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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基于《监守自盗》的分析

2013-04-11屈群苹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关键词:信用政府

屈群苹

(1.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210099;2.浙江行政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基于《监守自盗》的分析

屈群苹1,2

(1.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210099;2.浙江行政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监守自盗》是一部对次贷危机成因、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作了非常完整诠释的纪录片。结合危机爆发的背景与成因,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他们各自缺陷及双方博弈分析可知,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加强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做好市场秩序的监督者和维护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内部治理,实现政府角色的合理归位。

博弈;市场失灵;政府职责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世界经济,并迅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我国经济也未能幸免。如何根据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框定政府的职责权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2008年金融危机回顾剖析

《监守自盗(Inside Job)》是一部对次贷危机成因、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作了非常完整诠释的纪录片。开篇先介绍冰岛案例,“已经在历史发展的终极稳定阶段,却在2000年起开始放松管制、宽松经济政策,引发的灾难,首先是环境,然后是经济体系”。银行大胆举债,一手主导的过度膨胀使经济体系变得极其脆弱,金融监管机构无所作为,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投靠了门前停满SUV的富得流油的银行。然后,时代感强烈的炫目片头把故事拉到纽约。

这部记录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华尔街投资银行从早期的合作模式到管制时代的种种人和事。其间,要求、呼吁管制的人如何被踢出局,银行总是罚钱了事,而不是被调查和管制,最终五大投行、两大商业银行、三大抵押保险和三大评级机构开始组成新的房贷产业链,次贷开始生产。第二部分里房价飙升,银行业的去管制化还在深入,并走向不可思议的疯狂。投行的高管们纸醉金迷,色情、毒品都成为商业开销。尽管很多正面的采访者表示知道这其中存在诸多风险,但是真正的掌权者都伪装成万事大吉,甚至到了投行开始在AIG买保险来赌房贷什么时候崩溃时,还是没人愿意行动。第三部分描述各种各样的忠告如何一次次地被忽略后,终于有一天,一切坍塌。然后,危机扩散,波及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第四部分开始责任追溯,这是最尖锐的一章,最后以这样一段话结尾:“他们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他们,但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太复杂,我们弄不明白,他们保证这不会再发生了,他们会花数百万元拯救局势。这不会很容易,但是有些事情,值得这么做。”

次贷危机实在牵扯太广、太深,该片已尽力筛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最大限度地处理能接触到的素材。《Inside Job》是一部非常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的纪录片,讨论视角还投向金融体系外的整个社会,涉及通货膨胀、房价飞涨、两极分化、教育昂贵、政经一体和权钱交融。奥巴马在自己的总统竞选中谴责过以上的现状,但在他上台后,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一个人、一个公司被起诉或拘捕,那些曾经的内部运作者甚至大部分还在位,继续享用他们的高额收入。总之,该片对次贷危机的前因后果,从形成、放任、发展到破灭的过程的解释是非常完整的,对银行评级的描述和经济学家有偿研究的分析也非常有说服力。

二、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与磨合

政府与市场的的博弈与磨合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和研究重点,也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一对基本矛盾。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市场取代政府,认为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罪魁祸首;用“看不见的手”约束市场会带来经济繁荣,可以使人们在有限知识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行动。该理论的出现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革命和改革运动高潮的出现。

然而,市场本身并非十全十美,即使在完善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也不可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来避免自身的缺陷即市场失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看不见的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会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而将经济引向歧途,因此需要政府履行职能,发挥“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市场的失灵为政府的普遍干预和政府规模的扩张提供了理由。可是,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代表政府的监管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很难保证他们在执行监管活动时不是从私利出发来增进自身及其家族利益的。另外,政府监管措施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监管措施所依据的市场情况会发生变化。恰当及时的政令和措施对于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不恰当、不适时甚至错误的政策判断和决定有可能破坏经济运行,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

制度学派与选择学派既不赞成把政府仅仅看作是“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赞成把政府看成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者的政府干预理论,而主张政府对市场有选择地干预。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认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适当干预的标准就是政府干预活动的交易费用必须低于市场活动的交易费用,否则就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和无效率。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颇具价值的分析。他主张政府应干预市场的长久性失败,而暂时性的市场失败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进行调整。

政府和市场都有其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但是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一切组织关系,包括一切系统,都含有而且还生产着既对抗又互补的力量。一切组织关系都离不开互补性原则,并将其现实化,它们也离不开对抗性原则,并或多或少地将其潜在化……于是互补性原则在自己怀里养大了对立性原则。”①[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存在,发挥政府的作用也不应该排斥市场的功能。尽管市场存在一定的失灵现象,但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政府监管的目的不是对市场的自由作出严格的限制,而应围绕市场,纠正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及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弥补监管漏洞,为金融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应当以尊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法律规范为前提,调整好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当好经济运行的合格“裁判员”和优秀“服务员”,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完善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许多新形势和新问题,政府与市场的不协调得以充分暴露。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发挥我国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合力”。从政府和市场方面制定相关的措施,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归位,是关系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关键。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经济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十二五期间,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即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全球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是祸还是福,关键在于该国政府如何看待认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尊重规律,更新观念,处理好自身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的方向。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要履行职能,发挥“看得见的手”的有益作用,就必须在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危机预警和反馈、保障经济安全运行、强化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危机不仅对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作风、创新意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强化了政府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安全以及突发性灾难危机的关注。我国政府需要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快转变职能,提升效能,科学决策,规范行政,重新定位政府管理经济的角色,为金融市场提供最佳的制度环境和最有效的法律保障。

其次,完善监督公开机制,弘扬法治精神。金融危机背景下,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往往扮演了强者的角色。这很有可能破坏经济运行,加深经济危机的程度。在公共权力行使中,社会监督与约束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契约关系的一方,政府有责任公示信用、接受监督,公众有权利了解信用、进行监督。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政府必须看到问题之本质并寻求信用扩张的合理边界,才能够真正化解金融危机与风险,否则必将产生新的、更大的金融危机。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权力监督和制约,对于有效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出于健全人民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目前,我国有很多法律条文和制度规范,但我们的监督制度是缺位的,尤其是惩戒制度不到位,使得法治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只要我们真正在内心深处树立起尊崇法律、认同法律的理念,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这一过程就一定会充满创新和活力。

最后,打造信用政府,提高责任感和回应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依照趋利的“经济人”假设,如果不守信的成本小于最终获取的效益是可预见的,那么政府便可能会运用公共权力阻碍政府信用的履行。这极易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与脆弱性,甚至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尽快建立政府守信监督机制和守信激励引导机制,发挥市场和社会的监督作用,完善政府信用评估制度,严厉打击破坏金融信用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诚信自律和诚信管理方面的功能作用,真正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诚信约束环境。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东西方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对任何一个政府而言,政府信用管理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信用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基础是完整的私人产权,私人产权是信誉的基础,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相应的,政府信用的基础是有限的公共职责和公共权力。政府诚信而社会诚信,社会诚信而国家富强。尽管人类历史上信用扩张的方式千差万别,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千姿百态,但这些危机的产生基本上都是信用扩张过度所致。快速扩张的信用一旦突然减弱,股市、楼市等价格就会出现剧烈波动,后果可想而知。

[1]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J].北京大学学报,2004(1).

[3]何显明.信用政府的逻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D922.28

A

1673―2391(2013)09―0068―03

2013-04-02 责任编校:王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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