6个中短篇小说，开始了他的意识流小说写作，带动了当时中国大陆小说的艺术探索。

当时另一位卓有影响的小说家张贤亮，曾以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享誉文坛，塑造了一批受难者的形象。从他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的叙述语调和构思方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肖洛霍夫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而他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那种融情感和景物于一体的描写方式，又明显地带有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影响痕迹。

1982年，在对赵振开作品《波动》的讨论中，人们注意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作者提倡一种‘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让-保尔·萨特）的哲理”[16]。

评论家如此评价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学，“先锋小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面貌，满足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于文学的‘纯洁性’（去意识形态性）以及‘现代性’的想象与期待。而探索诗歌、探索戏剧以及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涌入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品质，强化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融合程度”[17]。毫无疑问，当时涌入中国大陆并对中国大陆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西方文学思潮、流派，其中的主力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2.寻根文学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南美洲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获奖直接引发了寻根文学的产生。原来，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颁发给经济发达的欧美作家。第三世界国家自然受到忽略。这造成了一个误解，似乎文学的成就与经济的水准是一种正比例关系。而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造成了中国作家的绝望心理，似乎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了与中国作家无缘。

马尔克斯的获奖，彻底改变了中国作家的这一认识误区。在经济水平上与中国接近的拉丁美洲，同样可以产生举世瞩目的文学现象，产生为世界同行推崇的获奖作家。这一事实无疑构成了对中国作家的一个巨大促动。马尔克斯的获奖激发了中国大陆作家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国人对获奖的期许，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热”、“马尔克斯热”，并最终催生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寻根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寻根文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为寻根文学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多样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得以激活。中国文学从“六神无主”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根深叶茂”的时代。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有自己文化的根，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常识。然而，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迷失了自己。反而是因为世界文学提供了范例，使中国文学找到了自我。这也许是诺贝尔文学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一个趣事。

2.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对中国重要作家的影响

《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说，莫言“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这个描述或者有些夸张，但它道出了这位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莫言自己坦言，“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的东西,总是表层”。[18]对莫言来说，马尔克斯是有魔力的磁铁，是“灼热的高炉”，他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被其吸引，但要写出具有民族性的佳作就必须努力挣脱它的魔力。

余华曾经十分迷恋川端康成的作品。他说：“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我吓了一跳。那时候中国文学正是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我发现写受伤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我觉得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后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那时候出版的所有他的书，我都有。”[19]对余华来说，川端康成是其“文学启蒙老师”，“虽然我现在与他相去甚远，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他让我知道了怎么写细部，使我迷恋写细部”[19]。

20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曾托一位朋友帮他从陕西省图书馆借书，他写了如下书目：

印度：泰戈尔的作品（除《沉船》外）；

中国：废名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湘西》，《湘西散记》；周作人的散文作品；

日本：战后感觉派作品；只要有叫川端康成的作品，一本中有一篇亦要借来……[20]197-198

泰戈尔、川端康成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对贾平凹的影响。贾平凹曾说：“用传统文化的美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心境、认识世界的见解，所以，川端成功了。”[21]川端康成的成功启发了贾平凹。他表示：“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20]197-198

新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名单，如莱辛、略萨、库切等。然而，这些获奖新人对于中国作家并不陌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受到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关注、探讨、吸收和借鉴。比如略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翻译家就注意到了秘鲁作家略萨（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作家阎连科就曾坦言自己从略萨的小说中学习了很多写作方面的技巧。

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经有超过110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兴未艾。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中国作家获奖。这一事实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是中国作家的焦虑之一。但是，这种焦虑并不影响中国作家向世界最优秀作家的学习和借鉴。开放的中国再也不会关上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大门。100多年来，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是，中国作家在不断深化自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认识，而诺贝尔文学奖，也在逐渐理解中国文学。

[1]傅光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J].长江学术，2008(1)：9-12.

[2]王宁.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谈诺贝尔文学奖[J].文艺报，1987-7-18(4).

[3]夏榆.埃斯普马克：“我们找过鲁迅，他拒绝了我们”[N].南方周末，2005-12-19(08).

[4]鲁迅.270925致台静农[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80.

[5]谢泳.胡适对赛珍珠的评价[M]//教授当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6]冰心.繁星·自序[M]//中外十大名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231.

[7]杨仁敬.海明威在中国[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8]刘克敌.文人门派传承: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1(5)：71-75.

[9]黄建华.宗岱的世界·生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10]王鹏程.柳青早期佚作散论[J].文学评论，2011(4)：21-25.

[11]郑恩波.刘绍堂与肖洛霍夫[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5)：91-95.

[12]刘祥文.共鸣与借鉴:玛拉沁夫与肖洛霍夫的艺术情缘[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