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兰，任鲁萍，梁霞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工会理论研究】

工会“两个普遍”方针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影响

梁守兰，任鲁萍，梁霞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全总提出的“两个普遍”方针，其目标要求是，2011年至2013年，全国企业法人建会率达到90%以上，普遍实现企业法人建会；从2011年起用3年时间，到2013年底80%以上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两个普遍方针”深刻反映了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这一方针的贯彻实行，对于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都具有重大意义。

“两个普遍”；劳动权益；工会社会作用；工资协商；低端产业链；经济增长方式

在2010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十五届四次执委会议上，王兆国同志在代表党中央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普遍”方针，其目标要求是，2011年至2013年，全国企业法人建会率达到90%以上，普遍实现企业法人建会；从2011年起用3年时间，到2013年底80%以上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两个普遍方针的提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关系的日趋快速复杂的发展变化，是工会组织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总结。

一、两个普遍方针深刻反映了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我国发展高起点产生的新问题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方面特别是经济总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经济财富不断壮大和积累的过程中，也累积了了很多社会问题，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诸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反映就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扩大，并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1、GDP总量世界排名第二，贫富差距却急剧扩大。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但是，收入差距却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例如，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1]。

2、劳动者的权益某种程度的下降。近些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由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如“通钢事件”以及部分地区“出租车停运事件”、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等，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收入方面，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更多一点的工资收入[2]。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劳动权利的逼仄，以及由此带来的尊严挫败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走向共同富裕”。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比如微观经济学的精髓，我们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是以公平为基础。帕累托改进的核心是如果一种改进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能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否有助于实现崇高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到“理想王国”。我们必须改善的是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社会贫富急剧扩大、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现状。

3、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严重不足。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吸引投资、吸引外来资本的最大优势之一，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追求劳动力的廉价，而是达到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国内消费的贡献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迫使企业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透露，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3]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例如，从我国出口“晴雨表”广交会的情况来看，2012年的春季广交会出口成交360.3亿美元，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4.8%和2.3%，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到会采购商和成交金额分别下降15.5%和5.6%。[4]受此影响，中小企业经营陷入困局。

内需不足的另一方面是对于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据社科院的一项调查，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投资在重工业、基础建设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主要是国企，而且由于更多的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挤压。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工商联匡主席表示，“不管是在国家新增信贷额度分配上，还是在国家刺激性投资计划上，几乎都变成‘国’字号企业独享的盛宴。”[5]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其创造的GDP占到全国的66%，承担的全社会就业人数更是高达70%以上。但是据银行负责人介绍，在2012年度1月份已实现新增的贷款中，90%以上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中标的政府工程,[6]导致的后果是央企拿着大把的钱炒地皮，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内需提振无力。

郎咸平教授曾经深入浅出地分析过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假如A先生雇佣10个工人挖矿赚到100元钱，第一种选择：10个矿工每人1元钱，自己90元。第二个选择：10个矿工每人5元钱，自己50元。第二种选择的结果：矿工1元钱温饱，再花1元钱买其他消费品，A先生可以建一个大卖场，并聘10个女服务员，矿工和服务员成家生小孩，又拿出1元钱买婴儿用品，A先生可以开发婴儿产品。最后这对夫妇手里还有2元钱，要住房子，所以A先生就开发房地产，矿挖完了，其他行业发展起来，小镇富裕了。A先生的第一个选择结果：每个矿工1元钱不能有其他消费，矿挖完了矿工失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A先生只好再拿出40元钱建高速公路，让矿工就业，建好以后再失业。会有很多的水泥钢材消耗，但是其他消费不足，但是A先生口袋里还剩的50元钱,不差钱，只好炒房子、买奢侈品、盖豪华别墅。——这说明不能够藏富于民的结果就是贫富急剧分化，产业结构极不合理。

（二）廉价劳动力、低端产业链严重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压制劳动成本的做法可能在短期内对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利于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并使企业得到更多利润，但长期看，缺乏正常的劳动投入，必将损害整体经济的运行，包括企业自身利益。

1、企业热衷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缺乏创新和改革的动力

对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的结果是在国际分工中不断滑向产业链的低端，失去产品定价话语权，其产品附加值和利润将不断受到挤压。

就以苹果的全球之旅来探底中国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华泰联合证券对苹果利润研究报告显示，每部iPhone手机，苹果公司占据其58.5%的利润，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公司占据了约10%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成本只占了1.8%。同时在iPad的利润分配中，中国企业所得的利润占比也仅有2%。[7]iPhone中价值32%的零部件从三星采购。中国只不过生产着iPhone中可替代性较强的一些零部件，例如连接器、耳机、表面玻璃和包装盒。许多在中国生产的苹果零部件，是以牺牲中国工人的健康为代价的——由于工厂要求工人们使用有毒物质“正己烷”擦拭iPhone的触摸屏，导致多名工人中毒，为了保证机台的无尘效果，最初胜华科技用巨大的塑料垂帘将整个机台包裹起来，五六个工人在里面工作，感觉很闷。后来经过苹果同意，才将这些垂帘按照比例卷起来一点。记者采访富士康成都基地的情况显示，招工时承诺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2小时，实际加班则达四五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工人流动性较大。在富士康的压力之下，四川省“1号办”每天疲于应付富士康的招工工作。[8]低端劳动力的路径依赖，不仅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且最终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经济运行模式陷入恶性循环。

如前所述，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位，使经济运行陷入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微薄－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阶层作为我国当前人口主流，其收入状况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3、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

低价劳动力表面上让更多人实现了就业，但实际上这却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劳动者十八九岁开始从事高体力、低知识的工作，很多劳动者到三十多岁体力开始滑坡，四五十岁就业就有困难，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增加社会负担。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远不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几无用武之地，只能实现低层次就业。这种“低投入、高消耗”、“高学历、低就业”的用工方式，过分贪图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最终致使企业无法建立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痛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耗费在几个简单的、功能单一的操作上，他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运用他的创造力解决难题。他自然而然地失去努力的习惯，甚至丧失了兴趣和交谈的能力，也不会怀有任何慷慨、高尚、温柔的感情，进而连日常事务也不能处理。对于国家的重大而广泛的利益问题他完全没有概念-----这种工作甚至损害他的身体功能，使他不再有精力和毅力胜任任何除了正在伤害他的那份工作。他在本行业获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丧失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为代价。在任何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占人口主体的贫穷的劳动阶层必然会受到上述的伤害。”今天我们回顾这些经典的论述，仍然发人深思。

由此可知，分配财富与积累财富一样重要。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要使消费拉动经济，必须提高职工收入，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所以，转变增长方式，劳动关系协调是前提。

基于此，政府的执政目标也要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从2009年“两会”的“保八”到2010年两会的“有尊严的8%”,2011年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2年GDP增长预期调低到7.5%。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性转型，而不是纯经济问题。因此，把社会发展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十二五”和此前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大不同。

二、落实两个普遍方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劳动者、企业和政府迫切需要工会组织的代表和表达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稳定，局部不稳定，2010年不稳定开始快速蔓延。主要诉求是涨工资，主要方式是罢工，罢工取胜比重高，蔓延快。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关系双方在某些地区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1、劳动者人数多，某些区域集中程度高。广本26万人，富士康80万人。

2、劳动者维权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第一代农民工特点主要是进城务工养家糊口。第二代农民工特点是，很多没有农村劳动经历，追求城里安家立业，实现个人价值。而且受教育程度高，择业时更关注薪金、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维权意识较高，熟悉现代网络传播，容易形成群体效应。

3、现代企业管理方式需要和谐的劳动关系。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中的零库存，只要某个产业链环节上出现问题，整个生产线停产，损失巨大。例如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中，据本田零部件公司中层管理人士估计，公司每天生产变速箱2400台，以一万元内部价格卖给广本和东本整车厂，一天产值为2400万元，加上其他业务，一天产值达到4000万元。若以此计算，从5月21日到28日，本田零部件公司因停工造成的损失已接近3亿元。[9]所以企业迫切要求稳定的劳动关系。

4、工人自发维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合理的一面，一方面自发和无序。所以，落实两个普遍方针，工会有组织依法有序的维权是党和政府对工会的迫切要求，否则，工人阶级队伍就会发生分裂，以致动摇党的阶级基础。

劳动者群体的变化，也间接告诉我们，如果说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因此，两个普遍方针的提出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与时俱进的现实选择。

（二）消除工资协商的重重顾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辩证认识工资协商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涨工资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企业效益下滑资本外移。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观察，涨工资的目的是变“竞次”为“竞优”，对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廉价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和“倒逼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调整产业结构。

以台湾的经济转型为例，自80年代中期起，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其一，随着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由1985年的39.9∶1持续升值至1992年的25.4∶1，升值幅度达36.3%，结果使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其二，继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效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1993年启动运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更大挑战。其三，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击”的困境。与此同时，台湾内部环境亦发生剧烈变化，一方面，随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平均国民所得水平提高，年青人不再愿意从事较艰苦的体力劳动，这就更突出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力短缺的困境，台湾的工资水平因此大幅上升。结果，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但在此过程中，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升级，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较顺利地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首先，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1987-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6.89%提高为30.26%，在四大类制造业中的比重从末位升至首位；而同期传统民生工业则从首位降到末位，所占比重由31.52%下降为17.54%。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至37.8%。[10]其次，电子信息产品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新支柱。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从80年代中期起，电子信息产品取代纺织品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台湾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512.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4.54%，而纺织品出口152.19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10.25%。[11]根据预期，2015年台湾晶圆总产能将达408万片，占全球晶圆总产能的25%，日本占全球晶圆产能比重将约18%；台湾将进一步拉大与日本间的距离，跃居世界第一[12]。再次，技术密集产业成为台湾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1991-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5%，就其增长来源构成看，劳动生产力增长5.1%，就业增长1.4%。而台湾劳动生产力仍能维持5.1%的增长水平，主要因为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增长，促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持续提升。1991-1999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持续平均增长7.4%，而传统工业及基础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显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平均达5.3%，高于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13]

所以，工资协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目的是摆脱毒瘾式的对廉价劳动力吸血和深陷低端产业链的困境，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以工资协商为契机破解单纯的GDP发展模式。

有人说工资协商会导致就业萎缩，这种观点其实还是简单的GDP发展模式。目前，我们的工人在全世界工作时间排名第一，工资收入排名为最低之一。我们的涨工资可以与缩短工时并举，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可以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的“两班两运转”纠正为“四班三运转”或“五班三运转”，增加企业生产线劳动力使用总量，扩大就业，减轻劳动强度。还可扩大消费市场。提高基础工资也可以减轻劳动者为提高收入维持生活而不得不选择超时加班的压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者从事体面的劳动，享有体面的生活。

3、以工资协商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前，对于工资协商要求最为迫切的是中小企业职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2010中国（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14]但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201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仍然是挤压小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大部分行业原材料成本较2010年上涨约20%至50%；服装行业原材料面料价格甚至上涨了30%至80%；珠三角地区的小企业工人工资相比2010年上涨了20%至30%，已经缺乏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因此，改变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为劳动关系双方留出工资协商的谈判空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也引发了所谓通货膨胀的担忧。但是，小企业的资金总量中只有12%来自于银行等渠道融资。如果一味开大货币“龙头”，即使往市场里“打钱”，所谓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结果货币也不会流向中小企业。所以货币宽松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降税的政策要比大开货币龙头对小企业更为有用。所以，涨工资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两高一低”——国家财政和企业利润高，劳动者收入低。涨工资不是“注水”，而是让财富分配更合理。——政府财政让税，企业利润让利。尤其是财政让税，过去十几年来，我国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速，2011年前8个月，中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15]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大，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或者产业升级以及提高劳动者收入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有搞活中小企业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型和健康发展。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没有工会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通过工会组织代表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协商，建立企业内部工资决策的制衡机制，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全总提出的“两个普遍方针”，深刻反映了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这一方针的贯彻实行，对于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都具有重大意义。

[1]上海酷爱网.2010-05-10.

[2]凤凰网财经.2011-01-30.

[3]人民网.周小川：对外贸易占中国GDP比重已超60%。2008-05-10.

[4]欧债危机阴霾下，我国出口下行压力将持续[N].中国经济时报.2012-05-24.

[5]搜狐新闻.2009-03-13.4万亿投资受益最大是国企民企渴望公平

[6]融投资盛宴不能让国企独享[N].中国青年报. 2009-03-12.

[7]苹果利润链中国只赚2%大众网-齐鲁晚报. 2012-10-05.

[8]四川部分公务员未完成帮富士康招工入厂顶工新浪网-国际在线.2012-04-29.

[9]本田停工门续：整厂全面停产，每天损失2.4亿元[N]东方早报.2010-05-28.

[10]晶圆生产台湾跃世界第一[N].工商时报.2012-01-16.

[11]陈斯敏.台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其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研究[C]豆丁书房.

[12]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2010-09-27.

[13]新华网.2011-09-13.

（责任编辑：张希宇）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Two Generals”Principle to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

Liang Shoulan,Ren Luping&Liang Xia

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Two Generals”Principle,presented by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ACFTU), are from 2011 to 2013,more than 90%of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corporations will have set up unions,and the unions in enterprise corporations will be generally established;by the end of 2013,more than 80%of enterprises that will have built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a system of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s within the 3 years,and that the enterprises having built trade unions generally carry out the system is basically realized.“Two Generals”Principle profoundly reflect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the trade union work,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incip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workers,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attern,and realizing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wo Generals”;labor interests;social role of trade unions;wage negotiation;low-end industrial chain;economic growth mode

D412.6

A

1008—6153（2013）01—0005—05

2012-10-26

梁守兰（1955-），女，山东宁阳人，大学学历，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山东工人运动研究会副会长。任鲁萍（1963-），女，山东长岛人，历史学硕士，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梁霞（1976-），女，山东济南人，历史学硕士，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讲师。