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元振 柯少冰

（莆田学院中文系 福建莆田 351100）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80年代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0年代末，他又由于某些原因踏出了国门，开始了他漫长的海外漂泊岁月。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其诗歌受到许多外国读者的喜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北岛的诗歌创作，前后经历了文革、新时期，直至当下。尽管历经不同时代的洗礼，并没有使他的文学理念与诗歌本质发生根本的变化。可以说不变的是他的诗歌本体，变的是时代。他的诗歌与时代之间形成了奇妙的逻辑关系：“不变”与“变”，契合与疏离。以“时代”这个文学的外部因素为切入点，将其诗歌按照创作时期及其影响力的迥异分为三个时期：“白洋淀时期”、“80年代”和“出国后”。以这三个时期为经线，历时性地梳理出北岛诗歌的脉络；再以北岛每个时期的诗歌作品为纬线，通过文本细读，进而发现其诗歌与时代之间那种契合与主流化、疏离与边缘化的因果关系。

一、白洋淀时期的“地下写作”

特殊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造就特殊的文学。“文革”这样的特殊年代就造就了“样板戏”这样特殊的文学作品形态，以及“三突出”这样特殊的创作与批评原则。但这只是主流的官方文学形态，与之相对立的还有形态更丰富的非主流“地下写作”。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非主流诗歌群体——白洋淀诗群，就是从事“地下写作”的一个重要诗歌群体。这一诗歌群体的成员主要是由北京赴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北岛也是成员之一。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的诗歌是见不到天日的，得不到发表，只能是地下文学，主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

在白洋淀时期，北岛深受朦胧诗的先驱——食指的影响，开始反思“文革”，他的诗歌充满了质疑、躁动与迷惘的情绪。当时，北岛正处于青年时期，具有青春期的叛逆心理。“由于他对社会的拒绝，因而也就拒绝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革命’价值、规则和意识：由于他的孤立和对个人的持守，而保存了被革命所清除的人文精神和意义。”[1]秉承食指在名篇《相信未来》中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北岛诗歌也固执地追求“被革命所清除的人文精神”。如：“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桌上留下批语……/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日子》)。它给我们展示的是未曾被扭曲过的一种青春生命的原生态：可以用抽屉锁住秘密，可以在喜爱的桌上留下自己的批语，这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和与外部社会保持距离的姿态；在穿衣镜前凝望自己，这是一种自信，也是对个人的审视与反省。诗人顽强地生活在那个疯狂的世界，并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喧嚣之后在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表明疯狂的时代并不影响诗人对理想的追求，被文革遗弃的青春以及其中蕴藏着的可贵的人文精神是值得留恋和传承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青们开始上山下乡去接受磨炼，他们深受“革命”意识的影响，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深信不疑的态度。但是北岛却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头脑和一种怀疑精神。写于“文革”后期的《回答》开始对当时的现实提出质疑：“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这是屈原式的天问，也是诗人积极干预生活，执着探求真理的表征。最后，他代表一代人质问历史，以嘶哑的声音对着世界高声呐喊：“我——不——相——信”。北岛个人的觉醒，让他更清楚地洞悉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同时，这种寒夜中的“独醒”又让他更加渴望温暖：“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儿子第一声呼唤”。(《结局或开始》)然而，这种来自人性最柔软之处的温暖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直被遮蔽的。

显然，北岛诗歌从头到脚凸显出来的是对清规戒律的反叛精神，这是不符合当时主流文学规范的，甚至背道而驰。北岛诗歌在民间广为流传，却被官方边缘化，其根本原因是与时代的主流疏离。但北岛从未放弃过对理想主义的坚执，正如《回答》的结尾所反弹出来的希望：“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正因为此，北岛诗歌才能一直保持着一种高蹈、飞扬的姿态，从不变形。

二、80年代初的主流化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迎来了复苏时期。此时“文革”结束了，由于时代在变，文学的规范也在转变。因此，伤痕累累的文学肌体也在慢慢地恢复其生机与活力。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作为新诗潮的“朦胧诗”高举新的美学原则：“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2]，在论争中逐渐得到了文坛的广泛承认，也开始见到光明，由地下转为公开，成为主流文学形态。对于“朦胧诗”的领军人物北岛来说，担当时代的代言人，以诗歌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为时代抒情成为他的自觉。他的诗歌中贯注了一如既往的反叛精神，其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正契合了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新的政治需求。时代的选择加上北岛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作品被广为传诵，影响异常深远，成为新时期诗歌的经典。

首先，北岛诗歌中蕴藏着的强烈的否定和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对意象之间的对比与反差，以及意象自身隐含的内在张力来体现的。“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走吧》）这首诗写于70年代末，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对象世界。“落叶”之“实”与“歌声”之“虚”形成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落叶”向下吹与“歌声”向上飘又形成方向上的张力。而“红罂粟”这一意象本身就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张力：众所周知，罂粟是毒品的来源，它鲜红而美丽，充满诱惑却是罪恶的化身。这一意象用来隐喻前方的路，极具警示意义。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忌、出卖与仇恨，在开满鲜花的路上或许到处都充满了陷阱。

其次，这种强烈的否定和批判精神，还通过其诗歌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北岛是海明威式的“硬汉子”，是一名战斗者，其诗歌语言也是海明威式的，往往采用一连串具有宣言色彩的判断句，使诗歌语言如擂响的战鼓一般短促而铿锵有力。比如，“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雨夜》)；“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明天，不》)。抒情主人公“我”是诗人的“小我”与时代的“大我”的高度融合；绝对不交出夜晚，谁敢期待明天谁就是罪人，流露出“我”对黑暗的决绝，对特殊年代的黑暗现实绝不妥协的态度，没有半点纠缠，同时永葆对理想的执着和对信念的忠诚。再如，“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在这首诗中北岛他一下子用了十二个“一切”，其中用了十个否定。排比与复沓的结构形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宏大气势，裹挟着澎湃的激情，而且具有力透纸背的穿透力，对“文革”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批判是为了重建，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北岛以简洁有力的两行诗句郑重宣告，以自己为代表的一代人将重新回到“人”这个原点上来，为重建当代文化开始艰难的跋涉。

这一个时期，北岛诗歌由于与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合拍，与“中心话语”的距离被拉近了，成为新时期反思历史的旗帜、匕首与投枪。同时，北岛诗歌也满足了广大从文革过来的读者控诉、反思文革的心理诉求。因此，既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激赏，也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被时代推到了浪尖上，成为文学的主流。

三、出国后再度非主流化

1989年，由于某些原因北岛踏出了国门，开始了他漫长的漂泊岁月。他游历了很多个国家，比如，德国、丹麦、荷兰、挪威、瑞典、美国等国。长期的漂泊岁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北岛诗歌本体的质地，只是让他诗歌的内容形态变得更加的丰富。他仍是坚守其精英立场，与普通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将自己的位置置于读者之上。此时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与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鼎足而立的局面。那么，大众文化是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迎合受众的审美趣味为基点的；商业文化更是把文化与商业利润直接挂钩，把读者的消费需求摆在第一位的。这种时代语境造就了大众文学、快餐文学的盛行；精英文学开始边缘化，它不再是处于聚光灯下受万众瞩目的主流文学；主流文学的发展方向慢慢地从原来的“泛政治化”向“泛商业化”转型。此时，长期的漂泊岁月并没有改变北岛诗歌创作的精英立场，相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就愈加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与时代相疏离，其诗歌也被从中心抛回边缘。

北岛的精英立场首先表现在其文学观念上。正如他在香港的一次演讲的题目——“古老的敌意”，也就作品与生活之间天生的“敌意”，按照他本人的解释就是“一个作家要跟他的时代过不去，要跟他的母语过不去。”[3]他在作品中以自嘲和反讽来彰显心底那种与时代不协调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如：诗人在《醒悟》中写道:“我在冬天的斜坡上醒来/梦在向下滑行/有时阳光仍保持/两只狗见面时的激动”。诗人以冬天的阳光来隐喻自己内心那越发稀罕的贵族精神，“两条狗相见时的激动”则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在《晴空》中他也自嘲道：“诗人落进诗的圈套/他一夜白了头/满楼狂风”。在这些诗中所运用的反讽与自嘲的手法显示了他对当下世界的“敌意”，这种与时代相疏离的文学观念源于他一以贯之的精英文学立场。

北岛的精英立场还体现在他对读者的态度。他反对严肃作家一味地去迎合大众的趣味，而要刻意与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极端的表现之一是对母语的坚守。身处异国语境的北岛，依旧坚持用汉语写作，无视读者群身份的变化。其实，要读懂汉语诗歌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阅读障碍，阅读的人就少了，北岛的诗歌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更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学。北岛却以他的逆反心理，在漂泊的岁月中与汉语的接触更加的密切。在他的诗歌中甚至会直接出现自己的母语——“中文”这个意象，比如：“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慌。”（《乡音》）也许这就是北岛正话反说的“要跟他的母语过不去”，那怕只能“对着镜子说中文”，也要坚守“说中文”这条底线。

北岛的精英立场最终表现在其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由于北岛去国后总是保持着孤傲的写作姿态，一味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致使他的诗歌意象愈发生僻，甚至发展到幽冷的程度。在他笔下，诸如“水泥”、“汽油”、“救护车”、“面具”等毫无诗意的意象均可入诗，并把这些意象强行糅合在一起，进行歧义丛生的非正常搭配，来增加人们的理解难度，以此来达到陌生化的阅读效果，使诗歌成为语言能指的狂欢。如“风暴加满汽油/光芒抓住发出的信”（《无题》）；“真理的火焰发疯”(《明镜》)；“花握紧拳头叫喊”(《守夜》)。本来读者是慕名去读他的诗的，最终因为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而失去了兴趣，北岛诗歌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读者。

四、结语

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北岛诗歌中贵族化的精神气质、精英化的写作立场都是一以贯之的，是“不变”的，“变”的是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让他的诗歌时而成为主流，时而被边缘化。白洋淀时期，极左文艺思潮横行，具有反叛和否定精神的北岛诗歌因与主流文艺思潮相悖，只能处于地下状态。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否定“文革”极左文艺路线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要求，北岛诗歌顺势被推上了主流的位置。去国后，此时的主流文学形态呈现出“泛商业化”的特征，坚守精英立场的北岛诗歌再次被视为异类而边缘化。总之，从“时代”的视角审视北岛诗歌，可以发现其文学史地位的成因，当它与时代相契合时即成为主流，与时代相疏离时就只能屈居于非主流地位。

[1]石军.北方的孤岛——北岛诗论[D].合肥：安徽大学,2006：4.

[2]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3）：55-58.

[3]北岛.恢复汉语尊严殊不容易[EB/OL].(2012-05-18)[2013-3-19].http://v.youku.com/v_show/id_XM jk1MTA4MTQ4.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