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念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9）

张恨水与张爱玲小说内涵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着力表现世俗人生。

就张恨水而言，他的小说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典范，与范伯群对“通俗文学”的定义十分吻合。首先，少年时期培养的阅读兴趣（对才子佳人小说情有独钟）使得张恨水在价值体认上形成“消闲”、“趣味”的文学观。他曾直言，“治稗官之业”是“为人生消遣法之一”，而创作的最初动机是为“糊口”。他本人先天地喜爱儿女情长，后创作小说，既为兴趣，又为职业，故张恨水不拘泥于宏大叙事，而始终立足于读者群体，表现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内容。其次，张恨水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是社会政治大变革、新旧文化交融的“过渡时代”。战争、革命使古老中国的文明体系趋于瓦解，现代工商业、大都市的兴起迫使身处其中的市民接收大量的信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自己对新环境的适应性”[1]。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市民阶层无形中感受到城市变化对人精神上的“压迫”，这种压迫感亟待通过“一种暂时的精神逃避和自我麻醉，生产出一种‘趣味’和‘游戏’的文化心态”[2](P101)得以释放。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为张恨水小说创作提供启示并成为其小说成功之根源所在。

就张爱玲而言，尽管其所属文学阵营较难界定，但是“市井传奇、俗人俗世是支撑张爱玲小说的骨架”。张爱玲自言对“通俗文学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2]在她的小说中也常常显示出通俗文学、市井文化的影响。如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道“唱戏唱到私定终身后花园”，这里“唱戏唱到私定终身后花园”即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情节模式。又如在《小团圆》中提及阅读小说《金粉世家》的愉快和张恨水小说中男主角的形象，都表明其对于通俗小说的喜爱。综观张爱玲小说，其主人公很大一部分是沦落为市井中的遗老遗少、平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究其后期自传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也是将家庭间的琐碎情节——亲人间的间隙、妯娌叔嫂间的蜚短流长、大家族内的勾心斗角一一道来。张爱玲要谱写的“传奇”，是于普通人中见得。

可见，相较新文学作家如左翼作家茅盾与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的都市小说，二张的作品中明显少了一些革命性叙事（张爱玲小说几乎没有）和对城市的现代性想象，而多了一层现实的质感。20世纪30年代夏衍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欢喜冤家》时曾说张恨水的小说“很典型地描画了一幅彷徨在封建势力和殖民地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中间的无自觉又没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态，他们爱好虚荣，讲究体面，对生活没有反省，对不平没有反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模糊的哀伤，怯弱的逃避。……他们苦闷，他们挣扎，他们睡眠在意识底下，只在祈求着一种好的生活。”[4]而今亦有学者指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生存由第一需要成了唯一、绝对的需求”，张爱玲的创作“是试图为身陷乱世中的人们找到安身立命和一种欲望得以迂曲满足的方式”。[4]两相观点的不谋而合再次佐证了二张市民文学观的共通之处。

二

就通俗性而言，根据前述范伯群给予通俗文学的定义，张恨水实为一位道地的通俗小说家；张爱玲则不囿于这个定义范畴，甚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其相悖的现象。因此，尽管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找到二张小说的相通之处，但是从阅读体验出发，我们仍有以下疑虑：一是张恨水小说是否达到夏衍所言的思想高度——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人生哲学观念？二是夏衍之评价于二张的比较中似乎更切近张爱玲的文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笔者认为，同为着力表现通俗人生，二张风格迥然，究其原因在于张恨水小说侧重讲述故事，而张爱玲的小说侧重表达对人生的思考。

张恨水小说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的故事性，而非“革命性”或“某种思想洞穿力”。

对于“故事性”的强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张恨水的写作始终与他“报人”的身份相关联，因此，“故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为“可读性”）成为其小说必不可少的要素。张恨水的成就与现代报刊杂志的兴盛密不可分，尤其是报纸的副刊，成为张恨水小说的“阵地”，张恨水的小说天然地带有报章体制性，小说对于故事性的强调——保持作品饶有兴味和顾全故事情节的连续性——是报章小说为保持读者阅读兴趣而提出的内在要求。其次，张恨水深谙“经营”故事之道。即市场环境需要作家具备某种能力，而作家恰巧具备这种能力，能够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张恨水的写作策略是建立在对市民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化需求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当时那个政治黑暗腐败的社会，张恨水极力描摹出军阀、官僚、银行家等上层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生活丑态，同时又塑造出具有理想气质和侠士风范的人物形象，通过“经以国事，纬以爱情”的叙事结构，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使作品具有合情合理的现实基础；又满足了读者“窥视”上层社会的憎恨心态和内心对于美好、正义的“幻想性”期盼。此外，张恨水的小说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三角或多角恋爱的叙事结构，“言情”成为“张恨水小说成功的一个决定性质素”，[1]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和纠葛成为小说铺展情节的动力，这一点在张恨水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美人恩》、《夜深沉》等中得以显见。再之，尽管市民读者带有“惰性的文化心态及审美趣味”[1]，但是他们也容易在阅读上产生审美疲劳，为此，张恨水善于在小说中通过暗示、虚写、噱头等写作手法和巧合、误会、错过等偶然因素，结合当下流行的时事，增添小说的曲折性和新鲜感。

张恨水开始小说创作的最初动因是为生计，市场需求迫使他必须写出有“故事性”的小说，使作品成为“畅销书”；而他自身又具备“讲故事”的天赋和才能；“需求”与“能力”可谓一拍即合，故而他当然会朝着“受读者亲睐的畅销小说”这一目标前行。

强调张恨水小说的故事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小说的思想性。作为市民阶层的精神消费品，其小说必然相应地反映这一读者群落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啼笑因缘》中沈凤喜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原先的恋人樊家树，投向军阀刘德柱的怀抱，看似被逼无奈实则虚荣心作祟。小说第十一回“钱魔能作祟彻夜无眠”详细地描绘了凤喜在金钱面前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表现出物质因素对女性情感选择的影响力。《美人恩》中的常小南、《夜深沉》中的杨月容、甚而清高孤傲的冷清秋都禁不住富贵生活的诱惑作出了倾向物欲的选择。其他次级角色如《啼笑因缘》中的沈大娘、沈三玄；《金粉世家》中冷清秋的舅舅韩观久；《美人恩》中常小南的母亲余氏；《秦淮世家》中的唐大嫂等在为人处事中都时常流露出对金钱的渴慕。这种爱情对金钱的妥协、亲情对金钱的背叛，即为一种时代特征、“公众欲望”的体现；向物质倾斜的选择态度代表的是“一种市民文化的选择”，是伴随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市民阶层社会价值观的新变化。

张恨水小说蕴含着市民社会变化的巨大信息，“表达了一种新的市民阶层的价值取向、社会情绪或意识形态，代表了他们的欲望要求、正义原则、道德规范”，[1]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其小说相较于早期鸳鸯蝴蝶派小说，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进步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思想性是否达到夏衍所言的高度——“祈求着一种好的生活”——倾向保守主义的生活哲学？笔者持否定态度，即张恨水触及这些“时代新人”并非有意挖掘其身上的特殊性从而提炼出哲学层面的生活经验，而是在面向市民写作过程中的自然呈现。

这种对于生活哲学的无意探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的侧重点在于编撰故事而非抒发自身感悟。二是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情感关系的处理上显示出简单化倾向。其一上文已经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分析其二。

张恨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为富有同情心的正派角色，而女主人公多为意志不坚的少女。作者将女主人公在荣华富贵前的失足沦陷描写成一种性格缺陷，因此在文中并无多少责备之意，甚而通过女主人公在遭遇悲剧后的反思，对其性格弱点予以理解和宽宥。《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梨云、《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沈凤喜、《美人恩》中的洪士毅——常小南、《夜深沉》中的丁二和——杨月容等都属此形象序列。而小说中反面人物——一般为男性（军阀、官僚）——的形象则更为单一，其行为都表现为对民女的威吓和强娶，作者对其的态度显然是否定的。小说中，作者常常不吝笔墨地揭示正面人物的心理动态，却几乎完全忽略反面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出“叙述者对正面人物更知情，对反面人物仅限于对其外在行动的把握及对其心理活动的揣测上”，以此“突显了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及其与人物心理距离的远近。”[5]

此外，小说对于人物情感关系的处理显得精致不足。即便在多角恋爱中，情感可供揣摩的余地仍十分有限。如樊家树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之间，樊爱沈之活泼娇媚；在被沈抛弃后，因关的侠义行为由敬佩、感动衍生出情感；后因关氏父女相助创造机缘，同时因与何家门当户对之便、加之何丽娜的坚持等候，终成眷属。初看，这是一段复杂的感情纠葛，但是却经不起推敲。樊对关之选择像是“情感”排队，有其一（沈凤喜）已无可能其二顺理成章之嫌；结尾处，通过朦胧的笔法“月夜下窗户上两人的身影”暗示着樊何之结合，但这也似樊家树顺水推舟，成关氏父女之情。对于人物间情感关系的简单化处理使得小说的内涵深度明显降低。

报刊作家的身份、文本形态，结合张恨水“消闲”、“趣味”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出张恨水确实在有心地经营小说，而其作品具有的深刻内涵或许是评论家赋予的，他本人未必有那样的考量。

三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业中断的张爱玲回到上海，迫于经济压力，她开始以写作作为生存工具，来渡过难关。虽然渴求早日成名，但是她依然将创作的立足点基于自己的情感体悟，而非受众的阅读偏好。同张恨水一样，张爱玲刻意避开社会、政治、战争等敏感话题，在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上表现出兴趣的缺乏，将目光投向普通市民的生活常态。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张恨水是在市民写作过程中无意间呈现出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张爱玲却是在“刻意”地体察人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命运。张爱玲的成功之处在于，她以具穿透力的眼光和语言，将日常生活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也是其小说与张恨水小说的最大不同。

张爱玲的生活哲学表现在于，她从“普泛性的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入手”[4]，肯定生活的常庸并沉醉于此。在张爱玲的笔下，主人公没有所谓的正反之分，人物的猥琐、卑微、市侩、虚伪都是人性中无法褪去的弱点，有时甚至是一种“奇异的智慧”。[4]《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是“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与有夫之妇娇蕊的相识是充满诱惑的，然而当情欲威胁到“事业”和多年树立的“形象”时，振保退却了。张爱玲并非想塑造一个“伪君子”形象，对于振保，他既非“好人”，也非“虚伪”，“软弱”和“自保”是人性中的固有特点。离开娇蕊的振保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子，然而和“艳遇”相比，婚姻生活显得格外苍白、单调，当发现妻子的不忠行为后，振保索性成为一个浪子，成天在外鬼混。但是，振保最终没有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小说的结尾中，“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个好人。”小说《封锁》同样如此，因空袭停在路中的电车为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人提供了瞬时的相识场所，封闭的环境似乎抽空一切外在的束缚，平日被压抑的欲望和性情被激活，两人从半真半假的调情到相互理解、认同，后竟谈论起婚姻大事。然而，伴随着封锁解除铃声的响起，天真的白日梦豁然惊醒，“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尽管现实生活有种种无奈和不尽人意，人们终归要顺从它，醒悟与不甘都将稍纵即逝。如果说张恨水小说真实、完整地描摹出过渡时代下中国市民社会的深层欲望和命运变迁，却不能使我们摆脱因时过境迁产生的阅读间隔感；那么，由于日常生活哲学具备的恒定性和持久性，我们可以从张爱玲小说中获得跨越了特定时空限制的阅读体验和持续思考。

此外，较之张恨水，张爱玲小说的另一突然特色在于，其小说独有的美学风貌——“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对于人生的失落感、孤独感的洞察和理想之美的颠覆。张爱玲曾言，她“不喜欢壮烈，喜欢悲壮或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没有人性”。她张爱玲同她的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她对于战争、社会动荡带来的破坏性特征十分敏感，而对于历史进步、变革的一面却少有感觉，甚至持保守主义态度，这就加剧了她的失落感。“时代是仓促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6]“圆满”成为一种偶然性事件，不在人的把握之中。《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成为了一对真正夫妻，这在张爱玲小说中是难得的圆满结局。然而“自私的男子”和“自私的女人”并不是因为神圣的爱情而结合，却是“一个大都市的倾覆”成全了他们。《倾城之恋》颠覆了神圣的爱情乌托邦，爱情要在世界末日才可能实现，而在非末日的世界里，永恒的爱情似乎无法实现。

此外，于世俗的书写中，张爱玲小说的深刻内涵还体现在对于人性的辛辣剖析上。这种“狠辣”的眼光与她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而敏感的人格特质密不可分。随着张爱玲自传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的相继问世，母亲黄逸梵对她成长、创作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得以显见。母亲自张爱玲一小为摆脱婚姻的束缚飘洋离去；成年后的张爱玲又因金钱与母亲生出许多纠葛和怨恨；人们终于明白为何张爱玲能以极端冷静且无情的理性将平常百姓间亲情的冷酷、爱情中的尔虞我诈、无聊琐屑、虚荣肤浅淋漓地展现于纸上，甚至颠覆“母亲”这个温柔敦厚的传统形象并“通过文本将其对母亲形象的极端理解和乖戾想象固执地传达出来”，[7]母爱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在其作品中，张爱玲总是表达出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极端不信任和深刻怀疑，这是她作品“苍凉”美学特色之根源。

还原宏大叙事遮蔽下普通市民的生活常态，是二张创作的共同选择。虽然由于生活经历、创作观念、文化底蕴的不同，使得俗世”之于张恨水在于表现内容层面——重视小说的故事性；之于张爱玲，在于主题的表达层面——一种自身对于日常生活的哲学态度。但是，他们都各自为市民小说增添了色彩，于通俗人生中进行了快意的书写。

[1]温奉桥.张恨水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9.

[2]张爱玲.烬余录[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温奉桥.张恨水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9.

[4]王宏图.浮世的悲哀—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哲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5]燕世超.叙述的魅力[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6]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J].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7]高娟.“可怕的母亲”与“巫母群像”[J].山东社会科学，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